Proton @Proton@qoto.org

@weiblue 我之前也看过《文化失忆》，但是我下载的那本电子书排版是错的，章节和内容不对应，所以只看了一点，记得我读了雷蒙阿隆的那一章节，而且不久后读了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绝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并不是不知道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下那些可憎可恶的事态。然而,他们却想出种种理由来为之辩解,说那都是由外因所造成的,诸如沙皇专制政体的遗毒,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等等。他们还认为,苏联是以史无前例的努力来建设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缺点。英国作家阿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 此人曾于1932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并且在苏联居留了一年,但在1938年就脱离共产主义运动了。他写出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说明那是一种什么思想状况,使那些共产党人以及那些共产党的同情者得以容忍苏维埃政权残害其人民的大清洗和大饥荒。其文如下：

“我学会了自觉自愿地把事物分为两类：凡属那些使我震驚不已的事,我歸之为‘旧时代的遗留’；凡属那些使我欢欣鼓舞的事,我归之为‘未来新事物的萌芽’。自从在自己头脑里安上这样一个自动分类器,才使得一个西欧人还能于1932年寄寓在俄罗斯,并且仍然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柯斯勒还把参加共产党比做精神上的一次脱胎换骨。他写道：

“谁参加了共产党,若说他是‘见到了光明’,那还不足以形容惟有其本人才感觉到的精神上的愉悦。……拨开云雾见天日,新的光芒从四面八方射来,头脑为之一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就像玩拼板游戏的那些凌乱的板块一样,一经拼起来,立即形成有模有样的东西。现在,对一切问题都找到了答案,过去所为之困惱的疑虑和思想斗争完全冰释……此后再也没有什么难题会擾亂其内心的平静。——他所担心的,就是怕以后这个信仰会幻滅,从而失去这个唯一使其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信心,又回到黑暗中去。”

在北欧诸国以及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没有多大的市场,莫斯科方面只能在自由主义者和“同路人”中找到可以供其使用的盟友。这些自由主义者和“同路人”,绝大部分都是知识份子,他们不必参加共产党,却在为共产党的目标尽心尽力。他们对共产党非常有用,因为他们不是党员,却起到党员所不能起的作用。党员说话,那会被当做是奉党的命令行事,而他们说话,那只是申述其个人的信念。这种同路人的心态,可以拿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为例来说明。在1919年,斯蒂芬斯为苏俄题了一首有名而且常常被引用的赞美诗：“我在苏俄看到了人类的未来,那是多么美好！” 后来查明, 这首诗是他在乘火车从瑞典到莫斯科的旅途中写的,人还没有踏进苏俄的国土呢。接着,当斯蒂芬斯在捷克那风景绮丽的休养胜地卡尔斯巴德(Karlsbad) 度假时,他又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矢忠于俄罗斯,在那里,展现了人类的未来。我坚信,俄罗斯一定会胜利,它将拯救全世界。然而,我却不想生活在俄罗斯。”

典型的同路人,还得推魏伯夫妇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这夫妻二人都是英国备受尊敬的社会主义者,其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始自费边社。起初,魏伯夫妇是敌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但在1932年,他们却突然改变了主张。那一年,魏伯夫妇到苏联旅游了三个星期,在那里受到帝王般的特殊接待。他们对所看到的一切都着了迷,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爱上了俄罗斯”。1935年,魏伯夫妇就根据苏联提供给他们的印刷品,编写并且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著作：——《苏联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后来在1941年的版本中,那个问号被删掉了。)他们把苏联所提供的文件看做和英国的官方文件一样,把每一页都送到苏联驻英大使馆去核实,“看有没有错误”,丝毫没有想到这些文件是苏联为了宣传目的而提供出来的。他们根据这样的文献资料来写书,当然就是胡编乱造,把苏联的生活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魏伯夫妇根据苏联方面的文件,替斯大林开脱罪责,说他不是个独裁者；他们认为,斯大林是按照集体领导的原则来治理苏联的。而且,就他们看来,斯大林的权力还不及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的权力来得大。至于苏联特务统治的恐怖,大饥荒,书报检查制度等等,他们都或者是避而不谈,或者是轻描淡写,或者是将之比做资本主义国家也常有之事。纵然如此,那位费邊社的老友萧伯纳,却把魏伯夫妇这部轻率的、充满虚妄不實之词、几乎长达一千二百页的应时之作,誉为“第一部真正经过科学分析的关于苏联的著作。”

1942年,魏伯太太又出版了一部比较简明的论述苏联的书,《苏联真相》。其中在论述苏联于1936年颁布“宪法”的章节里,她把苏联描绘为世界上最充份、最平等化的民主国家。

魏伯夫妇也真太聪明、太熟悉学术工作的规范了,他们竟不知道他们那些关于苏联的论述是何等地片面,偏狭。不过,他们为什么不能写出一部比较公允平实的书呢？其原因就在于当时人们有一种迫切的心理需求——当时西方文明正面临着危机,似乎就要最后崩溃了,大家心里都在企求能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魏伯夫妇描述苏联,也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位柯斯勒一样,他们在脑海里安上了“自动分类器”,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把所有一切不利于苏联的信息都摈棄在外了。

@momoro 这里混杂了许多的心态，一种是狂热宗教徒心态，希望自己的宗教可以无限传播，共产主义以科学自诩，但其吸引力实际源于它的宗教性质。一种是狂热民族主义心态，体现为一种对外国的恨，通过塑造一个敌人来获得民族认同感。这两种最明显的心态是共产党上台以来一直在有意识强化的，所以会出现在这里并不奇怪。但是在这两种心态之外，还有一些隐秘的思想，存在于那些明知苏维埃政权的本质，却依然站在共产党的一方的那些人之间，这些思想的历史要比共产党还要久远得多。其中一种思想就是权力崇拜，就像一只弱小的羔羊在看到凶悍的狮子时为狮子的力量所折服一样，通过将自己带入狮子这样的集体，便觉得自己也属于了那永远不会失势的一方，权力崇拜使得野蛮与残酷被视为强者的不二标志，宽容与仁慈则被视为软弱的象征，所带入的那个集体越暴虐，就意味着它越强大。另一种则是犬儒思维，这是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能力，使得一个人可以一边揣摩上意，一边鼓吹一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口号，在高岗被整时跟着批判高岗，在彭德怀被整时跟着辱骂彭德怀，在大饥荒期间跟着鼓吹形势一片大好。犬儒思维的背后同样是权力崇拜，一种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了世界的本质，同时又能永远地正确站队在有权势的一方，因而产生的一种洋洋自得的心态。这些思想，而不是明面上的理想主义，才是共产主义政权及其支持者真正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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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思想也见于《1984》中的《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新生贵族绝大部分由官僚、科学家、技师、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主义者、教师、记者和专业政治家所组成。这些人来源于领工资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上层，由以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所组成的贫瘠的世界造就，并团结到一起。跟旧时代相应阶层的人们比起来，他们没那么贪婪，更不易被奢侈生活所诱惑，更渴望拥有纯粹的权力，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正在进行的行为有更清醒的认识，在镇压反抗方面更有决心，最后一个区别最重要：跟现今的专制比起来，过去的专制并非全力维持，而且缺乏效率。过去的统治集团某种程度上总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对到处存在的控制不住的现象听之任之，只是关注明目张胆的行为，而且对他们的国民想什么毫不关心，甚至中世纪的教会以当今标准衡量，也具有宽容性。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在过去，没有哪个政府能对其公民持续进行监视。然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公众意见易于控制，而电影和收音机更在这方面推进一步。随着远程视像技术的开发，技术进步使得用同一台设备同时接收和传送信号变得可能，人们从此无法再过不受干涉的生活。在其他信息渠道都已断绝的情况下，任何公民，或者说至少是每个重要到值得被监视的公民都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处于警方监视之下，也二十四小时被置于官方的宣传声浪中。这样，不仅是完全服从于国家的意志，而且在所有问题看法上的绝对统一也史无前例地成为可能之事。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之后，社会照例进行自我重组，分成上、中、下三个阶层。但是新的上等阶层跟以前的上等阶层不一样，他们并非依本能行事，而是知道怎样做才能保住地位。他们早就认识到寡头政治最稳固的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果被集体拥有，捍卫起来也最为容易。二十世纪中叶进行的所谓“消灭私有财产”运动，其实意味着财富集中到了比以前少得多的人手里，不同之处是新的财富拥有者是个集团，而不是许多单独的人。从单独个人意义上说，党员除了很少的个人财产，别的什么都不拥有，但在集体意义上，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一切，并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产品。革命之后那些年里，它几乎未遭反抗就获得了这种主宰地位，这是因为整个过程都以集体化为代表。一般人总会设想，如果资本家被剥夺财产所有权，社会主义就肯定随之而来。毫无疑问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包括工厂、矿山、土地、房屋、运输工具——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因为这些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一定应该是公共财产。作为源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英社，沿用了社会主义的措辞，实际上也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部分，结果既是提前预见的，又是蓄意导向的，那就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变成永久性的了。」

伯恩汉姆的“管理者革命”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解释这种现象。

“管理者革命”理论认为，类似于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一场“管理者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俄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者社会”。很多人以为推翻了资本主义，实行了国有制，剥削就会自动消失，社会主义就会自动消失，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国有化并不与剥削冲突，集体主义同样可以成为压迫的基础。

所谓社会主义，是指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也就是说，生产工具为全体社会所有，而非从属于某个小团体。这一点虽然并不与国有制冲突，但国有制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没有阶级存在。假如一个国有制经济中没有阶级差异，那么它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国家掌控着生产工具，但与此同时，国家本身也为全社会所共有，任何团体，任何阶级都不能再国家中享有特权。但在苏俄这样一党专政的体制中，国家并不为民众所共有，相反，国家本身恰恰是剥削压迫的基础，掌控了国家机器的那群人，正是新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借助国家机器掌握生产工具，获得各种特权和优待。这群新兴统治阶级不再依靠私有产权，而是依靠自己在国家机构的特权实行阶级统治。他们所受到的特殊待遇也未必以金钱的形式呈现：“管理者”的明面收入并没有多少，但是以汽车、住房、特供食品、特供衣物、以及各种奢侈品为形式的优待却有很多。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通过放贷、收租、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为自己谋取特权，在国有制经济中，统治阶级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谋取特权，但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发明了新的剥削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粮食的统购统销，由国家来制定粮食的收购和售卖价格，其实质就是收取巨额粮食税，另一种方式就是让国家垄断工业生产，并且以高昂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出。（伯恩汉姆这里说的应该是苏俄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参考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工农业剪刀差），一进一出，国家获得了大量的收入，而作为国家的实际控制者的新统治阶级也就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如果说，旧时代的资本主社会义代表的是一种“私人剥削”的话，那么“管理者社会”代表的就是一种“集体剥削”，“管理者阶层”就像中世纪的教士阶层一样，凭借整个团体的力量实行阶级统治。

脱序的结果就是许多人内心失去“平衡”及“稳靠感”。因而心身的马达总不能像俾斯麦时代的德国那样开得足。在脱序过甚的社会文化里，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常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之感。人不能仅靠面包活着。人是必须活在表里如一的气氛中的。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蔑视过去的价值系统，并因而对一切价值系统存愤疾的态度。他们自以为步入一个价值的真空地带，不受一切系统的羁绊。他们似乎如释重负。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的！人实在是一种最奇怪的动物。当着他们不能勉力向道德境界升进时，就常会下降到受生物逻辑的作弄。当人的内心什么必须信持的原理原则也没有时，就有一种空茫无寄之感。自信力也就丧失了。他除了胃在蠕动，鼻子在呼吸，脉搏在跳动以外，好像什么也没有了。这时，他就成为街头的流浪者。信步走去，莫知所知。于是，任何人只要摆出一点肯定的态度，他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走，盲目地走。他完全流离失所了。所谓流离失所，并非一定没有房子住，也许他住的是高楼大厦，甚至出入汽车。然而，尽管他的身体在教室里，在办事室里，可是他的心田早已没有生物需要以上的原则，早已没有任何主张，早已无一点信持了。他放弃了自我，听任某甲今天装进什么货色就装什么货色，某乙明天装进什么货色就装什么货色。一切都“满不在乎”。多少知识分子，一忽儿被叫恭维某张，就恭维某张。一忽儿被叫詈骂某张，就詈骂某张。一切都“无所谓”。一切不和谐的动作都引不起剧痛。人，早已工具化了。他已经不是他的他了！这是最彻底的失所。虽然内心空虚，可是只要活着一天生物逻辑却一天不空虚。生物逻辑一天不空虚即一天要宰制他。内部的价值没有了，就追求外部的价值。孔雀要展屏。生物文化驱策着知识分子追求虚荣和面子，不择手段地制造空虚的声威，轻易地把自己的生命和时光换油条吃。规格没有了，风范随着秋风以俱去，体统只有在记忆里去追寻。剩下来的是藉挫折他人以弥补自己的挫折，藉锥痛他人来医治自己的创伤。多奇异的时代啊！罗素说，人是一种残暴的动物。被生物文化层愚弄而脱序的人可能更残暴。戈矛时代盛行身体残暴。知识分子则擅能进行“观念残暴”。冷漠的眼光一扫，就藉虐待以取快。虐待异类不够意思，虐待同类才够味。于是，我们看见今日若干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幅悲剧图。

脱序，导引人们走向非洲的原野！

有许多人轰轰烈烈地活着，有许多人悲壮地死去。在一些角落地，也有许多人无精打采地挨日子。生命对于他们似乎是多余的。但是扔掉可舍不得。扔掉生命，需要比混着活有更大的勇气。一些人感到人生味同嚼蜡。然而，嚼蜡毕竟占有时间，也填充了空虚。所以，嚼蜡虽然没有实际的营养，但有画饼充饥的功效，它给人以象征的满足。于是，嚼蜡成了一种时髦。隔夜的馊饭，阴沟的积水，垃圾箱里的渣滓，都捧出来作经典。在无何有中，一切廉价的代用品出现。低级的刺激比没有刺激有助于驱走心田的疲惫，换来临时的快感。脱序者的生命在灰色中打发过去。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4）

观念人物在一个动荡时代常削弱流行的信仰，批评既存制度的权威，为新的信仰之普及而开路。真正的观念人物视追求真理为一重要的事。照他们看来，上述行动人物的真理观简直荒谬到不能忍受。他们常视理想为第一。人身常置于理想之下，一切为理想，一切努力向理想集中。有些观念人物好争辩，乐于看到不同的思想之冲突。正如霍弗尔所说，他们提出一个主张时，用意在炫耀才华，或希图惊世骇俗。“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般而论，观念人物渴望受到尊重。中国的观念人物，受传统影响，渴望出人头地。当他们得不到这些满足时，不是离异了自己，便是远避了现实。

从上面的陈列看来，真正的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有内在心性上的不调和。当势利抬头时，真理一定远避。就一特定的情况而言，真正的观念人物是对付不了行动人物的。由于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传承脱节，与社会及家庭脱节，与经济来源脱节，再加上因与行动人物脱节而与权位脱节，于是变成脱节人。脱节人最易陷于脱序（Anomie）的空虚之中。

脱序是伦范互相冲突造成的一种社会情况。在这种情况里，个人同时要适应两种互不相容的伦范。例如，“为公”是一种伦范，“为家”也是一种伦范。在有的情形之下，这两种伦范要实行起来会互相冲突。这种冲突到了某种程度，会使身当其冲者不知如何是好。这类冲突多了，就发生脱序的结果。在外来文化价值和主位文化价值冲突时，在社会文化激变时，在相当长期的混乱时，最易产生脱序的现象。脱序人在权威面前丧失了自己，又常为极廉价的自我拍卖者。在学校里教的是一套，进入社会行的是另一套，乃脱序之一源。在学校里教的是重理想、进步、正义，要规规矩矩，是就是、非就非。进入社会行的，必得是重现实，要懂得怎样“混”，要圆圆滑滑，势势利利，要明白是就是非，非就是是，要能对许多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两个价值系统背道而驰，使刚出学校的青年不易适应，甚至终于锐气消磨。积累所及，会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所谓“阳奉阴违”也是脱序的一个报告目录。权威方面所说的话，所作的要求是一套。这一套不能实行，或不合执行者的利益；但是，又不能正面公开批评或反对。因为，根据过去的实际经验，批评或反对都有灾殃。这两个价值系统冲突。于是，分别办理：“表面敷衍”的是一套；骨子里实行的是另一套。

在一个权威主义的气氛浓厚而许多倡导又极不切合实际的社会文化里，一定会出现这类脱序现象。而且，由权威所发动的极不切合实际的倡导愈多，则脱序的现象也愈多。于是，许许多多本应可以用来做有益贡献的时间和精力悉浪费在应付权威倡导之中。这也就是说，于这样的社会文化里，在一方面权威的倡导势在必行，可是在另一方面代办又不能不巧为应付。这样一来，社会文化中许许多多分子的许许多多努力都在这两个不相容的价值系统的冲突里抵消了。社会文化中重要的价值系统因互相冲突而彼此抵消，结果之一就是脱序。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3）

陈伯庄说：“最为中国社会独具的，而在一部中国历史上占了重要角色的便是士大夫。自从封建消灭而入于大统一的中国，无统治阶级统治部族的特殊拥护，而孤立于上的皇室，君临版图极大而社会结构以宗法农村为主体的中国，士大夫阶级一直是中国的准统治阶级。他们从政问政的性格最发达，不是想做‘大臣’，即想做‘权臣’。经过近代意识的转变，‘大臣’即是救国志士，‘权臣’便是政党领袖。……”近代“打天下”需要“一套理想”。谈“理想”是中国近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乐事和特长。所以，在变革运动的初期他们得到实际的行动人物藉重，因而这两种人物大致可以相处得不错。可是，等到新的统治结构出现以后，实现的问题逐渐来临，理想的问题逐渐褪色，权力的一元化问题成为转变的枢纽。随着这一转变，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无法不起分化。在观念人物之中，比较能放弃理想而自认为目的已达的人又变为辅治阶层。比较坚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一种被诱拐（being betrayed）的感觉。当有别的机会时，这类的人可能投奔别的公司行号。第一流而又有独自思想的人，不是别立门户，就是遗世独立。

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的这种分化实在是动理（dynamism）上不易避免的结果。因为，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不仅在基本的想法上不同，而且在性格形成方面也不同。他们是一个运动中的两种异质要素。

行动人物的基本兴趣是成功。至于怎样成功的，使用什么手段成功的，是否由于因缘时会，是否由于巧取豪夺，对于这些问题他们认为是些空洞的问题。他们对于空洞的问题向来不感兴趣。行动人物在必要时也标榜一些主张。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的作用是把主张当做结纳精干并吸引人众的工具。至于标榜的主张是否实行，那要看对他们同他们的团体是否有利。他们口里似乎也强调理想，但是他们更重视现实的人身崇拜。当着理想可以用作人身的装饰时，他们拉拢理想。当着理想妨害人身崇拜时，他们可以翻修理想，不然就束之高阁。所谓意底牢结，他们弄成一种制度化的心理。所谓制度化的心理，就是一个团体或组织以内的每个分子必须共同承认的成文的甚或不成文的那些前提。既然如此，他们不太注意到这些前提的本身是否为真，而只注意到是否为团体所要求而且大众是否承认。即令这些前提是假的，但是，既然团体是这么要求而且大众又这么承认，所以也就是真的。既然这些前提是真的，于是在势力圈内的任何个人也得承认他们是真的。这种“真理观”的作用是为了抒发团体的意志，维持建制的尊严，并且延续组织的存在。在这一关联中，所谓的“真理”与权威是不分的。行动人物的这种真理观与科学上的真理观很不相同。科学上的真理观是，一个语句如果合于某一事实，那末它便是真的。最低限度，这种真理观不受情感的拨动和意志的支配。行动人物的真理观是，因为我们需要它是真的所以它一定得是真的，至于是否合于事实那是次要的问题。就事论事，这只能算是一种团体应迫（group imperative）。

正如霍弗尔（Eric Hoffer）所说的，真正的行动人物并非要改造世界，他只要占有世界。他的内在冲动是要掌握和控制，并令既得权力能够行使。

在这类要求之下，他要以制度来规范人众的行为。人众的任何重要的自发活动都在可疑因而当禁之列。在对付人众时，他们好诉诸镇制力和官司制度。因为，使用这类工具最可靠。为了保持权力，他们可以用自己创造的方法，可以用外来的方法，可以用古旧的方法，甚至也可以用敌人的方法。这么一来，彼等于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为权力而权力。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2）

@AFWood 附录用一共有四千多个单词，都是用过去时写成的，如果仅仅有一两句话是用过去时写成的，那么也许可以称之为bug，如果附录的几千字都是用过去时写成的，就不是一个bug，而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

至于书中对无产阶级的描写，这一段应该是比较符合你的描述的：

「事实上对于群众，人们了解得很少，也没必要了解很多。只要他们继续干活、繁衍，他们别的行为就无关紧要。他们被放任自流，就像阿根廷的平原上没有笼缰的牛群。他们过着似乎是返璞归真、类似他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他们在贫民窟出生、长大，十二岁开始干活，度过蓬勃却短暂的健美和性冲动期，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就步入中年，然后死去，多数寿命不超过六十岁。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重体力劳动、养家糊口、跟邻居为鸡毛蒜皮之事争吵、电影、足球、啤酒，还有最重要的赌博。把他们控制住不算困难。思想警察的特务总在他们中间出没，传播谣言，瞄上并消灭被认为有可能变得危险的个别人。然而没人努力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群众来说，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他们需要拥有的，只是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感情。用得上时，可以随时唤起他们的这种感情，让他们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少的配给。甚至在他们变得不满足时——有时确实会——其不满足感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由于缺乏总体上的概念，他们只会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不如意之事，从来看不到还有更大的罪恶。绝大多数群众家里甚至没有电屏，连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极高，是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品小贩和形形色色骗子的天地，但是因为犯罪都发生在群众自己中间，因而无关紧要。在所有道德问题上，他们也被允许继承其先辈的规范。党在性问题上的禁欲主义并未强加给他们。乱交不受惩罚，允许离婚。甚至如果群众表露出有宗教信仰的需求或者愿望，也能得到许可。他们不配被怀疑，正如党的标语所称：“群众和动物是自由的。”亅

你可以认为这表明大洋国的底层民众是愚昧无知的。但这是因为故事本身的设定使然，假如故事中的底层民众聪明勇敢，坚持反抗，那么极权主义本身就无法持续下去，这篇小说也就没有写的必要了。文学作品总是要遵循生活的一些基本逻辑，将极权社会下的民众描写得和正常社会下的民众一样，就违反了基本的生活常识。可这并不代表作者认为这是“劣根性”，或者“奴性”使然，也并不代表作者认为民众就会永远地愚昧下去，因为在这一段文字中，作者同时也提到，“绝大多数群众家里甚至没有电屏，连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以及，“在所有道德问题上，他们也被允许继承其先辈的规范。党在性问题上的禁欲主义并未强加给他们。”显然，大洋国对于体制外的底层民众和体制内的党员是有着两套不一样的规则的，党员有特权，但受到组织的牢牢控制，底层民众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整日为温饱发愁，党对他们基本上是一种放养的状态。底层民众的愚昧状态，更多的是贫穷的环境使然，而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秉性恶劣，没有任何证据认为作者对底层民众是一种绝望的态度。我推测您可能是将自身对中国民众的绝望态度投射到作者的身上了。

至于《动物农场》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奥威尔在《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我直接引用原文：

「这里，我必须停下来谈一谈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

我从来没有去过俄罗斯，我对它的了解只是通过读书看报而得到的。即使我有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苏联内部事务：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
但是在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西欧的人们应该看清楚苏联政权的真正面目。自从一九三○年以后我很少看到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苏联是在向我们可以真的称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相反，我对它转变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明显迹象感到吃惊。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统治者像任何其他统治阶级一样都不愿意放弃权力。此外，在英国这样一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无法理解今天的苏联已完全不同于一九一七年的它了。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理解（即他们希望相信在什么地方的确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公共生活中的比较自由和节制的环境，极权主义是他们完全不能了解的。

但是你必须记住，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阶级特权和（即使在现在，在一场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极大的贫富悬殊。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人民生活了好几百年而没有发生内战的国家，法律相对来说是公正的，官方的新闻和统计数字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气氛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他所读到的关于苏联这种国家的报道都自动地化为英国概念了，他很天真地接受了极权主义宣传的谎言。到一九三九年为止，甚至在此以后，大多数英国人不能认识德国纳粹政权的真正性质，而现在，对苏联政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处在同样一种幻觉的下面。

这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很大的危害，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的确，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有像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它的统治者的每一行动即使不加模仿也必须予以辩解的这种信念，那样，对社会主义的原来思想就造成了更大的腐蚀。

因此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一直坚信，如果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

我从西班牙回来后，就想用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它要能够为几乎每个人所容易了解而又可以容易地译成其他语言。但是这个故事的实际细节在相当时期内一直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形成，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当时住在乡间一个小村庄里）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于是我着手从动物的观点来分析。对于它们来说，显然人类之间阶级斗争的概念纯粹是错觉，因为一等到有必要剥削牲口时，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对付它们：真正的斗争是在牲口和人之间。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构思故事了。但我一直没有动手，到了一九四三年才写，因为我一直在做其他工作，没有余暇。最后，我把有些大事，如德黑兰会议，包括了进去，我在写作时，会议正在开。这样，这个故事的主要轮廓在我脑中存在了六年之久我才实际开始写作。

我不想对这部作品发表意见；如果它不能自己说明问题，那它就是失败之作。但是我想强调两点：第一，虽然有些情节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历史，但它们是作了约缩处理的，它们的年代次序作了颠倒，这是故事的完整化所必需的。第二点是大多数批评家所忽视的，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予以足够强调。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它以猪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场。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来是要在一种很不和谐的高音符上结束，因为我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马上写的，大家当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亅

奥威尔在此已经表示得再明显不过了，他的目的就是“打破苏联神话，振兴社会主义运动”。你可能只看到了前一点，而没看到后一点。没错，奥威尔是反对苏联体制，但他并不是一个沉溺于“人类烂透了”的思想的犬儒主义者，相反，正如他在《我为什么写作》的这篇文章里说的：“在我看来，自1936年起，我所撰写的严肃文字，无论是以直接还是间接途径，都是在抨击极权主义，并提倡民主社会主义。”说到底，揭露极权主义的罪恶，与提倡真正的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当然，如果你就是要坚持人性无可救药，民众不堪教化，这也是你的自由，但我恐怕这种想法更多的是源于你的现实经历，而非小说本身。

精力有限，不打算继续回复下去，希望讨论就此结束，望谅解。

逃离自我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这种人喜欢搬弄是非、打听试探、越俎代庖，同时对国家和种族事务表现出炽烈兴趣。在逃离「自我」的同时，我们不是会依偎着邻人朋友的肩，就是会掐着他们的咽喉。

夸耀神圣事业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替代自信

信仰一件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了的自信。

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节选：

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动带有浓厚的群众运动之色彩。群众性的运动之发展趋向，通常经由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宣传。第二个阶段是组织。第三个阶段是新的权力形态可能出现。在头两个阶段，有两种人物居于主导地位： 一种人物是狂热分子；另一种人物是观念之士。当然，有时一个人既可以是狂热分子又可以是观念之士。我之所以把二者分开，有两种理由。第一，在有些情形之下，有的人是狂热分子而不是观念之士，有的人是观念之士而不是狂热分子。第二，据我的经验所及，如果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太清楚了，常狂热不起来。在第二个阶段里，即在组织阶段，常有一种潜在的行动人物（potential man of action）。这种人物常常隐身在组织中，职卑位低，不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如果有新的权力形态出现，那末这种潜在的行动人物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实际的行动人物（actual manof action）。所谓实际的行动人物，意指行政官、司法官、计划家，以及做最后决定的人，等等。

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除了狂热分子以外，是观念之士的黄金时代。所谓“观念之士”即是“搞观念的人”。例如，好谈主义学说的人，爱演说的人，擅长写文章著书立说的人。这一类的人物我们送他们一块招牌，叫做“观念人物”。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所需要的是宣传、煽动、激励这一类的汽油。因此，这一期间所需要的是新的观念启发，贬抑既存制度，对人众提供理想社会的蓝图，作海阔天空式的诺言，开列伟大的空头支票，种种等等。这些工作观念人物俱优为之，而实际的行动人物不太高明。所以，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观念人物得以长才大展，头角峥露。至少在表面上，这类人物此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他们的人生得到最大的满足。

然而，好景不常！等到新的权力形态出现，就是该换主角演员的时候了。到了这一阶段，就是实际的行动人物登台的时候了。可是，从初期阶段到权力形态出现的阶段，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形迹可分，同时观念人物满脑袋还是幻想。在事实上，从权力的巩固着眼，群众性的运动确有收场的必要。因为，群众性的运动是像洪水一般的盲力。这股盲力既可被“革命”工程师导来冲垮旧的统治建构，也未尝不可导来冲垮新的统治建构。在这一转形的过程中，从事巩固权力的实际行动人物首先要设计“收拾”的就是带头的狂热分子，其次就是鼓动性的观念人物。所以，紧接着旧的统治建构瓦解而新的统治建构成立时，往往发生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整肃事件”。实际的行动人物富于对付人的经验，头脑冷静，精于计算，且行动不为自己口里所标尚的主义所拘限。狂热分子则沉醉于狂热之中。观念人物则执著于自己的观念，从观念的展望孔里延伸出对将来世界的美丽图像。这两种人因用心之不同，在“权力斗争”中常非行动人物的敌手。托洛斯基（LeonTrotsky）和史达林的对弈就是很有名的例子。俄国革命成了功，波尔希维克党人的政权已经拿到了手。史达林很现实地主张从事“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托洛斯基犹不忘理想，不尚权争，高唱“不断革命论”，终于被史达林打垮，流亡海外。接着而来的，是史达林所策划的一连串的整肃。在这一连串的整肃之中，始原的“革命人物”差不多都整完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像一个大食魔（Gargantua）。为了维持它的生存和气力，它要吞食一个社会的一切才智、真诚、希望，以至于生命。这个普遍的律则，在相同的基本条件之下，可以用来说明不同时空里发生的实例。当然，表现的形态和程度的强弱可因时地之不同而不同。

中国近几十年来，实际的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有发人深省之处。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里，依前所述，根本就没有培养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教的责任感，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绝缘。于这一关联上，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较特殊的挫败。这类陷入的情形，自清末以来似乎更深。因为，如前所说，社会文化的动乱逼着他们纷纷走出书房，为脱节的他们自己寻觅新的安排。在这一情态之中，他们很难完全摆脱前人走过的旧路。在背后的这一因素推动之下，恰好又要拼命去追求如前所说国族诸大问题的解决。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 （1）

@erikanata

伯恩汉姆先谈了苏俄，他用三句话总结了苏俄的情况。(1)布尔什维克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消灭了本国的资产阶级。(2)用几年的时间，慢慢控制住了普罗大众。(3)掌权之后，开始与国外的“管理者社会”进行直接竞争。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势力本来就比较弱，沙皇的统治也不稳固，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所以第一阶段很快就完成了。而斯大林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变成苏联的最高统治者，则意味着完成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此前哪些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无名氏”逐渐掌握了新政权的核心位置，而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那些苏共早期领导人则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基本上被斯大林杀光了，同时，“管理者”和官僚们也掌握了大多数的特权和优待。

但是，在伯恩汉姆看来，我们不要以为俄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仅仅依赖于斯大林这类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假如斯大林没有掌权，列宁继续活了下去，那么事态的演变也并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这是由背后的历史逻辑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道德所决定的。

这一点，可以清晰地从“工人治厂”理念的演变中看出来。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以“工人自己掌控产业“为口号，根据社会主义的正统理论，工人夺取产业的控制权是最革命的行为，因此要废除工厂的私有制度，让控制权为所有人公有。而工人们一开始也是照着这样做的，工人委员会也的确在工厂、商店、矿区取得了控制权。他们不仅赶走了工厂主，也赶走了督管和检查人员，他们要推翻旧时代的一切剥削，由工人们自己管理工厂。

然而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两个大问题出现了：第一个问题是工人自己管理的工厂运营效率普遍低下，第二个问题是不同的工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工人委员们缺少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不懂如何管理，也无法进行统筹协调。假如时间允许，那么工人们也许能够通过民主机制解决这些问题，但事实就是工人们没有这么多时间，这种机制也并没有出现。很快，工人委员会的职能就被“专家”们所取代了，尽管这时的工人委员会还保留着否决权和一定程度的裁决权，但实际的生产过程和协调任务已经落入了各种“行政委员会”之手。之后，工人委员会又失去了否决权，而委员会的组成也变成了一个国家代表，一个管理代表，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工人代表。再往后，整个工人委员会都变成了空架子，失去了所有实权。到了1938年，工人委员会会就被解散了。“工人治厂”变成了“管理者治厂”。

工人们其实也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失势，也采取了措施防止权力从工人委员会溜走，他们抵制国家派来的“管理人”，有时甚至将他们杀害。但是，每一次决定性的时刻，国家都支持了“管理者”而不是工人，不论是列宁在位的时候还是斯大林在位的时候都是这样。布党还为此专门展开了“专项教育行动”，试图“教育”工人们，“工人治厂”其实就等同于“管理者治厂”。文字的“教育”不见效之后，很快就换成了集中营和劳改营的“教育”。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革命的早期都写过很多小册子，发表过很多演讲，意图证明“专家”、“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必要性。列宁曾经强硬地宣布，“管理者”有权在工厂实行独裁。他说，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人民主”，实际就等同于“管理者独裁”。列宁主义的两大分支，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其实也都继承了这样一种观点，虽然在明面上他们通常不会直说，但在布党内部，这是党员们普遍接收的理论。

列宁主义认为，“工人治厂”其实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革命完成，夺权成功之后，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在革命时期，为了号召民众推翻资本主义，就有必要鼓吹这样一种口号。可是，等到革命已经成功了，“工人治厂”就得让到一边。为此，列宁主义给出了一个转弯抹角的官方解释：在资本主义下，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们有必要采取“工人治厂”的策略。可是，在社会主义下，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工人们就不需要“工人治厂了。其实，列宁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管理者意识形态”，它的结论就是在导向一个“管理者社会”。

当俄国革命刚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它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地，在俄国革命发生后，很多人都以为俄国要么会回到资本主义，要么会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论是支持俄国革命的人，还是反对俄国革命的人，都想当然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但俄国既没有回到资本主义，也没有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都错了。

伯恩汉姆认为，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场“管理者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俄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者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权力和特权掌握在“管理者阶层“的手中，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质上就是为“管理者”作为新统治阶级提供的一种合理化解释，为的是让人们群众能够更心甘情愿地接受“管理者社会”的到来。

在苏俄，未来的掌权者们将会是工厂、矿厂和铁路的运营者，工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委员代表，集团农庄的头头，宣传部的舆论引导员，等等，总而言之，他们将是新时代的“管理者”。是这些人控制了大众，建立了一套新的等级制度，他们通过自己对国家机器的垄断，而不是通过私有产权实行阶级统治。

这种说法还有另一个依据，那就是附录谈论的虽然是“新话”，但附录本身却并不是用“新话”写成的。这意味着，要么大洋国放弃了”新话”，要么大洋国与“新话”一起覆灭了，而后者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得多。写下这篇附录的，大概是后世的研究者和历史学家。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1984》的结局其实是开放的。

完整地看完了《1984》的人，很少有不为书中描绘的那个暗无天日、没有希望的极权社会感到压抑、沮丧乃至抑郁的。让人沮丧的不仅仅是“大洋国”本身的黑暗，更是面对这样一种极权体制的无力感，仿佛以后的人类世世代代都要接受它的奴役一样。

如果单看正文，不看附录的话，那么读者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很正常的。即便是看了中文版附录，读者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异常。可是当你查看英文原著的附录时，你就会发现这里实际上埋了一条暗线。

我们来将中英两板的附录做一下对比。

中文版附录：

新话的原则

「新话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社——即英格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到了一九八四年还没有一个人能用新话作为唯一交流手段，不论是口头上的，还是书面的。《泰晤士报》上的社论是用新话写的，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技巧，只有专家才能做到。估计到了二〇五〇年新话终将取代老话（即我们所称的标准英语）。在此之前，它逐步地扩大地盘，所有党员在日常谈话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新话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一九八四年使用的那一种，见诸第九版和第十版的新话词典，是临时性的，其中有不少多余的词和过时的结构，以后就要废除的。这里所涉只是第十一版词典中应用的最后修订稿。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大家采用了新话，忘掉了老话以后，异端的思想，也就是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无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进行的。
……
……
的确，过去的许多文学都已用这个办法加以改写。出于名声的考虑，有必要保持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同时使他们的成就与英社哲学一致。因此像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都在翻译中；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的原作以及所有残存的过去的文学作品都将统统销毁。这项翻译工作既费时又费力，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二十年恐怕不会完成。还有大量的实用文献——不可缺少的技术手册之类——也需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有时间进行这项翻译工作，新话的最后采用日期才定在二〇五〇年这么迟的一个年份。亅

英文版附录：

The Principles of Newspeak

「Newspeak w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Oceania and had been devised to meet the ideological needs of Ingsoc, or English Socialism. In the year 1984 there was not as yet anyone who used Newspeak as his so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either in speech or writing. The leading articles in ‘The Times’ were written in it, but this was a TOUR DE FORCE which could only be carried out by a specialist. It was expected that Newspeak would have finally superseded Oldspeak (or Standard English, as we should call it) by about the year 2050. Meanwhile it gained ground steadily, all Party members tending to use Newspeak words an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more and more in their everyday speech. The version in use in 1984, and embodied in the Ninth and Tenth Editions of the Newspeak Dictionary, was a provisional one, and contained many superfluous words and archaic formations which were due to be suppressed later. It is with the final, perfected version, as embodied in the Eleventh Edition of the Dictionary, that we are concerned here.

The purpose of Newspeak was not only to provide a medium of expression for the world-view and mental habits proper to the devotees of Ingsoc, but to make all other modes of thought impossible. It was intended that when Newspeak had been adopted once and for all and Oldspeak forgotten, a heretical thought—that is, a thought diverging from the principles of Ingsoc—should be literally unthinkable, at least so far as thought is dependent on words.
……
……
A good deal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was, indeed, already being transformed in this way. Considerations of prestige made it desirable to preserve the memory of certain historical figur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ringing their achievements into line with the philosophy of Ingsoc. Various writers, such as Shakespeare, Milton, Swift, Byron, Dickens, and some others were therefore in process of translation: when the task had been completed, their original writings, with all else that survived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would be destroyed. These translations were a slow and difficult business, and it was not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finished before the first or second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re were also large quantities of merely utilitarian literature—indispensable technical manuals, and the like—that had to be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It was chiefly in order to allow time for the preliminary work of translation that the final adoption of Newspeak had been fixed for so late a date as 2050.」

看出区别来了吗？

区别就是中文版附录是用现在时写成的，英文版的附录则是用过去时写成的。时态不一样，意思就天差地别。中文版的附录实在描述一个正在推行的制度，英文版的附录则是在描述一个曾被推行的制度。我查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三家的译文，发现它们都没有把译文中过去时时态表现出来，它们都遗漏了这处重要的信息。

知道了原著的附录采用的是用过去式的视角，我们就能够明白附录中的“新话”和“大洋国”其实是后人记录或研究的对象。这里暗示的是“大洋国”可能最后还是被推翻了，人们也许把曾经在大洋国发生的这些事情总结成了历史教训，用以警示后人。当然，这是一种猜测，因为奥威尔透露的信息实在太少，没有人知道附录的作者是谁，没有人知道两者之间隔了多少年，也没有人知道这么多年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从《1984》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其实能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例如《1984》中反复地提到过一句话：“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这是温斯顿在日记本里记录的内容，在文中出现过三次。具体的解释是这样的

“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尔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

此外，在奥威尔的其他文章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观点，例如在《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中，奥威尔就回忆到他曾经看到过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见此场景，奥威尔就想到，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在评论伯恩汉姆的那篇“Second Thoughts On James Burnham“里，其实也有类似的表示。其实说到底，奥威尔一直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像他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特点就是不论现实让他多么灰心沮丧，都依然会保留对普罗大众的信心，也许极权统治能维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但它总会有被推翻的一天，人类从来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建成。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奥威尔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总之，《1984》的结局是开放的，极权主义很可能最终还是被推翻了，如果你知道了结尾用的是过去时再去看这本小说，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

乔治·奥威尔的这篇评论文章，主要讲的就是这些，原文有八千多个字，是一篇长文。我觉得奥威尔的评论很深刻。他承认了伯恩汉姆的理论的价值，也犀利地指出了伯恩汉姆的核心缺陷，并且以点带面地分析了这一缺陷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做出了出色的辩护，逻辑严密，内容翔实，是一篇精彩的文章。

我个人认为，伯恩汉姆的理论中比较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他对苏俄制度的分析，关于国有化的论述，以及对行政部门扩张的论述。他的理论虽然没怎么提到中国，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一些话很好地描述了中共夺权和掌权的过程。此外，我觉得美国的“建制派”，（即所谓的“establishment”，关注美国政治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由“管理者”变过来的。

奥威尔在这篇文章中对伯恩汉姆的一些批评我很认同。我感觉伯恩汉姆的“现实主义”和权力崇拜也同样体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身上，即信奉成王败寇、赢者通吃，认为“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崇拜强权和暴力。这些特点可以在那些同情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怀念“昭和男儿”的一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也可以在那些从底层一直爬到高位的“奋斗者”中看到。后者大多有过美好理想被残酷现实击碎的经历，于是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心态，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是虚伪的，人性中没有美好的成分，唯一值得依赖的只有权力，有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于是要么努力奋斗成为拥有权力的人，要么选择依附一个外在的强权。

关于权力崇拜，我还有另一个感受，那就是权力崇拜通常会引向道德虚无主义，认为道德就是强者制定的规则，不存在普世道德。这种思想见于尼采的超人理论，即认为强者不需要遵循规则，只需给别人制定规则的这种观念，也就是《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一开始信奉的那种理论。这种思想也可以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中看到，例如福柯的“权力知识论”，大意就是客观知识和客观真理并不存在，对与错，是与非，乃至于人们日常沟通，都是权力所塑造的。我们可以发现这与伯恩汉姆对纳粹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伯恩汉姆认为人们之所以认为纳粹邪恶，是因为纳粹是新事物，等到纳粹掌了权，控制了道德话语权，人们就不会认为纳粹邪恶了。福柯的这种思想本质上和伯恩汉姆的这种观点是一种思路，都是权力崇拜论，只是形式不同而已，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他们共同的祖先。福柯后来和乔姆斯基辩论时就直说了，他觉得公正本身就是压迫阶级发明出来的概念，用来稳固自身统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可以无视公正的概念，推行血腥独裁的恐怖政治。事实上，当一个人认为权力无所不能，那么这种对权力的迷信很快就会转化成对权力的崇拜。

最后，这种“现实主义”式的权力崇拜还让我想起了Andrey Illarionov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访谈，在访谈的结尾，Andrey Illarionov说，我们要明白，普京之所以咄咄逼人，不择手段，是因为他受到了许多西方人的帮助。假如没有这些人的帮助的话，普京是绝不会入侵乌克兰的，成千上万的人也不必死于非命。使得普京获得帮助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势力范围理论。这正是之前提到的米尔斯海默所信奉的那种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国际关系学派”的理论。拜登，伯恩斯，布林肯他们都信奉这种理论，这是西方的真正问题所在。这种理论否认了独立国家的主权，也否认了它们的自由选择权，否认了它们在文明和暴政中做出选择的权利。我想Andrey先生指的这个理论，就是“现实主义”的变种。这种“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当前强大的一方，以后也一定会强大，弱国面对强权就应该放弃抵抗，假如乌克兰人民听信了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如泽连斯基真的采取了美国政府的建议流亡海外，那么乌克兰的人心可能早就溃散了。有时候，为了未雨绸缪，人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但在一些时候，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之下，也不应该失去信心和希望。只有勇敢地去抗争了，才会获得崭新的未来。

另外再补充一些额外信息：在这篇文章中，奥威尔认为《管理者革命》所描述的未来并不会成为现实。但是读过《1984》的人都知道，这本小说就是以伯恩汉姆预言的“管理者社会”作为基础设定的，这也许表明奥威尔尽管不赞同这种理论，但还是认为现实可能会朝着这条轨道发展。所以对于“管理者革命”这一理论，奥威尔的态度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在另一篇文章《原子弹与你》中，奥威尔就认为伯恩汉姆的预言可能成真，他是这样写的：

“当詹姆斯·伯恩汉姆写出《管理者革命》时，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德国人将赢得欧战的胜利，因此统治欧亚大陆的将是德国而不是俄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日本仍将是东亚的霸主。这番预言落空了，但它的主旨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伯恩汉姆对新世界地缘政治图景的勾勒是正确的。世界越来越明显被三个庞大的帝国分割占据，每个帝国可以自力更生，与外部世界断绝联系，由一个自我加冕的寡头集团以某种伪装形式进行统治。划定疆界的讨价还价仍在继续进行，而且还将持续好几年，而第三个超级大国——由中国统治的东亚——现在仍只是潜在的可能而并非事实。但大致上的趋势是不会错的，每一个科学上的发现都在加速这一进程。”

更正：《管理者革命》应该写于1940年，1941年是出版时间。

顺便提一下，乔治·奥威尔写过一篇很精彩的评论文章，讨论了伯恩汉姆和他的这本书，叫做“Second Thoughts On James Burnham”。原文：（https://www.orwellfoundation.com/the-orwell-foundation/orwell/essays-and-other-works/second-thoughts-on-james-burnham）
在这篇文章里，奥威尔肯定了“管理者革命”理论的价值，认为这一理论很好地概括了当下发生的事件，同时也指出了伯恩汉姆及其思想的很多问题。奥威尔认为，这些问题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反应了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一个致命弱点。

以下是简要概括：

奥威尔认为，伯恩汉姆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他做出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预测。第一大错误就是高估了纳粹德国的实力，低估了英国的力量。在1940年，伯恩汉姆预测，大英帝国已经“摇摇欲坠”，“显示出了衰落文化的典型特征”，作为对比，伯恩汉姆认为纳粹德国对欧陆的征服“不可逆转”，德国、日本、美国将成为日后的三个超级大国。第二大错误就是认为德国在打败英国之前不会进攻苏联。1941年，伯恩汉姆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德国和苏联都属于“管理者社会”，只有在粉碎了旧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德国才会入侵苏联。之后，在德国的强大武力下，苏联会“分裂成东西两境”，一边被德国征服，一边被日本征服。第三大错误，就是在认为苏联会攻占整个欧亚大陆。1944年，伯恩汉姆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列宁的传人”，文章认为斯大林并没有“背叛”俄国革命，斯大林只是将顺着列宁的方向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逻辑推进下去了而已。但与此同时，伯恩汉姆又在把斯大林本人描述成一个力量强大，不可阻挡，冷酷无情的“伟大人物”，这些文字也许有一些反讽的味道，但与此同时又让人觉得作者是被这种力量所折服，所吸引了，这让他错误的以为苏联的攻势不可阻挡，必然统治整个欧亚大陆。

伯恩汉姆的预测不仅错了，而且错得离谱。但如果仔细观察这些错误的预测，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规律所在：

1.伯恩汉姆做出苏联会被肢解的预测，大概是在1941年，彼时德军正处于莫斯科的郊区。

2.伯恩汉姆预测苏联会联日抗美，是在1944年初，当时日本和苏联刚刚缔结了新的和约。

3.伯恩汉姆预测苏联会征服欧亚大陆，是在1944年冬，当时苏联在东欧快速地攻城略地，盟军却在法国北部和意大利受阻。

我们可以发现，伯恩汉姆倾向于认为事情总是会朝着既有轨迹发展。这并不是像是粗心和夸张的坏习惯使然，而是反映了一种精神疾病，这种疾病的根源一部分在于怯懦，一部分在于权力崇拜，而权力崇拜本身也正与怯懦紧密相连。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聪明人的政治眼光反而不如普通人。假如你在1940年展开“德国会不会打赢战争”的调查，你会发现，认为德国会赢的大都是高智商人群，认为德国会输的大都是普通人。要是你再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德国会不会攻下亚历山大港”，或者“日本人能否守住他们打下来的地方”，你会发现，做出正确预测的，反而都是那些不那么聪明的人。如果你仅仅分析这些例子，那么你也许会得出结论，认为聪明人总是做出错误的军事判断，但事情还并没有这么简单。整体而言，英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要比一般的大众更加相信失败主义论调，而他们失败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恰恰是在战争局势已经明显好转的时候—这一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太丰富，更为擅长想象战败后的惨状，因而士气低下;另一部分是因为许多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因此总是幻想着有一个外在的强权可以打败英国。最后，还有对纳粹政权的野蛮和力量的崇拜—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有意识的。如果你仔细地研究左翼媒体对纳粹的态度，你会发现，在1937－1938年和1944－1945年，反纳粹态度达到了巅峰，恰恰是在1939年到1942年，也就是纳粹德国最得势的时候，左翼媒体反而变得对纳粹更友好了。你还会发现，当初鼓吹和纳粹德国妥协的人，和战后鼓吹肢解德国的人，其实是同一批。同样地，假如你研究英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态度，你也会发现其中既混杂着进步主义的情绪，同时也混杂着对权力和残暴的崇拜。权力崇拜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些人的亲俄情绪，但在知识分子中，它很可能是导致他们亲俄的主要原因。

权力崇拜模糊了人的政治判断，因为它使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既有的趋势一定会持续下去，以为当下得势的那些人在以后也会继续得势。假如日本打下了南亚，它就会永远地占领南亚；假如德国攻占了图卜鲁格，那么它不久就会拿下开罗；假如苏军开到柏林了，那么它不久就会开到伦敦，诸如此类。这种思维习惯还使人倾向于认为事物的演变会比实际发生的更快、更彻底、更具灾难性，仿佛帝国的兴覆、文化的消亡、宗教的衰落都发生在在瞬息之间。伯恩汉姆的作品中充斥着这种末世般的的预言，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历史变迁是缓慢的，每一个时代都会继承上一个时代的一些东西。这种思维方式意味着即使伯恩汉姆算对了时代潮流的大势，也总会错估事物发生的速度。在短短五年里，伯恩汉姆就先后预测德国会征服苏联以及苏联会征服德国，促使他做出错误判断的是同样的一种本能：拜倒在当下的征服者的面前，以为现有的趋势就一定无法逆转。

这些问题并不能证明“管理者革命”的理论就是错的，但它的确足以使人们怀疑伯恩汉姆信奉这一理论的真实原因。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都有着它的地域特性，在此，人们不应该忘记伯恩汉姆是一个美国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时又不需要强烈抵制”的这种看法，本质上属于一种美国式的态度。假如极权主义的真的取得了胜利，那么欧洲就会从属于一个超级大国，英国就会消失不再。对一个英国人来说，他可不会超然物外地接受这样的结果—他要么竭力阻止英国的灭亡，要么会转移忠诚至另一个国家。美国人则不需要做出这样的抉择：不管发生了什么，美国总能以强权的姿态存活下来，对于美国人来说，欧洲是被德国人征服还是被俄国人征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宁愿与另外两个超级大国瓜分世界，这样的一种世界图景是美国人愿意接受的。此外，尽管英美因为客观原因走到了一起，对抗德国和苏俄，但主观上，很多美国人根本就不喜欢英国人。伯恩汉姆身上既有着孤立主义的特点，也有着帝国主义的特点，他的思想符合典型的美式思维习惯。

对于当下的现状和不远的过去，伯恩汉姆其实都总结得相当到位，问题在于，伯恩汉姆看到了当下的趋势便认为它们是不可阻挡的，就像一只被蟒蛇的力量所震慑住的兔子，以为蟒蛇是天底下最强大的事物。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伯恩汉姆的思想，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基于以下两条定理。

1.从古至今，政治都没有变过。

2.政治行为不同于其他的任何行为。

先分析一下第二条定理：在他的第二本著作《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中，伯恩汉姆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争权夺利。所有的革命，所有的战争，所有的社会运动，不论看上去多么地理想化，它们的背后都是争权夺利的野心。但是很奇怪，正如伯恩汉姆自己也承认的那样，这些结论似乎只适用于政治生活，却不适用于日常生活。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显然并非只有自私的一面。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好像只有私德，而没有公德。但即便是这种说法好像也只适用于上层人士，而不适用与普通人。普通大众似乎总是有着模糊的理想，希望实现自由平等，但这种理想却总是被野心家利用，他们利用人民发动革命，等到革命完成之后就又把人们踩在脚下。伯恩汉姆的看法是，人群中永远都存在两种人：自私虚伪的精英和懵懂无知的大众，不同人群的组成会发生变化，有时候一个统治阶级会取代另一个统治阶级，但不变是人类社会中总会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人类的能力、欲望和追求本就不是平等的，因此寡头统治只会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奇怪的是，伯恩汉姆一直在说人们争权夺利，却从来没有解释人们是为了什么争权夺利。尽管为了夺权不择手段的是少数人，但伯恩汉姆却似乎认为这是和吃饭一样的自然本能，不需要解释。伯恩汉姆还认为，社会阶级永远服务于同一种目的，而这很明显完全无视了千百年的历史。在马基雅维利的那个年代，阶级分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欲的，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一个文明要想发展，就必须让一些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另一些人免于从事这些体力劳动。但随着机器时代的来临，阶级分化的这一理由已经不再成立了。没错，很多人依然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阶级分化也在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人们的个人自由越来越少。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心理原因，对此伯恩汉姆却没有做任何探讨。至于说各种“铁律”和人性的各种缺陷导致社会主义永远无法实现，无非是将过去投射到了未来。说到底，伯恩汉姆认为，既然自由平等的社会出来没有实现过，因此它就永远无法实现。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在1900年说人类永远造不出飞机，在1850年所人类永远造不出汽车。

机器时代来临使得人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马基雅维利也因此过时，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如果伯恩汉姆不愿意接受这一点，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自身的权力本能使他不愿意放弃马基雅维利描述的那个充满强权与诡诈的世界。伯恩汉姆的理论，正是在当代知识分子中盛行的权力崇拜论的美国变体，在英国，它的变种就是共产主义。如果有人去分析一下那些明明知道苏俄政权的本质却依然推崇苏联的那些人的组成，他会发现这些人大都从属于伯恩汉姆所说的“管理者阶层”，他们不是狭义上的管理者，而是那些科学家、技术人员、老师、记者、广播员、官僚、职业政客。一句话，他们从属于中等阶级，觉得现有制度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同时又渴望更多的名望与权力。这些人看向苏联，认为苏联的体制会消灭上层阶级，压制住底层阶级，像他们这样的中等阶级会获得权力，所以才向往苏联的体制。我们不要忘记，正是当苏联的体制展现出无疑的极权主义特征的时候，英国的知识分子才对苏联展现出了兴趣。尽管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在表面上会谴责伯恩汉姆，但他实际上说出了这些知识分子们隐秘的心声：他们想摧毁那个讲究人人平等的旧社会主义，用一种新型的阶级社会取而代之，在这个新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伯恩汉姆至少坦诚地表明了他认为社会主义不会实现，不像另一些人，他们号称社会主义必然到来，同时却改变了社会主义本来的定义。伯恩汉姆的理论显得再公正，也依然是对其自身愿望的合理化。他的理论并不能预示未来，而只能告诉我们“管理者”他们自己希望迎接什么样的未来。

所幸，“管理者”并没有伯恩汉姆他想象的那么强大。在《管理者革命》中，伯恩汉姆把纳粹德国描述成一个不可战胜的强大政权，同时却轻视了民主国家在战争中具有的军事和社会优势。他写道，纳粹德国的迅速扩张和军事胜利象征的不是衰落，而是“新生”，因此，纳粹政权才能千千万万的德国人发疯似的为之赴死。就连纳粹政权的虚伪和残暴也被伯恩汉姆当作了夸赞的理由，认为它们象征着一种“富有活力的”、“新生的”社会秩序。而就是这样的一种“富有活力的新生社会秩序”，却犯下了在美国积极备战，英国尚未打败的情况下进攻苏联的低级错误。但凡德国稍微有一点言论自由的空间，也不至于走出这种臭棋。

不论如何，大家从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到纳粹主义这样的运动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伯恩汉姆对纳粹党的手段却没有什么异议，只要纳粹德国的势头正盛，伯恩汉姆就认为它们没有什么问题。他说道，纳粹的这些手段之所以显得邪恶，是因为它们还很新颖，新的社会结构在取代旧社会结构时，总会被旧的社会结构当做洪水猛兽，可一旦新社会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就会建立一套新的道德规则。

换句话说，一件事物的对错完全取决于赢的一方是怎么规定的。这种观念完全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任何社会要想正常运转都必须要遵守一些基本的规范。因此，伯恩汉姆才无法看到纳粹政权的愚蠢与罪恶必将引向其自身的毁灭，他对斯大林的崇拜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说苏俄政权会自我毁灭还为时尚早，但是从长期看，它要么民主化，要么消逝，这是早晚的事。伯恩汉姆预想中无敌的苏联帝国不会建立，建立了也维持不久，因为人类已经无法再将奴隶制作为社会的基础了。

人不能只做正面的预期，有些时候人需要能够做负面的预测。当年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时候，没人知道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具体后果，但当时的确有人能够预测出它的结果不会好。现在也有不少人看出当下的欧洲问题的解决方案会带来很多问题。不去崇拜斯大林和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意味着一个人需要做出智识和道德上的努力。伯恩汉姆这么有天分的人，却以为纳粹主义值得崇拜，认为它建立的社会能够持续下去，这一事实表明，“现实主义”对当代人的现实感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