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n @Proton@qoto.org

根据目前报道，死亡人数至少为2,000人，部分来源甚至估计高达12,000人。各方普遍认为当局正对抗议者开枪镇压，这可能是伊朗伊斯兰政权47年存在以来最为虚弱的时刻。

有人认为伊朗政权有能力成功镇压反对声音，如布雷特·麦库尔（曾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权期间担任伊朗问题特使）。他说伊朗外长私下曾对他表示，该政权之所以得以维持，是因为它愿意杀害反对者。他最近在推特上公布了这番话——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同在就这篇推文下面，也有很多伊朗人表示这是一种傲慢的态度，他们对未来有信心。此外德黑兰当局组织了亲政权集会，但集会本身恰恰反映出其在民众中被广泛的仇视与唾弃。

也有人认为伊朗政权会倒台，因为伊朗政权已经杀害了这么多人，就不得不引出另一个问题：这些人的尸体如何安置，葬礼如何处理？

巴列维当年被推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许多人在参加游行时被枪杀，而为遇害者举行的公开葬礼又吸引了越来越多民众，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当前局势下，大规模的枪击导致大量死亡，如果举办葬礼，葬礼就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示威。但如果当局扣留遗体、不允许公开葬礼，就触犯了什叶派自己的传统，导致意识形态合法性进一步被削弱。

事实上，他们已经失去了以“代表真主旨意”自居的能力。人们在一两个月前就注意到他们已无法执行头巾法——这并非温和派劝说哈梅内伊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强制执行。道德警察无力维持管控，太多人公开反抗。这表明每一件事互为累积，形成连锁效应。

当然。伊斯兰共和国有两张面孔：一面是以宗教为绝对权威的独裁形式，另一面则是典型的极权政体。极权是不在乎合法性的。苏联不在乎合法性，中国也并非真正关心合法性。如奥威尔所言，极权主义就是把“靴子永远踩在人脸上”。

极权主义政权并非不在乎舆论——否则他们为什么会在国内宣传上花这么多钱？但当局势被逼到绝境时，他们会把坦克开上街，碾压成千上万的人。回顾历史：1968年的布拉格、1956年的匈牙利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镇压，俄罗斯直到那次失败的政变前，也从未发生真正的大规模起义。

这个政权曾对布雷特·麦格克说过，“我们愿意杀光所有人”，他们对此心知肚明。现在他们确实准备这么做，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会可能发生什么

首先伊朗的统治阶级并非铁板一块，中层的伊朗革命卫队（IRGC）军官和指挥官都有家庭和朋友，他们也会被起义影响到。所以之间有许多我们无法知晓的权衡，即便他们不会被良知所感动，但通货膨胀的自由下坠、实体经济的崩溃也会影响到他们。并非只有高层在伊朗奢侈挥霍；大多数执行镇压任务的基层人员并没有过得好多少，只是稍微好一点而已。这种经济传染也会影响到他们。

其次，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军队和安全部队内部出现不服从。这并非完全不可能，比如，已故国王的儿子雷扎·巴拉维（Reza Pahlavi）就表示，他已与一些表示愿意倒戈，站到人民一边的军事官员有过接触。

革命未必会成功，但如果成功了，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事成之后他们会如何对待我？因此这不仅仅是良知问题，也牵扯到现实考量。很多人都明白，一旦失去权力，他们会被人民杀害，因为他们干得太无下限。于是他们害怕被处死。但这也为一些创造性的国家手段和外交留下了空间，可以为那些想提前出走的人提供软着陆。

实际上，统治者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迹象，总统帕扎希安（Pazashian）曾表示他想把“暴徒”和“抗议者”区分开来。而最高领袖、国家安全顾问阿里·拉拉贾尼（Ali Larijani）或革命卫队（IRGC）负责人并不作这种区分。

这一点本身就很有意思——即便在这个强硬派横行的政权内部，像总统这样的高级人物也在说应当区分两者，认为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合理的经济诉求。或许可以尝试与政权内部这样的人接触，向他们承诺保证当不可避免的变化来临时，你和你的家人能够安全。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与这个政权开始任何形式的谈判。如果伊朗的当权者愿意使用极端暴力。特朗普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让政权感到非常不安——他知道最高领袖的所在位置，以色列人也知道军事指挥部、内安保部队指挥官、巴西吉民兵等的位置。

这是伊朗内部可能存在的希望，但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因为在强大的极权政体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军队也未必会瓦解，因此必须回到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应该介入。以色列作为一种地下力量，在帮助创造可能导致政权倒塌的条件方面发挥作用，但在如果美国决定实质性介入，政权就会倒台。这是达到最终阶段的唯一途径。

伊朗有九千万人口，幅员辽阔。它不是科威特，不是小国，是高度现代化的中型国家。美国轰炸核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做得很出色，但对于美国人来说，问题总是：风险是否值得回报？会不会把自己陷得太深？后续怎么处理？特朗普政权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套政权更迭的政策或计划，现在似乎是在临时应对事态发展，这更令人担忧。

美国的情报机构也并不愿意介入伊朗，实际上也不愿意提供超出制裁之外的能够推翻政权的行动方案。他们反对这样的行动，也不会积极表态。过去二十年里，他们一直反对美国在伊朗境内或针对伊朗政权采取行动。事实上，他们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伊朗核协议）的倡导者，他们不喜欢特朗普的冒险主义。因此，当特朗普说“我需要下周二听到这些计划”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我不知道，我们从未为此制定过计划，这不是我们的政策”。

所幸政权的局势看起来正在摇摆，特朗普有手段阻止他们重新站稳脚跟。抗议者显然已让政权处于后退状态——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未曾见到的。总统已经让步，许诺会做一些改革，并区分抗议者与暴徒。这就是当初让人觉得埃及的穆巴拉克已覆灭的那种感觉。

所以对特朗普而言，真实目标甚至不一定是把政权彻底推翻，而是让他们持续摇摆、无法重新稳住，从而让示威者保持势头，让这一波抗议继续下去。

在埃及，美国军方与埃及军队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正是因为埃及军队拒绝驱散塔利尔广场的人群，最终迫使穆巴拉克下台。显然，美国与伊朗军队或伊朗革命卫队并没有那种关系，但不意味着手里面就没有牌可打。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对伊朗政权施加影响力。

比如，加拿大一直是伊朗政权许多精英子女和远亲的避风港，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的女儿在亚特兰大的一所护理项目任教。给阿里·拉里贾尼的信息可以非常简单：

“你女儿在亚特兰大过得很好。你想让她继续在亚特兰大过好日子吗？还是把她送回你们国家，在那里通货膨胀达几百万个百分点，人人都会恨她，谁也不知道她能撑多久？”如果特朗普政权有人能悄悄与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协调，这样的信息可以成千上万次地传递出去。这些西方国家里，很多精英不仅把子女送去受教育，现在基本上让他们在那里定居。可以很明确地说：如果你在乎你的家人，现在是时候让位了。你可以和他们一起过去，有一个未来；否则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

至少1.2万人在1月8日和9日的两夜间在伊朗被杀。这本应触发紧急会议、调查以及来自全球人权体系的全面谴责。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却无动于衷。零决议、零紧急会议、零调查委员会。

这不应让你感到惊讶——这是激励机制带来的可预见结果。

首先，现代国际人权体系缺乏对抗国家主导的人权侵犯的机制。人权理事会由那些要么屠杀本国公民、要么奉行与伊朗相同逻辑的政府组成：今天压制异议以保明日统治。这些政府无意制造先例，表明大规模屠杀平民会带来实际后果。

其次，是地缘政治的赤裸现实。伊朗并非孤立的流氓国家。对俄国、对中国、对能源市场、对任何希望削弱西方影响力的势力都有战略价值。当人命与地缘政治杠杆相冲突时，人命每次都会输。

第三，西方机构在面对伊斯兰主义政权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回避。正视伊朗的暴力意味着承认这种暴力不是偶发的或偏差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它植根于敌视自由，将其视为犯罪的宗教教条，也植根于一种由上而下的压制大众的体制，该体制通过经济统制和的扭曲司法系统来维护政权而非其公民。承认这一点会迫使许多国际组织不得不面对它们数十年来回避的不适议题。

第四，受害者自身缺乏地缘政治筹码。伊朗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军队、没有石油合同、在西方国家首都没有支持他们的投票集团。

他们是不合时宜的受害者：对于全球左翼的反帝叙事来说，他们“过于右派”，他们过于直白地揭露了伊斯兰体制作为压迫者的本质，因此，他们的死亡无法促成任何国际机构的响应。

最后，现代人权机制本身已变成表演的工具。这一机制已被改造为发表声明、制造象征性行动和选择性愤慨的工具——而非用于对付真正无视国际规范的伊斯兰主义残暴政权。

因此，沉默本身说明了一切。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有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据表明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有害于人类，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是凶手。尸体已被计数，时间线清楚，事实无可争辩。核心在于那些受托保卫人权的机构是否愿意承担任何代价去履行职责。

它们不愿意。

如果1.2万人能在两夜之间被屠杀而不引发任何制度性回应，那么这个体系正在做的，正是它被建构来做的事：保护残暴的独裁者，为不可辩护之事找理由，并称之为“中立”。

历史不会忘记。

https://nitter.net/DeTahmineh/status/2011158711071289386#m

https://nitter.net/DeTahmineh/status/2009680255091405074#m

推文的发布日期是1月9日，彼时主流西方媒体并没有大量报道伊朗起义

西方自由派媒体在忽视伊朗起义，因为解释清楚就会迫使它们承认一个它们极力回避的事实：伊朗人民不是在反对“西方”，而是在反抗伊斯兰本身，而这一事实会摧毁这些自由派机构用来理解世界的道德框架。

一般来说，媒体要充分报道一场起义，不仅仅需要描述参与这场人群和口号，还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人们愿意冒着死亡危险抗议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伊朗，答案简单且不可回避。人们之所以起来反抗，是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数十年来在神权体制下扼杀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言论、工作、家庭、艺术、妇女和经济生存——把自由视为犯罪。这就要求必须正视政权的性质。

西方媒体拒绝这样做，因为它在根本上不理解伊斯兰。或者更糟的情况：它们故意不去理解。

在西方进步话语中，伊斯兰被种族化了。它不被视为一种信仰体系或政治意识形态，而被当作种族或族群的替代符号。批评伊斯兰被框定为对“棕色人”“阿拉伯人”或“中东”群体的攻击，仿佛伊斯兰是一种肤色而非教义。

这种混淆源于历史无知。西方自由派媒体常把整个文明压缩成单一刻板印象：“所有中东人都是阿拉伯人”，“所有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所有穆斯林是被白人欧洲殖民者压迫的单一身份群体”。在这种框架下，伊朗人自己原本的身份完全消失了。他们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被抹去——他们是波斯人而非阿拉伯人；他们有本国的传统，而非被伊斯兰殖民后强加的“传统”；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而非阿拉伯中的一支。

西方自由派媒体把伊斯兰当作种族身份而非意识形态，也就剥夺了这个国家的几千万人拒绝它的可能。在西方自由派媒体的眼中，伊朗抗议者变得难以理解。他们的反抗无法被客观描述，因为在他们的进步叙事中，不允许出现批评伊斯兰的声音。因为不能批评伊斯兰的声音，于是就要掩盖和忽视伊朗人自己的声音。

另一个让很多西方媒体感到害怕的是伊朗起义背后的经济原因。

正如你所知，伊朗不仅是一个宗教专制国家。它还是一个集权控制、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市场被扼杀，私营企业被定罪或同化，经济生存依赖于与政治权力的接近程度。数十年的价格管制、补贴、国有化和繁复的官僚干预摧毁了中产阶级，并使腐败成为唯一能运作的体系。这一经济体制的结果不是平等或正义，而是贫困、停滞以及对政府空洞承诺的依赖。

如实报道伊朗就必须承认这些政策有害——这些做法已经被实践过，且失败了，且是灾难性的。

在西方媒体机构的世界观中，扩大国家控制、集中经济规划和技术官僚治理反而是开明和道德的做法。而伊朗恰恰展示了当这样的体制在缺乏问责且由意识形态强制执行时会导致何种后果。

它表明，当国家控制人们的生计，不顺从会变成生存上的危险。若是承认这一点，就势必削弱这些在西方世界内部鼓励推行这些类似政策的人的道德权威。

西方自由派媒体宁愿不去听到这些。因为若是承认这一切，就意味着要否定在当代占据主流地位的进步主义叙事，它们与将人们懒惰地分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白人与非白人。伊朗抗议者不符合这些标签。他们表明专制并非西方强加的发明，而是许多社会正积极试图摆脱的东西。

这正是西方自由派媒体害怕的——这也是伊朗人民被忽视的原因。

发现一个看上去很不错的游戏存档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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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名称：Gamekeeper游戏拾光
应用平台：Windows

这是一个参考Git版本控制系统设计的游戏存档管理软件，支持自动识别存档目录、可视化分支、多存档空间以及云同步等功能。
应用简介

2026年1月1日 已完成功能：

自动识别游戏的存档目录、配置目录、启动方式、封面以及图标

自动识别游戏平台（Steam、GOG、Epic、PC Xbox）

使用富文本描述存档，图片或视频作为存档预览

建立多个剧情分支线，使用可视化的分支图进行交互

建立多个存档空间（类似存档槽机制），不同存档空间相互隔离

使用WebDAV、S3协议或同步盘功能进行云同步

增量存储机制，只保存新存档的增量数据，节约存储空间

支持便携化功能，可使用U盘快速在不同设备之间转移游戏存档

而这只是AI 技术发展的初期，如果AI deepfake技术进一步完善，它的终点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以下的推测： AI伪造技术越来越完善，以至于未来将完全无法分清现实和伪造视频的界限，因此我们看到任何视频，都将默认它是AI伪造的视频。但这一定是一件坏事吗?

在雅典的传统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甚至在人们眼中比民主原则更加重要，这个原则被称为Isegoria，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如果你问AI什么是Isegoria，AI给出的答案都是错的，它们会说Isegoria就是言论自由，但这不是雅典人的本意，Isegoria的本意是指我们每个人都有权让自己的观点按其自身价值被评判，不关你是谁，你的身份是什么，也无关你的口才或修辞的华饰。也许，AI技术在未来的飞速进展将迫使人们重新恢复这一失传已久的艺术。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的想法固然很美好，但这似乎和人际关系的本质相矛盾，因为人与人的交往中，信任是基础，我们也需要相信别人，若是这世上的每一句话都要拿着放大镜去，用“第一行原则”去拆解、逐条验证，这样的生活岂非太累？

况且，就我们对人性的了解而言，如果我们失去这种最基本的信任，也许更可能的情况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也许并不会用复杂且怀疑的眼光审视一切，而是倒退回去一种类似于中世纪的情况，大多数人无法获得高质量的真实信息，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因此都沉浸在完全不真实的信念和信息中。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中，高质量信息本身成为了一种奢侈品，只有那些能通过订阅可信媒体等方式付费的人才可能知道世界真实发生了什么，而大多数人则会相信各种荒诞的东西。

这种反乌托邦式的未来虽然很可能发生，但并非不可避免。之前关于Isegoria的设想之所以难以成立，是因为竞争的起点并不公平，证无难于证有，证明你没有说过什么要难于证明你说过什么。一方是时间精力都很有限的普通人，一方是Elon Musk, Jeff Bezos这样掌握着平台算法和几乎无限的资源的科技巨头。

Yanis之前写过一本名为技术封建主义的书，书中认为我们正滑向技术封建主义的社会，现在看来，我们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对于身份的所有权，也就算对于我们基本影像和声音的所有权
这也引向了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民主原则本身在当今还适用吗？现实是如此多的人如此轻易地就能被欺骗和操纵，而欺骗别人的成本是如此之低，这不禁让人怀疑，民主制度是否还能在未来生存下来。

其实，作为一个物种，人类辨别真伪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在Yanis看来，18世纪以来西方建立的这种制度严格来说也不能被称为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寡头制度，很多制度其实是为了了阻止民众的政治参与而设立的。而Isegoria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因为如果人们真能做到的基于事物本身形成自己的论断，而不是去相信某个名人或偶像，那么真正的民主反而有机会复兴。

至于应该如何去抵制这种技术封建主义，有些人对现状很悲观，认为这一切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君权神授被视为理所当然，如今大型科技公司能够摆布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的讨论也被视作理所当然，但事实上算法是人设计的，facebook发现制造冲突和对立能让用户滞留时间更久，平台的广告收益也就更多，因此设计了这种算法，但Yanis相信数字民主，因为他还记得互联网早期的那种协作创造的氛围，现状如此不代表必然如此，而我们需要像抗争法西斯主义一样抗争技术封建主义。

看到sora2生成的真假难辨的小猫视频，你会觉得迟早这种技术迟早会用于现实中的思想和政治界人物，事实上这早已发生，现在的Youtube已经充斥着大量的deepfake视频，用AI技术扭曲和伪造一个人的观点

其中尤以希腊前财长Yanis Varoufakis为胜，在 Youtube Meta Ins等平台，充斥着大量的基于deepfake的Yanis的虚假账号，有些甚至有着数十万的粉丝关注，而这些虚假视频的下方，成千上万的用户在评论区互动，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

而即便是Yanis Varoufakis自己也表示这些deepfake视频难以分辨，之前他同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给他一个他的deepfake视频，而他本人花了2分钟的才能看出来有问题，不是因为内容本身露出了马脚，而是因为视频里场地和回忆中穿的衣服对应不上

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deepfake视频中输出的大部分内容，好像都是Yanis本人可能会说出来的观点，连说话风格，停顿的地方都是类似的，甚至更加富有雄辩，但恰恰在这些合理的观点中，穿插着别有用心的私货

比如有些deepfake视频就借伪造的Yanis之口输出亲普京的观点，Yanis本人固然对北约和欧盟颇有意见，但他对普京也没有什么好话，而这样的deepfake视频，既带骗了Yanis的一部分观众，也Yanis的信誉让另一部分没有被带骗的观众中受到损害

很自然地，遇到这样的事情后，Yanis的第一反应是给Google，Meta等平台写信要求他们移除这些内容，但是整整一天都没有等到回应，好不容易等到了回复，却也是AI生成的回复。Yanis坚持要求真人客服回复，平台同意了，但也许这一次也只是一个更智能的AI给出了一个更像真人的回复。Yanis列举了大量证据证明这些账号属于deepfake伪造，但一直等到8天后，平台才有所回应，而且也只封禁了一个账号，而且几秒之内，同样的视频就在另一个小号下出现了，就像九头蛇的头一样越砍越多，最后不得不放弃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平台放任这样的视频不管呢？因为平台本身是有能力处理这些账号的，假如你在youtube上传的视频中有音乐或者节目版权争议，那么google的高级算法就会自动识别并处理这些视频，或者说如果视频的内容被认为不合宜，这些视频也会被自动下架，这一点在Covid19新冠期间尤其明显，当时很多对疫苗副作用表示怀疑的账号都被封禁了。显然，这不能仅仅被解释为懒惰，可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商业利益，因为这类平台的商业模式基于广告收租，而用户的注意力被留存的时间越长则越能最大化收益。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和平台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因为个体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或者法律资源，也耗不起

这些观点并不新鲜。弗朗茨·法农在其1961年影响深远的著作《被压迫者之魂》中坚持认为，反殖民的敌人应对殖民者诉诸身体暴力，既为了实现政治解放，也为了改善他们自身的心理健康。鉴于殖民制度本身所包含的各种形式的暴力，这一论点不能被轻易一笔否定。但法农走得更远：他还写到了殖民精英言语所造成的暴力，认为这种言语暴力能够成为革命行动的火花。

这种概念的扩展自此成为激进手册的常见内容。例如，在A. K. Thomson 2010年的《黑色方块，白色暴动》中便可见一斑，该书赞扬“法农会付诸文字的炸药”。汤姆森试图将《被压迫者之魂》的道德逻辑付诸行动，同时将“白人中产阶级”想象为殖民者的角色。汤姆森宣称“在个体层面上，暴力是一种净化力量”，这本身就是对真实暴力的邀请。此外，他以多种晦涩的方式扩展了对暴力的定义，并在他的论文中充斥后现代的废话，例如如下段落：“与我论证的本体论推进相一致，本作所依的暴力概念假定两个基本且相关的属性。第一，暴力是通过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实现事物变形的一般原理的名称。第二（并作为第一的结果），暴力既是政治的先决条件，也是其赖以成立的前提。”既然“事物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被变形”可以通过行为、言语和思想来实现，那么一切——或者至少一切激进左翼圈子所拒斥的事物——都可被视为暴力。

这些观点并非愤怒激进分子的胡言乱语。它们在左翼学术理论中有深厚的根源。例如，挪威“和平与冲突研究”创始人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在1969年发表了一篇常被引用的文章《暴力、和平与和平研究》，专门讨论“结构性暴力”。他举例说：“当一个丈夫打他的妻子，这是明显的个人暴力。但当一百万个丈夫让一百万个妻子处于无知状态时，那就是结构性暴力。”

结构性暴力按定义是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东西，即使它只在少数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而这些行为又被当作证明允许产生这些例子的制度性问题的确凿证据。我们在康奈尔哲学家凯特·曼恩（Kate Manne）2017年获奖并广受赞誉的著作《使她沦为下位：厌女症的逻辑》中也能看到这种假设和方法：曼恩将厌女症重新定义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即便没有特定个体持有歧视性信念，厌女症仍然维系父权制。这种思路不再局限于学术界：Slate的Aymann Ismall对Andy Ngo的指控在实际上就是以“结构性暴力”之名提出的主张。对这名波特兰记者的物理攻击可能是“糟糕的”，但据称由其“结构性暴力”思想造成的抽象伤害则更“严重”。

这些观念的弹性之大，甚至使得反对反法西斯行动（antifa）的言论也能被归入“暴力”范畴。正如前述一位支持antifa的穆菲（Murphy）所解释的：“任何以批判姿态反对……左翼正统的文化输出——他们唯一可能的动机就是希望左翼正统失败，从而暗中促进并放大法西斯主义，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定义为任何非左翼正统的东西。在这种扭曲的世界观里，像Andy Ngo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法西斯同谋——即便找不到他有任何公开说过法西斯言论的记录。”

这些虚构性暴力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实施。性别暴力——作为结构性暴力思想的一个显著子类——可以追溯到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1990年的里程碑著作《性别麻烦》，被描述为一种“分类的暴力”。继巴特勒之后的酷儿理论认为，当某人被按其性别、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进行分类，而这种分类与其自我认知不符时，就发生了一种暴力。因此，酷儿和跨性别运动者现在常主张错误称呼（misgendering）本质上是一种暴力。正如演员拉凡恩·考克斯（Laverne Cox）所说：“多年来我一直说，错误称呼跨性别者是一种暴力行为。我所指的是文化和结构性的暴力。警方在政策上对跨性别谋杀受害者使用错误称呼和‘死亡命名’就像是文化和结构性暴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许多观点可追溯到冷战时期若干有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对权力关系的痴迷。在其1979年著作《区分》中，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当社会不平等通过“符号性统治”被产生或维持时，就会发生一种“符号性暴力”，这种统治表现为例如某人比周围人穿得更好或受教育程度更高。布尔迪厄认为，既然这些关系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暴力就在现状之中无处不在。他的长期合作者、社会学家洛伊克·瓦康（Loïc Wacquant）通过提出“任何资本，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一旦被认识到，也就是在其作为资本的真相被误认之时，就会施加一种符号性暴力并强加自身为要求承认的权威”，强调了这一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对布尔迪厄而言，资本的相关定义相当广泛：“生活方式是这些符号性表现中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当今最根本的，服饰、家具或任何其他财产，按照归属与排斥的逻辑运行，使资本差异（被理解为获取稀缺物品及相应利润的能力）以一种形式显现，从而使它们逃脱……纯粹暴力那种不可辩护的残酷，转而进入这种被误认和[被否认]的暴力形式，进而被断言并被认可为合法，这就是符号性暴力。”这段1978年的论述一如既往地晦涩难懂。但其核心观点——“纯粹暴力”只是更广泛暴力中的一个禁忌子集，而我们的体制则为这些更大范围的“符号性暴力”洗白——在为Andy Ngo遭到antifa 攻击者所作的辩解中得到充分反映。

梳理相关文献，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形容词被贴到“暴力”一词上。其中包括所谓的“话语暴力”（discursive violence），该概念在约翰·保罗·琼斯三世（John Paul Jones, III）、海迪·纳斯特（Heidi Nast）与苏珊·罗伯茨（Susan Roberts）于1997年合编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的门槛：差异、方法论、表述》中有详细论述。对他们而言，“话语性”被定义为“那些通过制度性及其他语言传播手段制作、记录并合法化陈述的过程与实践”。因此，“话语暴力涉及利用这些过程与实践以某种方式为群体或个人编写剧本……使之与他们自己的自我定义相抵触。”

当然，这些文章在确实包含了以各种争议方式“为群体或个人编写剧本”的观点与描述。但话又说回来，写作者都会这样做——包括所有关于Andy Ngo的文字，以及你正在阅读的这篇文章——因为任何挑战读者预设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都会落入这些学者提出的某一广泛类别之中。采用这种无限延展的分类学，所有言辞只要与维持“统治”和“压迫”有关，就能被理论化为暴力，因此对这些言辞采取的所有真实暴力都被视为自卫。

最后，我们来到“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这一概念源自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认为，通过创造、维持并参与压迫性话语来确立权力，就构成了一种暴力。该概念与“话语暴力”有相似之处，并在1980年代被后殖民理论家加雅特丽·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大力发展，她写到了被边缘化者被剥夺发声或其知识被视为不真实的种种方式。这不仅维持了一种不将边缘化群体视为“知识者”的状态，也强化了他们无法发声的观念。（应该问的是，如果无法通过言说实现必要的改变，沉默者还剩下什么选择？）这一思想被推导到一种主张：不反映并积极推广边缘化声音视角的媒体，实际上本质上就是具有暴力性的——这一类别大概会吞噬Quillette以及成千上万其他流行媒体。

斯皮瓦克在其著名1988年论文《被压迫者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对福柯思想的拓展，被广泛的社会正义理论家采纳，其中就包括黑人女性主义认知论者克里斯蒂·多森（Kristie Dotson）。多森在2011年进一步重新构想的“认知暴力”是指“在语言交流中，由于有害的无知，听者未能回应说话者的脆弱性所导致的失败”。由于这种暴力根植于被动的听觉行为，它不仅将暴力的概念从行动领域移出，也将其从言语领域移出——因为多森似乎在私人心理过程中推断出恶意意图，并把这种心理过程类比为暴力。用一句话来形容：思想罪。（那些为殴打Andy Ngo辩解的人对这一思想有一定认同，他们指责阮未能“听见”他们所说其作品如何令他们感到“不安全”，从而挑动了antifa。）

我引用的学者中没有一个在当今学界有影响的领域内不被高度尊重（A. K. Thomson应视为一名激进分子，他不太可能获得学术界的尊重）。这意味着为Andy Ngo被殴提供辩解的antifa 拥护者并非知识上的散兵游勇：他们所说的许多观点如果以学术论文或课堂讨论题目的形式出现，在诸如性别研究、任何对认知论的批判性建构主义方法或后殖民研究等领域会受到赞赏。从这个意义上说，最近在波特兰街头观察到的野蛮行为，以及随后令人震惊的辩护，都是数十年自以为正义的政治激进主义转而伪装为所谓合法学术形式的可预见结果。

Mamdani 曼達尼 机翻识别错误

所以很多革命领袖和运动的推动者，往往来自精英或准精英阶层：列宁、切·格瓦拉、马克思等人在其青年时期都受过良好教育、出身并非极端贫困。马克思的父亲是商人。这是一个常见模式：你让孩子过得舒适，他却可能成为反体制的知识分子。再举极端例子，波尔布特（Pol Pot，柬埔寨）出身相对富裕，曾在巴黎留学，回国后把西方平等主义的思想带回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甚至把受过教育者作为首要屠杀对象（例如会说法语的人会被视为精英而遭处决），而波尔布特自己也会说法语。由此可见，很多“精英对精英”的仇恨最后会被那些领袖利用或伪装成“为人民”的运动。

《富家子弟的反叛》

你刚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触及了“奢侈信念”（luxury beliefs）这个概念的核心，题为《富家子弟的反叛（revolt of the rich kids）》。方便的话能为我们阐述一下吗？

《富家子弟的反叛》是我为 Free Press 写的一篇关于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的文章，这是我酝酿已久的一个想法。事实上，自从 2015 年我踏入耶鲁校园，目睹 2010 年代中期校园骚动、要求教授被解雇、人物被撤平台和被“取消”等事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看到的是一种非常焦虑于地位的、有抱负的精英群体——客观上他们在生活中做得相当不错。像那样的学校，学生基本上不会陷入严重贫困，所以他们的生活总体上没问题，但我从未见过对职业和财务前景有如此强烈焦虑的人群。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对向下流动的恐惧：本质上，你父母越富裕，你要复制那种财富水平就越困难。如果你有高成就、有抱负、成功的父母，你在那种舒适和富足中长大，伴随而来的是社会期望——你想要做得和父母一样好或更好。这也可以视为“美国梦”的一种定义：比父母过得更好。但对很多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当你看向关于向下流动的研究数据，确实存在这样的流动性：在美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中，大约有 10% 出生在该层的孩子会在中年时滑落到最底层五分之一。所以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统计上讲，如果你出生在最富有群体，概率上你会留在那里，但仍有约 10% 的人可能彻底滑落到底层。

因此，很多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会愤怒地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朝期望方向发展，觉得可能无法过上与父母相同的生活，感觉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出身特权被剥夺了。这种情绪会以激进政治的形式表达出来，正如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所称的“精英内部冲突”（intra-elite conflict）。图尔钦的观点是，当社会有过多的精英与精英追逐者（aspirants）时，会涌现大量受过高等教育、高资历、高抱负的年轻人，但精英位置有限——精英公司、主流媒体、政治、学术和商业中的席位是有限的。竞争这些位置的人越来越多，会滋生被排挤者的怨恨，觉得系统本身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拿到那些梦寐以求的位置。我认为这正是我在“富家子弟的反叛”里描述的人群：那些害怕下滑一梯的人，害怕沦落到比出生时更低的阶层，因此愿意支持像（纽约市长初选中的）妈妈唐尼（Mom Donnie）这样的人，试图以某种方式颠覆体制或惩罚那些他们认为比自己更胜一筹的人。

那么这究竟算不算“奢侈信念”呢？用这个词可能有点不妥，因为他们可能并不只是做做道德信号（virtue signaling），而是真正想要变革。他们不只是表面上支持诸如变性权利之类的议题来显示自己多么“高尚”，他们是真的因为对自身处境不满而渴望改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阶级问题。关于地位，有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发现：在金钱方面一旦达到某一财富水平，额外的金钱对幸福感的提升边际递减；但在地位、象征资本、文化资本、声望、钦佩这些方面，人们永远想要更多。客观上生活得不错的人往往享受认可和尊重，但仍然想要更多，觉得自己得不到足够的认可，于是向上看那些获得更多成功的人，不仅是财务上的，还有文化声望、头衔等，他们会恼怒“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倾向支持社会主义及其相近的思想：他们相对社会平均水平生活得不错，但对未能进入顶层（比如位于前 1%）感到不满。这让我想起哈佛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名文《为什么知识分子讨厌资本主义》（Why Intellectuals Hate Capitalism）：知识分子通常并不贫穷，但会想“我很聪明，为什么我不如那个商人有钱？”

我们在探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动机时，不应忽视其历史带来的惨痛后果。但这些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并延续，原因并不简单。有时并非工人阶级或较低阶层天然更倾向共产主义。比如在英国，右翼人物如奈杰尔·法拉奇往往获得本土工人阶级的支持，而进步/工党支持主要来自并非全部、但相当多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和某些有工党传统的地区（如矿区、工厂城镇）。在美国，特朗普获得了大量工人阶层支持，而精英、上层中产反对他。由此可见，接近权力却未真正掌权的那些群体更有动力去撼动体制。

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有一句好话：“最有可能撕裂国家建制的人，往往是建制的一半成员。” 即那些既能看到体制的缺陷又因为未被邀请入内圈而怀恨在心的人。这正是我所说的“内部精英冲突”：那些过得不错但未达到期望的人，会因结果不达预期而爆发愤怒。

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其名著《真正的信徒》（The True Believer）中也指出，推动革命、内战和内部冲突的，往往不是极端贫困或苦难，而是那些相对境况不错但进步不够快的人。他举了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的例子：在革命前，整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人们觉得进步不够快，于是产生了需要“更快”的变革的冲动。

奢侈信念（luxury beliefs）

你写过很多关于精英观念的东西，你也是“奢侈信念”这一术语的提出者，嗯，这是个绝妙的想法。这个观点是：有些观念或信念，你会公开宣扬它们，因为它们能提升你的地位，即便这些观念并不一定与现实相关，甚至可能对社会上其他群体造成代价。我的定义对吗？

这些信念会对社会上其他群体造成代价。没错。有趣的是，你可以说甚至宽松的移民政策也可以是一种奢侈信念，因为支持这些政策的人，他们的工作并不容易受到威胁。通常新来者更可能从事蓝领体力劳动类的工作，所以这些支持者个人并不会受影响，实际上他们可能会受益：如果他们需要人手修缮房屋、园艺和维护等，廉价劳动力反而对他们有利。但有研究表明，当你让上中产阶级富裕人群想象一种情形——数百万受过高等教育、有资质、来自中国或印度的移民进入该国，他们会说英语、有教育、有钱、有上进心、勤劳——如果数以百万计这样的移民要进入国家，你还支持开放移民吗？一旦这种情形可能对他们个人构成威胁，他们反而更倾向于支持移民限制。

我想问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在所有这些奢侈信念中（尽管你可能不同意把它归为奢侈信念），自10月7日以来我在纽约期间看到很多在伦敦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抱歉，是抗议。虽然有些人自称“支持巴勒斯坦”，但我在以色列回应之前的亲历中看到的是人们在英国街头庆祝。所以我会说其中可能有大的、小的组成部分是支持哈马斯的。我想知道把那种意识形态称为巴勒斯坦主义或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也许称作反犹太复国主义更合适——这种反犹太复国主义是奢侈信念吗？

有意思。当我想到这事时，我立刻联想到那些精英大学里的哈马斯营地：那些实际上并未直接受以色列与加沙冲突影响的人，却通过旷课以表示他们做了高尚正义的事，从而获得巨大的地位提升。顺便澄清，这是一场由哈马斯发起的战争。哈马斯随时可以结束它——例如交出人质、投降——哪怕他们交出人质也只是一个开始。然而我听到的抗议不是反哈马斯的抗议，而是反以色列、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抗议，所以在我看来他们是在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地位。并且他们在膨胀某些词的含义，比如“种族灭绝”。在以色列境内确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生活，政府并没有把他们集中押运上火车之类地以族群为目标。以色列是在进行军事报复，因为那是一次战争行为。对此我做了类比：比如回到1944年，美国因珍珠港轰炸而对东京进行大规模燃烧弹轰炸，若此时常春藤学生说美国在对日本实施种族灭绝，那并不符合事实——那是战争行为而非种族灭绝。以色列的反击非常残酷，但他们并非发动了那场战争——他们是要结束并防止类似攻击再次发生。

我对那件事感到震惊。随后那些常春藤校长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到“呼吁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是否违反你们大学的言论政策？”当时哈佛、麻省理工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都被问到。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是其中一位。我记得其中两人后来失去了工作。但要明确的是，她们并没有呼吁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而是拒绝明确表示那违反学校的言论政策；她们含糊其辞，说“要看语境”，推诿搪塞。很多人指出了双重标准：如果有学生呼吁对黑人或阿拉伯人实施种族灭绝，大学会否因此惩处这些学生？当时有人公开呼吁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但大学并未回应，这里确实存在双重标准。

你写过关于性别分化、性别悖论的文章。正如你刚才描述的，男性似乎更偏向保守（右派），女性则更偏向进步（左派）。我并不完全信服这种说法，因为也有研究显示，男性其实变化不大，只是女性变得更向左了。因此看起来像是男性更向右，其实是因为两者差距在拉大。我说得对吗？

是的。关于年轻女性向左转（尤其是30岁以下），我没见过否定这一点的证据，这似乎被很好地验证了。至于年轻男性向右（我们说的是30岁以下），这一点证据较为混杂：有些调查显示有轻微向右的移动，另一些调查则显示根本没有变化。不过我们有选民数据，至少在投票行为上，很多年轻男性确实转向了支持特朗普，不论他们是否自认为保守派。

在历史上男性和女性投票行为不同算不算反常？我们可能觉得这在我们有生之年变得不同，但纵观历史，这算不算个例？

有趣的是，如果你长时间待在偏右圈子，会有人宣称女性天生更自由或更进步，但事实并非如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女性实际上比男性更可能自认保守并更可能认同共和党。在那之前，男性反而更可能是民主党支持者。然后从90年代开始出现逆转：男性开始偏向保守，女性则偏向自由。我至今也不完全清楚为何会这样。可能与冷战结束有关，也可能与婚姻有关。婚姻可能是一个原因。在80、90年代，尤其是30岁以下女性中，已婚者占多数；后来婚龄上升，这个时代正好开始出现政治倾向的逆转。两党特点当时也不同；对当时的、处于工作年龄的年轻男性来说，也许更倾向于支持更大规模的政府或更完善的安全网，因为他们肩负更多经济负担；相比之下，今天的年轻男性不一定被期待为家庭主要供养者，因为目前形成的家庭更少。历史上，共和党被视为强调力量与保护的政党，这可能吸引当时的妻子与母亲——这只是一个推测，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变化。如今则出现所谓“性别平等悖论”，女性明显向左转。

人们在问，为什么会这样？是年轻女性吗？

总体来看是女性，尤其是年轻未婚女性（30岁以下）向左倾斜最明显。已婚女性可能是个例外；无论年龄，女性总体上偏左，但在30岁以下的人群中，这种差异最为突出。你可以在多个已发展国家看到这种性别分裂的现象——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韩国也有类似趋势。新加坡是个例外，那里似乎出现了倒置：男性更自由、女性更保守。

回到婚姻为何产生影响。我的猜测是，有孩子的人会更想保护孩子，母性保护本能会让她们倾向支持保守的、强调保护的政治立场。随着婚龄上升，单身女性增多，缺少这种保护子女的动力，所以更向左。这个推测对吗？

这是有道理的。我也认为，当你成家后你会更向内关注而非外向——你周围有依赖你的人。现在即便男性起初比女性更保守，结婚后他们会变得更保守；有了孩子后保守性会更强。因此这是一个两步过程：结婚使人向内并更关注家人，随之更保守；生子又进一步加强这种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一方面如你所说，是转向内在、照顾身边人的需求，而不是想着如何改变世界；关注点变为如何让孩子有好生活并为其未来铺路。另一方面，进入关系后男女会相互“去极化”——起初政治观点也许有差异，但会逐渐调整。男性和女性都会被影响，但女性在伴侣关系中更容易采用男性伴侣的政治观点（而非相反）。这并非说男性不受影响，只是女性更倾向朝伴侣的保守取向靠拢。

这种分化是否影响男女关系？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现在约会或结婚的频率与过去相比如何？

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的政党间敌意上升相关。上世纪60年代，如果问美国人是否可以让孩子嫁给不同种族的人，绝大多数会说不行（80–90%）。但如果问是否可以让孩子嫁给不同政党的成员，当时超过一半的人会认为可以。如今情况相反：绝大多数人（90%+）认为不同种族的婚姻没问题，但超过一半的人不愿意让孩子与对立政党的人成婚。我们对政治异见群体的敌意与对抗感被转向了政治领域，尽管消除了种族婚姻的歧视这是好事，但把敌意转向政治并非良性发展。这一现象似乎更多来自左派（可能有进化心理学上的解释）。如果问保守派是否愿意与自由派约会，保守者更可能说“可以”；但如果问自由派是否愿意与保守派约会，自由派更可能拒绝。多数人倾向与同党派约会，但在直接问及是否愿意与对立党派约会时，保守者的开放程度高于自由派。

我推测原因之一是女性中自由派者较多，而女性在择偶时更挑剔，倾向找价值观相近的人。但这很复杂：使男性对女性有吸引力的特质，如自给自足、经济成功和雄心，往往被文化编码为偏保守的特质。我看到一条有趣的推文：一个女性说她想要“长得像保守派但投票像自由派的男人”。

为什么X会奖励这些有这类特质的人？

负面信息天生更能吸引注意力。如果我发一条中性或正面的推文，通常不会像挑衅性、惊人或带侮辱性的内容那样吸引人。这是我们大脑的自然反应：我们对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更敏感，因为负面信息可能意味着威胁，可能导致生命损失或伤害，而正面信息虽好，却不具同等威胁性。因此我们更注意负面信息。然后，如果你是倾向黑暗三联征的人，已有一种愤世嫉俗、消极的世界观并发布此类内容，算法会奖励你。

我知道很多人想责怪算法，但算法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反映人类心理。如果我们天生被正能量吸引，算法就会感应到并给我们更多正面内容。但我们本来就更被负面吸引，算法（确实需承担一定责任）会强化并展示更多这类内容。我们的进化让我们必须注意负面信息，即使对生存而言有时是“误报”。它像快餐业利用你对垃圾食品的欲望一样，社交媒体利用我们的心理特点：短消息、更少细节、需要点“展开阅读全文”的设计，会激励信息保持简短并去除细微差别，而这正是更易走红的内容形式。

黑暗三联征与进化生物学

关于黑暗三联征，有一篇论文几年前发现反生育主义者（anti-natalist）在黑暗三联征特质上的得分倾向较高。也就是说，认为不该生孩子的人在三种特质上得分都较高。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仅一项研究，我希望看到复现。一种可能性是这是一种生殖干扰策略或交配干扰策略：如果我能说服或操控你不生孩子，那么你会减少竞争，从而给我的后代带来更多资源与机会。你可能并非有意识地这么想，但进化关注的是结果——是否拥有更多后代——而不是你的意图。

我想看到的后续研究是这些人在现实中是否有更多或更少的孩子：他们对其他人主张反生育，自己是否也不生？另外有研究表明，黑暗三联征高分者倾向短期交配策略，不喜欢承诺与一夫一妻制，喜欢多性伴侣和寻求新奇。现代社会中他们可能有更多性伴侣，但不一定有更多孩子；在祖先环境中，这种交配策略可能会带来更多后代。

所谓黑暗三联征（dark triad）是人格心理学中的一个框架，它包含三种不同的人格特质。分别是自恋、精神病倾向和马基雅维利主义。

自恋（narcissism）：很多人会对自恋比较熟悉，这是一种自我优越感、以自我为中心和夸大自我重要性的表现。

精神病倾向（psychopathy）：表现为残酷或冷血，对他人漠不关心。

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表现为策略性利用与欺骗，相信“目的为先”，认为只要能达成目的，操控和欺骗就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是暗黑四联（dark tetrad）。这是提出的第四个附加特质，尽管人格心理学家之间对此仍有争议。第四个特质是虐待性倾向（sadism）：对他人痛苦的积极愉悦，这与精神病倾向不同。

精神病倾向是“我不在乎你发生了什么。如果为了得到我想要的我得把你碾过去，那就碾过去；如果不用，也无所谓。”而虐待性则是“碾压你就是目的，我从中获得快感。”

大约有1%到5%的人口（取决于测量方式）在这些特质上评分较高，这些人在现实世界的不当行为和恶行中占比不成比例地高，包括暴力、实际犯罪，以及日常的操控、背叛和颠覆性行为等。

在线上，有研究将Twitter用户与Facebook用户比较。需要一个参考点或对照组，所以他们把Facebook当作“普通社媒用户”。结果发现Twitter用户在黑暗三联征特质上的得分高于Facebook用户。

这种现象可以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提出的“压抑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来解释。简言之，马尔库塞认为不能对压迫性的事物保持宽容，反而应主动限制或压制那些压迫性的力量；不积极反抗压迫，就相当于与压迫同谋。因为掌握压迫地位的一方既有动机也有手段压制可能威胁其统治的力量，所以不能对这些力量采取容忍态度。马尔库塞把“压抑性宽容”看作一种“区分性的宽容”——即选择性地决定什么应被容忍，什么不应被容忍（该文原作后成为1969年合集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的一章）。在1968年为该文所作的后记中，马尔库塞写道：

“我在《压抑性宽容》中建议以相反的方向实践区分性宽容，作为通过限制右派自由来改变左右力量平衡的一种手段，从而对抗自由机会的不平等（即获取民主说服手段机会的不平等），并加强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能力。应当限制那些被证明具有侵略性或破坏性特征（会破坏和平、正义及所有人的自由前景）的运动的宽容。这种区分亦应适用于反对将社会立法扩大至穷人、弱者与残障者的运动。针对那些断言此政策会废除对‘另一方’平等自由的强烈指责，我认为在某些问题上，除了形式意义外实际上已不存在所谓‘另一方’，或‘另一方’确为阻碍人类状况改善的‘倒退’力量。容忍非人道宣传会削弱自由主义乃至一切进步政治哲学的目标。”

也就是说，马尔库塞的本意很明确：任何能被用来维护（不公正的）现状的东西，都站在拥有不公正的权力平衡的一边，因此若它可能阻碍从压迫中解放，就不应该被容忍。他明确表示，这需要限制右翼的自由（见保守主义），并对那些反对进步目标的运动的自由与言论采取压制性做法。在论文主体中，马尔库塞猛烈批评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主义，认为密尔把某些观点（特别是受过教育或有专门知识的观点）看作比其他观点更优越的看法，是一种“精英主义”，这种精英主义阻碍进步，因为教育只是把人训练成适应“现存社会”，而不是去改变那种“非人化的现实”。

因此，在批判性社会正义理论内部，基于其批判性的根源，“宽容”被理解为对他们的观点、立场和事业保持容忍，但对任何与之相对立的事物——无论其理由如何——则绝对不容忍。这种立场与理论中权力、霸权、支配和压迫体系所处的核心地位完全一致：权力总是为维持自身而运作，因此必须被扰乱与拆解，通常通过体制本身拒绝的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参见“主人的工具”与革命）。这也是激进与无政府主义“反法西斯”组织Antifa行为之根源；当今的Antifa直接继承自马尔库塞在1960年代中后期通过《压抑性宽容》等文章开创的新左派激进行动与政治传统。

许多进步派指出，这种对“宽容”的理解并不专属于法兰克福学派，而应追溯到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他以科学哲学（尤其是可证伪性）闻名。此处相关的是波普尔的“宽容悖论”，它出现在他1945年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一处脚注中。该书显然写于纳粹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原文如下：

“较少为人所知（在柏拉图的悖论中）的是宽容的悖论：无限制的宽容必将导致宽容的消失。如果我们将无限制的宽容扩展到那些不宽容者身上，如果我们不准备保卫宽容的社会免受不宽容者的猛攻，那么宽容者将被毁灭，宽容也随之消亡。——在这一表述中，我并不意味着例如我们应当总是压制不宽容哲学的言论；只要我们能用理性论证反驳它们，并用舆论将其遏制，压制无疑是不明智的。但我们应当主张在必要时有权压制它们，甚至动用武力；因为很可能事实证明它们不打算在理性论证的层面与我们交锋，而是先否定一切论证；它们也许禁止追随者听取理性论证，称之为欺骗，并教唆他们用拳头或手枪来回应论证。因此，我们应当以宽容之名主张不容忍不宽容者的权利。”

据此，自称反法西斯的Antifa行动者主张在“自卫”名义下对那些他们认定符合上述标准的意识形态采取行动：即不愿聆听理性论证、教唆以暴力回应论证、持有并鼓吹暴力或种族灭绝意图。对于“在必要时甚至可用武力压制”的表述，他们在实践中常有较强的认同感。然而很快就能发现，他们对这段话的理解（与马尔库塞的解读类似）本身就高度依赖主观解释：需要同时对多个问题进行主观判断，并在很大程度上对被指控意识形态者的意图进行“读心”式的推断，才能把对方标记为法西斯（Antifa所言）或压迫性/倒退性的力量（马尔库塞所言）。

自由社会采用的是另一种宽容标准：任何言论都应被容忍，直到出现暴力或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胁为止（若诉诸法庭，以“理性人格”标准来判断）。这一立场源于1971年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对波普尔观点的精炼。罗尔斯认为，对不宽容者的不宽容（即压抑性宽容）应仅在“宽容者真诚且有理由认为他们自身及自由制度的安全受威胁”时才可实施。人们认为这也符合波普尔的本意。这种自由派的理解依赖于稳固的自由与民主制度——在此类制度存在时应优先使用这些制度来处理问题——同时也依赖于对“暴力”概念的狭义理解。批判性社会正义理论几乎完全否定这一切：它明确反对自由主义立场，拒绝接受任何“理性人格”的普遍存在（即便在原则上），偏好对压迫与压制性权力动态（如法西斯主义、白人至上、父权制、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厌女症等）采取高度解释性的理解，并对“暴力”采取同样高度解释性、主观且宽泛的界定。

这部分源于其原始的批判性影响，在马尔库塞等人的著作中可见端倪。马尔库塞明确指出，权力体系有压制威胁其统治的事物、并压迫其欲边缘化、剥夺公民权或沉默忽视的群体的能力。对社会与文化权力失衡影响的这种执着关注——并非仅限于国家权力的滥用（尽管马尔库塞认为二者内在相连）——为这一双重标准提供了理由与合理化，包括主张以暴力回应压迫。在“压抑性宽容”发展脉络中，压制解放被视为一种暴力本身，马尔库塞写道：

“从历史功能看，革命性暴力与反动性暴力、被压迫者所为的暴力与压迫者所为的暴力之间是有区别的。就伦理层面而言，两种形式的暴力都是不人道且邪恶的——但历史何时按伦理标准发生？若在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无产者对有产者起义之时就开始应用这些伦理标准，那是在削弱对实际暴力的抗议，从而为真实暴力的延续服务。”

在批判性社会正义理论中，这种看法因后现代理论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后现代影响认为，社会是由构成它的话语体系、知识体系与语言结构所建构的——而这些体系是由掌权的精英建立并维持的，他们不愿放弃权力。由此，压制被视为不可取的话语、鼓吹并推广激进话语在批判性社会正义里的必要性被大大增强（而这些激进话语在实践中往往并不宽容，尽管在理论上这么主张）。因此，把话语扩展为一种暴力（亦见话语侵略）的观点被纳入其理论框架。

此外，像批判理论一样，后现代理论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认为社会所受的权力结构使得真正民主不可能（两者在此处的主要差别在于权力的所在与权力施加的方式不同）。更进一步，后现代理论认为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被深层文化偏见以及后来因特权（即进入精英阶层的机会）产生的偏见所影响，因此原则上也会否认“理性人格”标准的合法性（另见现实与真理）。它会把所谓的“理性人格”看作是已内化了统治或服从并故意无视这种维护现状的支持如何造成压迫的人（另见虚假意识）。因此，在批判性社会正义理论中，对压迫、压制甚至暴力的理解变得极为宽泛、解释性强且最终主观化，并以个人对自身生活经验的带理论色彩的解释为根基（另见真实性）。

结果是，批判性社会正义理论对任何可感知或可想象的不公权力运作极为敏感，从而在宽容问题上采取很强的压制立场。这种对宽容的理解实际上反自由、压制性、倒退性、具有攻击性，并且在通常意义上有时会表现出真正的暴力。它以热情且名为“进步主义”的方式采纳反自由主义立场，主张按其狭隘且不现实的压迫定义（即其自身为“正义”所实施的压迫永远不算作压迫）来重构社会（另见革命）。因此，当批判性社会正义的倡导者要求他人“更具包容性”时，其真实含义往往是要求采用一种以其激进革命议程为服务对象的、自利性的不容忍——这正是根植于批判理论并被其称为“社会正义”的那套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