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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认为我们眼中的现实世界无非是一种幻像的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在近百年来中发展更为迅速，然而在当下，最可能扭曲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感知，使人们难以触及事物的真相的，还是新技术本身。那些鼓吹量子力学证明真相因人而异，声称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人说到底是在玩嘴炮，只有入戏过深的信徒才能做到无视不留情面的现实。但倘使新技术真的能够创伪造出足以以假乱真的虚拟现实和假证据，而这些技术又被广泛应用，那么人迟早会失去辨别真相的能力。没错，真相确实还在哪里，但是前方的各种迷惑与障碍使一名普通人再也无法触及它了，再也无法凭借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对不同信息的分析与判断筛选出谎言与欺骗。我想一种可能的情况便是政府与民间展开技术的军备竞赛，一方利用技术提高伪造现实的能力，一方利用技术提高分辨现实的能力，正如一方利用技术建墙，一方利用技术翻墙。然而，在技术的军备竞赛中，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大概率成为竞赛的获胜方。20世纪以来的世界一大趋势便是国家力量的增强与个体权力的萎缩。这一趋势是否可以被逆转呢？原子化的普通人能否重新联合起来，与中央集权者、精英人士、大型企业这些势力相互博弈，恢复自己原有的地位呢？或许可以从fediverse的前途中看到未来的走向。fediverse最重要的含义，也许便在于它象征着个体与社区。在这场集体与个体，中央与地方的暗斗中，如果fediverse能够成功，也许意味着重大的一步。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在技术方面的优势本身，也许意味着要想限制中央集权，就必须同时限制技术本身的发展。这也许要求一个社会在发展一项技术之前先问自己，这个社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不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短视希望利用技术回避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回避不掉，而技术本身又会带来新的问题。

本篇演讲的出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V9Tss9R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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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作者是Geoffrey M. Hodgson，写于2016年6月5日，在2016年12月13日，12月27日，以及2017年5月1日做过小幅调整。

本文发布在New-Politics网站 ：http://new-politics.online/the-broken-language-of-left-and-right

错误的转向：左派是如何走偏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成员国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实验，随之而来的是大幅政治变动。在东欧国家中，反对现状，支持自由企业和民主制度的，是新生的革命派；相反，那些支持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却反而被视为反动分子，意图维护气数已尽的旧制度。在60年代的西方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激进分子，看到90年代的东欧革命者居然都支持自由企业和私有产权，不禁感到十分迷惑。

至少到1990年代为止，右派一词代表着支持市场经济，此外，它依然保持了同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联系。而左派一词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让人联想起国有化和国家管制。讽刺的是，在最关键的领域，左右两派却互换了立场。在1789年，支持国家垄断的原本是右派，支持自由市场的，反而是左派。

1960年代的许多激进分子批评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与此同时，又反对冷战对峙。为了抵制越南战争，他们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的时候，他们也举行了游行示威。 60年代的各种经历使许多左派变得敏感了起来，反对强国凭借武力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弱国。

到了70年代，一些左派走得更加极端，反对传播西方的任何思想。甚至反对“贫穷国家的人民也有配拥有和西欧和北美一样的（部分实现的）人权”这种观念。即便用和平的手段传播这些权利与价值，也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或者“美帝霸权”的体现。要是有人想输出西式民主制度，或是传播人权，他的想法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遮羞布”。

由是，许多左翼分子从一开始的反战，变成了反对传播任何西方价值，即便采取的是和平手段。1789年的法国革命派所捍卫的普世价值和普遍人权，在1970年代的部分左派看来，只是在掩盖西方的霸权和压迫。

早在马克斯和恩格斯的时候，许多左派人士就开始认为启蒙主义原则和人权无非是遮羞布。他们背离了左派的初衷和核心价值。这是走偏的另一步。

当今的政治语言已经破碎不堪。如果有人要想复兴左派的话，那么他必须回到左派开始的地方，反省左派在1789年以后走了哪些歪路。没错，世界已经变了，人们也并不需要完全固守词语本来的含义。但是，左派最初的目标，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议制民主，以及普世人权。这些原则不论是在1789年，还是在今天，都同等重要。

不停变更的左右含义

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罗伯特·欧文等人的思潮，社会主义开始兴起。社会主义强调团结平等，但这种团结和平等有时是以牺牲自由、独立、甚至民主为代价的。欧文本人就反对代议制民主，敌视律师，抵制法制机构，并且反对了1832年改革法案。早期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希望建成理性、和谐的社区，认为在法庭和议院上分派辩论是没有效率的。这是1789年以后的左派走偏的第一步。

19世纪40年代，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设想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终将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并将剥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财产。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认为，法国大革命所捍卫的原则与权利“无非只是布尔乔亚的理想王国”。因此，这些原则与权利便成为了阶级斗争的祭品。这是走偏的第二步。

1917年，俄国出现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大清洗和恐怖统治。然而许多左翼人士却支持了苏联政权。自此以后，左派就和极权主义、最低人权、虚假审判、大规模处决、以及对自由的限制和任意没收财产的行为联系起来了。左派一词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变得面目全非了。

正如之前提到的，1789年的法国左派其实是反对国家经济垄断的。因此，最初的左派只会反对企业的国有化。基于这些原因，以及其它的考量，我们有理由认为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其实属于右派。

右派一词一直让人联想起威权主义、歧视、对人民主权的压制、对法律平等的否认。接着，右派又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地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了。左右两词都拥有了专制独裁、压制自由的含义。

1848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扭曲了左派一词，使其脱离了启蒙主义的根基，与此同时，20世界上半叶的好战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却使得右派的含义变得相对固定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右派依然让人联想起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神权政治，以及法西斯主义。欧美的保守主义者曾经支持过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并且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辩护。这些保守主义者很恰当地被称为右派。

但是，右派一词的含义最终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右派从民族主义、传统主义，贵族特权的支持者，变成了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急先锋。真是讽刺，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诉求原本属于左派的范畴。

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式的福利制度在各国瓦解，信奉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开始扎根。到了1980年，一些右派思想家又一次在自由主义的地盘上攻城略地，而这些地盘早就被左派他们自己放弃了。到了这时候，不论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还是独裁政权的辩护者，都被当成了右派。

但是很多右派人士—包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支持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却没有做到前后一致。他们支持大型企业，扶持独裁政权，反对对采取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进行制裁。

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但是，由于他们对毒品和卖淫的态度十分负面，并且过度热爱那些保守的、非个人主义的“家庭价值”，因此没有做到坚守原则。话又说回来，许多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其实是支持民主，反对独裁政治的。

最初的左派与私营企业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许多的企业都与王权和官僚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室的一大收入来源就是向企业售卖官职，相应地，这些企业和商会也会从国王那里获得特权和好处。

为了实现个人主义的理想世界，废除旧制度的那些令人厌恶的机构，在1791年以后，法国的革命政府便出台了相关法律，禁止工人、技术人员及企业家形成组织，并且取消了大部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法国人废除了商业联盟、行会，甚至废除了公司制度。这样，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但他们不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商业组织。

但是，这场基于自由市场和高度个人主义的革命实验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缺少相应的民事机制和基本的的规章制度，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也是必然的，不久之后，人们就恢复了公司制度。

关键的一点在于，法国大革命期间，从吉伦特派到山岳派的所有左派领袖都主张建立以个人主义、财产权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和1640年英国的平等主义者，以及1770年的美国革命派并无二致。在君主制度下，法国的革命者深深地体会到了国家统制的恶果，以及集中的经济力量造成的弊病，十分想将这些东西彻底废除。他们捍卫私有产权，支持私营企业。正如费边社会主义者理查德·亨利·陶尼所言：“法国的雅各宾派坚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程度丝毫不亚于英国的托利党“

有些人认为格拉古·巴贝夫是大革命期间最左的人。巴贝夫支持过“恐怖统治”，等到“恐怖统治”结束，罗伯斯比尔被处决后，他本人就因为批评新政府被投进了监狱 。

1795年，巴贝夫被放了出来。出狱后，他主张废除私有产权，建立公有制，并且宣称，为了实现这一点，必要的话可以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他是现代的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希望平均分配所有的收入和财富。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密谋夺权，计划以人民的名义进行专政，等到在他看来人民受到了足够的教育，能够通过本地选举自我管理了，再结束专政。1796年，巴贝夫的阴谋败露，随后他便被处决。

巴贝夫有一点说的没错，如果封建时期的集中财产能够被继承下来，那么又怎么实现真正的权利平等、法律平等，废除旧有的特权呢？要废除封建制度，又怎能不扫荡旧时代令人厌恶的奢华呢？

但是，由于只关注这一个问题，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们便不满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要把追求平等的革命口号推到极致。为此，他们否认了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其它重要权利，包括个人产权、言论自由权，和自由结社的权利。

巴贝夫的短命阴谋虽然也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大革命。巴贝夫的口号是绝对平等，要废除私有产权，而这是与当时盛行的雅各宾派观念相悖的。巴贝夫是大革命的产物，但他并不是大革命的典型。

什么不是左派

要是左派就代表精力充沛、坚定不移的话，那么山岳派就比吉伦特派要更左。但是，仅仅看信徒有多么狂热，多么积极，多么暴力的话，我们并不能对各种观念进行有效区分。对于一种政治思想，我们应该更注重的是其内容，而不是它的外在表现方式，或是人们为了实现它所采取的手段。

为了尝试将左派从右派区分开来，大卫·考特（David Caute）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1789以后的欧洲左派》（The Left in Europe since 1789）。在这本书中，考特认为，左派最根本且最持久的特点，就是支持人民主权，反对右派所支持的王权和教权。

考特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尔描述为普选权的主要推动者。在考特看来，“在1793年，比吉伦特派更左的就是左派。”他把吉伦特派描述成“温和的自由派”，把雅各宾描述成“激进民主派”。但是考特的说法其实很容易就能被驳倒。

我们可以看看吉伦特派的两位重量级人物。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在吉伦特派中间曾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以至于有段时间整个吉伦特派都被称作布里索派。而在1789年以前，他就主张在法国建立民主共和了，这比罗伯斯比尔还要早。他反对基于收入和财产的选举权限制，相反，他主张建立一个基于男性普选权的代议制政府。布里索在废奴运动中也是一马当先。

尼古拉·德·孔多塞则是另一位主要的废奴主义者，他也属于吉伦特派。他也是最早主张女性普选权的人之一，在这一点上，罗伯斯比尔并没有跟进。

和考特的描述相反，布里索和孔多塞的例子明显地表明，与罗伯斯比尔相比，吉伦特派的领军人物不仅更早支持普选权，而且支持得更加全面。作为一个整体，吉伦特派的民主诉求十分激进，程度丝毫不亚于罗伯斯比尔以及其余的雅各宾派。

总体而言，吉伦特派反对暂停民主政治。相反，罗伯斯比尔等山岳派则更乐于以所谓的“紧急状态”为由中止民主。

如果不看这些，单就目的（而非手段）而言，布里索，孔多塞这样的吉伦特派，和罗伯斯比尔这样的山岳派区别其实不大。

原初的左派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政治词汇源于起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的国民制宪议会上，那些最为反对君主制度的会议代表，就聚集在左边的席位上。那些支持贵族制度和君主制度的保守派，则聚集在会议的右侧。多维尔男爵（The Baron de Gauville ）这样描述道：

> “我们就是这样辨认彼此的：忠于国王和宗教的，就坐在席位的右边，这样就能够避开举止粗鲁，喜欢肆意喊叫和发誓的对立派。”

坐在会议左席的，希望限制君主的权力，最终建成民主共和。

坐在会议右席的，则希望君主能够凭借否决权维持一定的权威，希望保留贵族的一些权利，有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上议院，并且保留选举的财产与缴税限制。

相反，左派则要求取消所有的贵族特权，限制教会的权力和特殊待遇，建立单院制的立法机构，让一切立法的权力归于民选代表的手中，以及普遍的，但只限男性的选举权。

1789年，法国的雅各宾俱乐部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了出来。雅各宾俱乐部原本是一种开放式的论坛，供各种各样的革命派参与；日后人们所说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都是雅各宾的成员。

吉伦特派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源自于吉伦特省。山岳派则是雅各宾内部的激进派：他们因成员都坐在议厅最左侧的高台上而得名。

从1789年到1792年，雅各宾一词的意义最为宽泛，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雅各宾派都是左派。正如其他的激进启蒙思想家那样，他们认为，理想的政府应当建立在自然权利和多数人意志之上，而不基于宗教和传统。

因此，对于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左派和右派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普世人权和权利平等的问题上，他们也有许多分歧。身为左派，就意味着拒斥贵族与宗教的权威，认为权力的合法性源于全体人民的意志。

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都赞同动用武力来保护革命成果，都对敌对的外国势力采取强硬的立场。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甚至不惜暂停民主政治，以此对封建势力和贵族力量进行彻底的清算。一些人支持处决国王，尽管不久之前反死刑思潮还在雅各宾俱乐部盛行。

吉伦特派是国民制宪议会的多数；他们控制着行政会议，各个部门里都是吉伦特派的人。但山岳派却掌控着巴黎最重要的那些机构，包括 国民警卫队。

1793年6月2日，山岳派调用巴黎的国民警卫队，驱散了国民公会，对吉伦特派展开了清洗。吉伦特派的领袖大都遭到了关押和处决，“恐怖时代”就此开始，数以千计的人要么被送上了断头台，要么被民兵和暴徒杀害。

自从发生了这场针对吉伦特派的政变之后，雅各宾一词的意义就变得狭窄了，它让人联想起激烈的、不妥协的、暴力的革命行为，就像山岳派那样。

支离破碎的语言：左派与右派

「“需要明白，当前的政治混乱与语言的堕落息息相关，同样，从语言这方面着手，我们也许能对情况加以改善。」— 乔治·奥威尔，1946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词现在已经变得意义含混，自相矛盾。在当今的世界，右派一词可以用来指代如下各种观念的持有者，这些观念形色各异，甚至相互抵触，例如：

1. 那些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通常被当成政治上的右派，即便他们强烈地支持民主和人权。

2. 那些认为私有财产高于一切，对民主则没那么关心的人，也被说成是右派。

3. 赞同市场经济，反对国家权力，甚至为此不惜反对战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被当作右派。

4. 尊崇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被当成右派，即便他们维护民主制度和个人权利。

5. 法西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也被称为右派，包括那些鼓吹战争，限制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人。

由是，饱受滥用的右派一词，如今既覆盖了民主人士，也覆盖了专制君主；既包括了和平主义者，也包括了战争贩子；既可以代指民族主义者，也可以代指个人主义者；既可以形容人权的捍卫者，也可以形容人权的敌人。事实上，一个人支持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不代表他就是一名种族主义者和好战的民族主义者。然而这些大相径庭的思想观念却被稀里糊涂的混在一起，贴上了同一个标签。

左派一词同样也堕落了，它所指代的对象，同样也各不相同，并且持有众多自相矛盾的观念，例如：

1. 主张国家大幅干预经济（通常是借助宏观调控和国有企业）的人，被称为左派。

2. 呼吁最小政府，主张社区自治，反对产业国有化的人，也被称为左派。

3. 那些不怎么关心民主自由，更关心如何实现财产公有、计划经济、废除贫困的人，同样被称为左派。

4. 那些主张扩大民主、实行去中心化、捍卫人民主权、个人自由与表达自由的人，也被当成左派。

因此，左派一词，现在既包括了主张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者，也包括了主张社区自治的去中心主义者；既包括了极权主义者，也包括了激进的民主人士；既可以指代那些希望尽可能扩大自由的人，也可以指代那些希望尽可能消灭自由的人。

左派和右派都曾主张过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法西斯(Fascist)一词的最就初来源于古罗马长官权力的标志，即把树枝绑在一起所形成的束棒（faces)，它象征着集体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要求个体牺牲自己为集体服务。同样，民族主义也赞美国家，认为国家和民族高于各人。如果你坚持认为集体主义就是左派的话，那么你便忽视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样具有集体主义倾向。

此外，正如下文阐述的那样，左派和右派其实也都支持过不同形式的个人主义和私有产权。可惜的是，如今这些词汇成了一团浆糊，变得意义不明了。

七、思想洗钱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七种手段就是思想洗钱（idea laundering)。思想洗钱一词由Brett Weinstein发明，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一些学者有着强烈的道德冲动，于是他们便建立一个拥有“同业审核”（peer review)的期刊，使自己的道德冲动获得“学术支持”，换句话说，我们知道洗钱（Money Laundering)就是把钱从非法的转化成合法的，而“思想洗钱”就是把某些人的幻想转化成权威的知识，以此来支持他们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冲动。这样，在面临他人质疑的时候，自吹自擂的Social Justice学者就会把这些期刊摆出来，说：“看，xxx上就是这样说的“，给人一种有根有据的假象，然而，事实上，这些期刊里的东西不但算不上是证据，甚至也称不上是知识，用Douglas Murray的话来说，它们是一系列断言。通常情况下，这些断言是伪装成知识的道德冲动。比方说，如果你不同意Social Justice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观点，那么也许有人会告诉你：这显示了你的内在弱点，这种说法源自Robin DiAngelo的“白人脆弱理论(”While Fragility)。或许还有人会告诉你：这是因为你在故意装糊涂，这种说法来自于Christie Dodson的“恶意装糊涂理论”（Pernicious Ignorance)。也许还有人会指责你在参与白人霸权，这是Barbara Applebaum的理论，或者指责你厌女，这又是Kate Manne的理论。在所有的这些例子里，你都能发现这些理论家虚构了一个用来贬低和羞辱παρρησία的道德基础。

经过思想洗钱的理论，是一个内部自洽的生态系统，但它是与现实世界相脱节的。Social Justice的拥护者试图欺骗人们，先让人们以为他们应该生活在这种生态系统中，然后将其强加于在人们身上。但这些理论其实是精神错乱的谎言。为了使自己的道德冲动获得“学术支持”，Social Justice的拥护者们已经编造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称不上研究成果，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做研究，它们的结论什么也说明不了。

思想洗钱既有害又危险，凭借着这些伪学术研究，Social Justice教徒能够让人们相信，甚至让自己相信，他们真的掌握了可行的知识。他们的思想是意识形态驱动的，通常不可证伪，比方说“父权制”（Patriarchy)，更多情况下是彻底的编造。他们指向这些假期刊、假论文，狐假虎威地告诉人们：“你们是错的，应该相信我们的这一套，我们有证据”，其实这些“证据”就是经过了思想洗钱的道德冲动。

六、取消文化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六种手段就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指对某人进行抵制（这里的某人并不一定指名人），之所以抵制，是因为他的言论冒犯了某些人，为此，他必须被“取消”，被孤立，被忽视。我在这里不打算做过多的介绍，因为取消文化的意思不言自明，并且已经广为人知。然而我还是必须提一提，因为取消文化是Social Justice教徒的惯用手段。借助取消文化，Social Justice教徒得以阻碍人们坦率直言，如果有人不小心口误的话，他还会遭受惩罚。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人人都曾犯过口误，包括我自己在内。

“取消文化”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美国的制片人James Gunn就曾因为推文冒犯他人而被银河护卫队解雇（之后又再受雇佣），既是女演员又是制片人的Roseanne Barr同样也曾因为她的推文而被“取消”，此外，众所周知，Louis C.K也曾因为性骚扰被“取消”。毫无疑问，在当代的流行文化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许多人自己可能已有所经历。取消文化制造了一种恐怖的氛围，使人人们提心吊胆，害怕自己的言论和行为会给别人造成误解。对于那些诚心悔过的人，取消文化不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此外，取消文化对无辜之人和罪人不作区分。

特别提一下，加拿大总理James Trudeau曾是“取消文化”的拥护者，但经人曝光，Trudeau本人曾多次扮黑脸（即blackface，这种做法被视为种族主义），而且对此撒谎多次。于是，许多人便主张让他也来尝尝“取消文化”的滋味。

这样做是不对的。

用“取消文化”来报复那些造成“取消文化”的人，并非问题的解决之道。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宽恕，在于合作，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境。这种思想，即宽恕的思想，是与Social Justice这种毫无仁爱之心，不给人悔过的机会的意识形态不相容的。“取消文化”不能去除“取消文化”，我们不应该放纵心中的仇恨，用卑鄙和充满恶意的手段去折磨对方，将己所不欲的东西施加与人，美其名曰“给他上一课”。正相反，我们要告诉这些因为Social Justice而变得目光短浅，不尊重他人的人，告诉他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待人以尊重和体面，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里，苏格拉底曾经和塞拉西马柯有过一场对话，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说道，“鞭打一匹马，并不能造就一匹好马，同样，殴打一个人，并不能造就一个好人”。将苦难强加于人，只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坏，也让我们自身变得更加丑恶，因为我们自身也变成了苦难的制造者。

五、偏见调查小组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五种手段就是“偏见调查小组”（bias response team)。根据2018年华尔街日报上的的说法（由Jillian Kay Melchior所写的一篇文章），全美有200所大学都设立了类似的组织，用以处理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有关偏见的指控，USA Today的一篇文章则将这个数值提升到了232。那么这些遍及200多所高校的“偏见调查小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USA Today的说法，“ ‘偏见调查小组’鼓励学生举报那些可能会冒犯、伤害、或者边缘化少数群体的言论，以实现建造更包容的高校的最终目标”。注意，这里再一次出现了“包容”（inclusive)一词，它是（inclusion）的变体，至于这里的“包容”指得是什么，我在第三点已有所论及。这篇文章继续说道，“学生的言论一旦被举报，他本人就会立马遭到‘偏见调查小组’的调查，如果调查认为该学生的确发表了偏见言论，他就会面临行政部门的制裁和处罚。

我所执教的波特兰州立大学，就在官网的“全球多元包容”页面，对“偏见”进行了定义，上面写道：“ **偏见是一种思想状态 ** ”。偏见是一种思想状态。 诸位请停下来，好好想想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偏见调查小组”是一种制度化的，用以惩罚思想表述的一种机制。

我之前提到的非营利组织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ducation)在此还提供了其它的一些例子：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对偏见的定义包括了“政治观念”，假如你画了一份政治漫画，让一些人感受到了轻蔑（这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的政治漫画），那么你就是在展现偏见。威廉姆斯学院则将“在社交平台上评论某人的政治看法”作为偏见的典型案例，这几乎包括了在社交平台发布的任何与政治相关的内容，甚至也包括了对官员的批评。玛卡莱斯特学院对于偏见的定义（现在已经删掉了）则包括基于群体身份的偏见，以及基于性格和行为的偏见。注意，不喜欢某种行为也可以被视为偏见。这就基本上囊括了天底下的任何人，任何事。

在此，我想明确地告诉大家：为了防止人们因为天生的特征，例如种族、性别而受到歧视，我们的确应该建立一些保护机制。在美国，我们的法律已经提供了相关的保护，例如民权法案就规定，基于种族、肤色、宗教、国籍的歧视属于非法。在一个公民社会，这些歧视是不可以也不应该存在的。但是“偏见调查小组”的所作所为和前者没有多少关系，“偏见调查小组”对我们的言论自由和认知自由起到了一种一种寒蝉效应，让我们不敢坦诚交流，因为它所维护的包容，是一种虚伪的包容。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感到了“智识的不安全”（intellectually unsafe)，他就可以向“偏见调查小组”举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举报可以是匿名的。这就意味着，举报不限制身份，不限制地点，哪怕一个人不在场，他也可以举报别人。最近流行的一种风气就是“代人受冒犯”，假如你对某些人说了可能会使人冒犯的话，例如“Hey Guys”，
而这句话又传到了别人的耳朵里，那么听说你说过“Hey Guys”的那个人，就可以以听到“Hey Guys”的人的名义，“代替”他们受到冒犯。换句话说，只要有人认为你持有的某些观点不包容，那么其他人就可以以这些人的名义向“偏见调查小组”将你举报，不久之后，你可能就遭受惩罚。2017年， Christian Schneider曾在华尔街日报发布一篇文章，名为《“偏见调查小组”，欢迎来到1984式的课堂：深入探究大学校园是如何封杀和举报冒犯性言论的》(‘Bias Teams’ Welcome the Class of 1984：A chilling look inside colleges’ systems for reporting and policing offensive speech.)，其中写道，波特兰州立大学的一名学生举报了一位女士，因为她开玩笑说自己精神分裂了；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亚裔女学生举报了一位餐饮人员，因为他用日语说“你好”；印第安纳大学的一名助教举报了一位受邀讲师，因为他在解释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作用时引用了Janet Jackson在超级碗时的“乳头门”事件；犹他大学的一名22岁的女学生则举报了一名教授，因为他安排学生读的经济学经典作品中多是由白人男性书写的，据说这种安排创造了一种“不友善的学习环境”。

四、撤销邀请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四种手段就是撤销邀请（disinvitation）。所谓撤销邀请，就是指在某人受邀（通常是去大学）演讲之前，想方设法把这个邀请撤销掉。在2014年，我第一次意识到撤销邀请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前国务卿Condoleezza Rice，一位是出生于索马里的女权主义者、作家Ayaan Hirsi Ali，都在收到演讲邀请不久后被撤销了邀请。Rice受到了两次邀请，一次是罗格斯大学的邀请，一次是明尼苏达大学的邀请，Ayaan Hirsi Ali则是受到了耶鲁大学的邀请，结果这些邀请都被撤销了。许多演讲者，他们的政治立场各异，但都无一例外地在应邀演讲前被撤销邀请，这通常是因为有人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观点，将他们举报了。这里有一些例子：欧柏林大学撤销了对Christina Marie Hoff Sommers的邀请，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撤销了对Cornel Ronald West的邀请，阿尔玛学院撤销了对Ben Carlson的邀请，德雷塞尔大学撤销了对Noam Chomsky的邀请，亨茨维尔大学和雪城大学撤销了对Madeleine Albright的邀请，圣地亚哥大学撤销了对达赖喇嘛的邀请。总而言之，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各种理由被撤销邀请，你不喜欢某人的演讲内容吗？好，举报他，让学校撤销邀请。这可是大学！是最需要思想交流的地方。虽然左派和右派都存在撤销邀请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在左派中间更为盛行。由Greg Luciano创立的非党派非营利组织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ducation)在官网上有一个详细的列表，上面列举出了哪些学校撤销了对哪些人的邀请，原因是什么，我建议大家看一看这张列表，它很有意思。

这些演讲者之所以被撤销邀请，通常是因为一些人不希望另一些人接受演讲者说传递的信息，或是不喜欢演讲者的政治观点，像麦克·彭斯就是因为后者被泰勒大学撤销邀请的，此外，如果有人不喜欢演讲者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他也会让学校撤销邀请。我的同事Bruce Gilley就有着这样的遭遇，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为殖民主义一辩》（The Case for Colonialism)，为殖民统治进行了辩护。但不久之后，期刊编辑们就不得不把这篇文章撤了下来，因为他们受到了死亡威胁。Social Justice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紧咬着我的同事不放，想取消他的教职、将他解雇、让他失业。Social Justice的追随者总是想方设法地剥夺人们提取不同声音的权利，阻止演讲者在险境中坦率直言，即παρρησία。最近，他们还想出了一种新的花招，那就是以安保费用太高为由撤销邀请。最后，如果这些手段都没有奏效，他们还会亲自到场，扰乱现场的秩序，有时候他们会带来大喇叭大声喊叫，企图用声音压倒演讲者，正如Jordan Peterson在安大略所经历的那样。有时候直接剪断连接扬声器的电线，破坏相关设备，正如我们在波特兰州立大学说经历的那样。

三、“包容”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三种手段就是“包容”（inclusion），包容一词有着多种含义，其中的一些含义不但是正面的，还是公民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宽容的核心含义和友善相类似，一个包容的环境，指的便是一个对人友善的环境。谁不想建立一个对人友善的环境呢？谁希望人们会因为天生的特征，例如种族、残疾、性取向而遭受特殊对待呢？任何思维正常的正派人士都希望建立对人友善的环境。但实际上，“包容”一词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它指的是限制特定的言论，禁止一群人发言，以便于使另一群人感到友善。因此，不限制人们言论的环境必然是不包容的环境，包容的环境必然要限制人们的言论。事实上，那些被限制的言论，往往是与时潮相左的言论。当下的时潮是身份政治，因此有关种族、性别的言论就要被限制。任何言论，只要伤害到了某些人的感情，或是可能让人觉得不友善，都必须被禁止，类似于“人的生理构造对人生选择有何影响”的话题是不允许讨论的。

更为重要一点的是，“包容”同样是阻碍παρρησία的一种手段，阻止了παρρησία，也就阻止了人们展开坦诚的交流，使得人们不必反驳论点本身。它还限制了我们的认知自由，如果你说话前总是要想着会不会冒犯他人，会不会涉及不合适的词汇，你又如何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呢？这样的话，每个人在讲话时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包容”是παρρησία的敌人，它让我们不敢展现自己的真实想法，害怕冒犯他人，害怕自己的言论会造成一个不包容的环境。因为“包容”，我们不得不揣测他人的真实想法，因为人们都习惯了心口不一，我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拐弯抹角。而正是通过παρρησία，通过真实和坦率的交流，我们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παρρησία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唯一途径。如果你不认同时下的道德正统的话，“包容”强迫你去撒谎，而基于谎言的交情一定是不健康的。我们本不应该生活在谎言之中，不停地试探和思索他人和自己的想法。“包容”强迫你去利用别人，并且被别人利用，因为大家都心口不一，惧怕真言，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说话的权利——真是讽刺，因为他们早已放弃了这一权利。

二、将言论等同于暴力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二种手段就是将言论等同于暴力，认为言语就是暴力，并且会对人造成与物理伤害无异的影响。这种说法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了，可无论听了多少遍，我都依然觉得反感，就像看到了蟑螂一样。心理学教授Lisa Feldman Barrett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很火的文章，叫做《当言语变成了暴力》（When speech is violent)，试图将“言语等于暴力”这一说法合理化，以此作为她在谈论神经系统和受压反应时的依据。显而易见，言语是言语，暴力是暴力，一个有实体，一个没实体，两者是不一样的东西，英国哲学家Gilbert Ryle称这种做法为“分类错误”（category mistake）。除了明显的逻辑错误之外，把言语等于暴力还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Jonathan Haidt和Greg Lucianov在亚特兰大报的一篇名为《为什么告诉学生言语等于暴力是错的》的文章中出色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写道：“这一代年轻人本就饱受焦虑与忧郁之苦，再向他们夸大世界的暴力和威胁的话，就等于是在告诉他们，言语、思想、和发言的人真的能杀掉他们。更为糟糕的是，在当今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美国，这实际上就是鼓励部分年轻人采取政治暴力。因为假如言语真的等于暴力，那么如果有人说了我不爱听的话，他们就真的在对我施加暴力，那么相应地，我自己就可以用（物理的）暴力来以暴制暴。事实上，在2017盛行一时的为“攻击纳粹”而辩护的风气中,我们就能发现这种思维方式，当时，一位真正的新纳粹Richard Spenser就受到了突然袭击。这种思维同样还表现为“泼奶昔”行为，即向意识形态敌人泼洒奶昔，英国最近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美国也有类似的案例。

将言论等同于暴力的这种做法，除了会促使现实中的暴力之外，还属于一些意识形态或信仰的自我防卫机制，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其隔绝与批评和审视，免于受到修正。假如言语等同于暴力的话，那么我为什么要和那些要向我施加暴力的人对话呢？换句话说，我为什么要与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交流呢？把言论等同于暴力，等于是在沟通的桥梁尚未建起之时就将其斩断。此外，它还给了人们不去花时间理解和反驳对方的观点的借口。言语的确能让你不开心，但言语并不是暴力，虽然有人骂我是纳粹，但这并不是暴力行为。我们控制不了他人的言论，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这些言论做出的反应。我们应该牢记这句格言：“石头和木棍也许会砸断我的骨头，但是言语永远伤不了我”。

将言论等同于暴力也是在阻碍παρρησία，因为παρρησία就是不讳真言，而坦率地说出真话却会被一些人指责为施加暴力。而且，进一步说，既然言论等同于暴力，那么我们就应该限制言论，因为我们想限制暴力。

一、贴标签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一种手段就是贴标签。我想，诸位一定已经知道，有些人为了对我的演讲展开报复，直接在Twitter上说我是“Bigot”（老顽固）。贴标签可谓是Social Justice世界的一大发明：Nazi，Racist，Homophobe，Transphobe，Bigot，Fascist（纳粹，种族主义者，恐同者，恐跨者，老顽固，法西斯）应有尽有，而对于我们这些指出Social Justice的荒谬的人，他们又发明了一个新标签，叫Grifter（骗子）。在他们的种种流氓手段中，贴标签名列第一，任何质疑他们教条的人，或是言语冒犯到他们的人，都会不停地被贴上各种标签。贴标签可以用来封杀言论，阻碍和惩罚παρρησία。几年前，我注意到纳粹变成了烂大街的标签，应用到了所有人的头上，连那些在大屠杀中痛失亲人的东正教犹太人都被当成了纳粹，因此在Twitter上呼吁大家谨慎使用纳粹一词，只用这个词形容真正的纳粹。结果，成百上千的Social Justice信徒立马跑过来对我进行恶毒的非难，不久之后，我也被唤作了一名纳粹，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呼吁人们审慎地使用纳粹一词。对于这一现象，James Lindsay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回应，他说道“如果你认为纳粹一词只应用于形容真正的纳粹，那是因为你自己就是纳粹，我把这种理论成为‘Nazi Fragility’（脆弱的纳粹），因为你只能赞同这种理论，如果你不赞同，那这恰好证明了你是一个纳粹”。Lindsay这里其实是在化用Social Justice理论的概念，即“White Fragility”，白人脆弱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如果你否认自己是一名种族主义者，那这恰恰证明了你的种族主义。这其实一种逻辑陷阱：如果你否认某种说法，那么你的否认恰恰被当成了证据，这样不管你承认还是否认，你都没有好果子吃。这种逻辑几乎可以应用在一切事物上，作为指责的手段。比方说，我可以说你是一只河马，什么？你说你不是河马？那这恰好证明了你是一只河马。这种理论其实上破坏了Michael所说的“现实构造”。

纳粹一词的含义仍在扩张，最近，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的一名老妇人和她的同伴在街上行走时突然被Antifa极端分子拦了下来，Antifa自称是反法西斯分子，但行为与街头混混无异，老妇人之所以被拦了下来，是因为她想去莫霍克大学，观看Dave Rubin对加拿大人民党领袖Maxime Bernier的采访，他们当时正在讨论与言论自由和审查有关的话题。知道老妇人想去观看采访，Antifa成员尖声喊道：“纳粹渣滓！” 我们害怕被贴上难听的标签，害怕为此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缄口无言。将纳粹、恐同者、老顽固等词作为污蔑中伤的手段，目的是进一步提高παρρησία的成本，让人们更加怯于坦率直言。在Social Justice的世界观里，人们是不允许接收“错误”观点的，所以他们才要给人贴标签，制造一种人人自危的氛围，他们不仅要剥夺人们坦率直言的言论自由，还要剥夺人们的集会自由，正如在加拿大发生的那样。

Social Justice 是怎样让人噤声的 (演讲)

我是来自波特兰州立大学的一名全职教师。在2017年五月，我来到了学校的办公室，却看见门上画满了纳粹万字旗，并且挂了一包粪便，走进办公室后，我发现洗手间的墙上同样也画满了纳粹旗帜，而我的名字就大大地写在旁边。之所以会遭遇这些，是因为我曾邀请过谷歌的前工程师James Damore到本校讨论性别问题。James Damore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谷歌备忘录，里面谈论了有关编程和性别失衡的问题。在这本备忘录中，Damore特别地提出，造成性别失衡的并不是系统性偏见，而是男女之间兴趣爱好的差异，而后者有可能受到生理构造的影响。我之所以邀请Damore，并不是要替他说话，而是为了对性别问题展开文明讨论。我认为这场讨论是很重要的，因为Damore的观点挑战了大学校园里的正统道德观念。在这种正统观念看来，哪怕是讨论生理差异本身，都体现着性别主义。为了报复我对Damore的邀请，Social Justice的信徒们画了万字旗，挂了粪便，并对我本人进行了人身威胁。今天，我将向大家详细解释Social Justice这一意识形态是如何摧毁了我们的言论自由和认知自由，使我们无法坦诚相见的。我说的认知自由，指的是自由思想，追求真知的权利。

至于Social Justice到底是何物，Lindsay博士会给出详细的说明。在这里，我只作一个入门的介绍。以下的引文是来自《Teaching For Diversity And Social Justice》的一段话：

“Social Justice refers to reconstructing society in accordance with principles of Equity, Inclusion, Diversity. Diversity and Social Justice are inextricably bound together, without truly valuing diversity, we cannot effectively address issues of injustice; without addressing issues of injustice we cannot truly value diversity.”

“Social Justice (社会正义）指的是以同等、包容、多元为原则改造社会。多元和社会正义是密不可分的，不去真正地重视多元，我们就无法解决社会上的不正义；不解决社会上的不正义，我们就无法真正地重视多元。”

这听起来是个很好的想法，但当你仔细审视这些词语的含义之后，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问题之一在于，Social Justice的拥护者会不择手段地封杀一切异己的观点，恐吓那些胆敢质疑他们教条的异端。这种言论审查压制了不同的声音，打击了多元的观点，Social Justice的拥护者也因此变成了他们口中最讨厌的样子：暴徒和流氓。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Social Justice教徒的许多行为：他们先是阻止学校邀请Damore，随后又威胁我不许到场，这些做法失败之后，其中的一名女子又和其他人串通，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剪断了扬声器的电线，破坏了相关设备，最后连安保人员都不得不介入，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讨论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是否可能影响不同的职业选择，而在Social Justice教徒看来，这是异端思想。

自2017年以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我好几次遇到人向我吐口水，对我进行人身威胁，有一次还在当地酒吧里受到了骚扰，当时，有人认出了我，要和我聊天，然后就不停地辱骂我，最后，他终于说道：“Peter，我不想和你聊天，我想伤害你。” 事实上，现在Twitter上就有人在对我们的这场集会进行恐吓，他们说道：“你就是一个纳粹！你的听众也是纳粹！” Social Justice教徒之所以这么愤怒，是因为我正不加掩饰地揭露Social Justice Ideology的实质：一种毁坏公民社会，腐蚀公共机构，试图摧毁我们的认知自由的意识形态病毒。大家要明白，使得Social Justice的追随者愤怒的原因，正是我们在事实与证据面前的坦率和诚实，因为我们没有听顺于他们眼中的权威，也没有用悦耳的词汇提那些不疼不痒的建议。

对于那些威胁我不准出席演讲的人，我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我可以说给谁听，不可以说给谁听，你们谁也管不着。他人的愤怒在我看来一文不值。我从不认为，如果我的直言不讳冒犯到了某个人，我就应该缄言不语，不仅我不应该这样，其它人也不应该这样。古希腊人为此有一个专门的单词，παρρησία (Parrhesia, four syllables, accent on the ι, pronounced par-rey-SEE-a)。 παρρησία是开诚布公，是不加掩饰，意味着即便身处险境也要说出真相，παρρησία是大胆无畏，是不讳真言，不为取悦他人或是谋取私利，παρρησία是坦率直言，而不是用来说服对方的手段。在险境之中说真话是一种道德行为，它能发现并修补人们思维中的缺陷，在险境之中说真话还是一项责任，并且它还通常是解决问题，抑制危险思想传播的唯一途径。而我今天要做的，就是不加掩饰地揭露Social Justice Ideology的组成部分，它们蓄意要摧毁παρρησία，并摧毁我们坦率交流的能力。παρρησία和Social Justice Ideology是不共戴天的敌人，Social Justice Ideology故意让我们无法坦率直言，无法表达与正统道德相悖的观点。遇到与现行正统相冲突的问题时，它阻止我们承认自己的无知。它还让人们无法真诚地交流和交友，因为人们都不敢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也就不可能形成或者说很难形成真正的友谊。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Michael，他和我有着很不一样的政治观点和相差甚大的形而上学，但是毫无疑问，正是与他交往才使得我成为了一名更敏锐的思想者和更好的人，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形成了非凡的友谊。在此，我对Michael及我们的友谊表示衷心的感谢。接下来，我将挨个介绍Social Justice为了摧毁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所采用的手段。我将向各位解释Social Justice的一些内在性质是怎样阻止和惩罚παρρησία，使自身免受批评的。（序言）

又一次进行了帐号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