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ctorfield @Vectorfield@qoto.org

@thor So, do you see a way out of this? I mean, once a society has widely adopted certain technologies (which at its present stage does more harm than good) and became dependant on it, It's very hard to reverse this process and get back to a world where such technologies has not much significance.

“肥胖研究”（Fat Studies）

“残疾研究”所展现的问题在也反映在了其它领域，比方说肥胖研究。和“残疾研究”一样，“肥胖研究”也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随着肥胖运动的兴起而出现，从60年代到现在，“肥胖研究”曾以多种形式出现在公共视野中，但是直到最近才正式成为了身份研究的独特一支。“肥胖研究”大量地依赖于酷儿理论和女权主义（在英国发展时这一点尤其明显），并且十分注重交叉性。“肥胖研究”试图将人们对肥胖的负面看法描述成一种类似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恐同主义的偏见，并且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明地确拒斥了科学。“肥胖研究”聚集于肥胖的“社会建构”，大力促使肥胖者拒绝医学建议，鼓励肥胖者接受一种肯定肥胖的“支持社区知识”（supportive community “knowledge”）。“肥胖研究”强烈依赖于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原则，认为知识是权力的建构，由“话语”维持，而“话语”则植根于对肥胖者的仇恨（fatphobia)，与厌女主义（misogyny）和种族主义（racism）紧密相连。因此，“肥胖研究”倾向于建立关于压迫的理论，往往展现出对科学的极端怀疑，并且通常鼓吹“其他的认知方式”（other ways of knowing），其中包括了个人经历、（后现代）理论、女权主义，甚至还包括了诗歌。

尽管“肥胖运动”在英国最为盛行，但它最开始可能还是起于美国，随着“美国提升肥胖接受度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to Advance Fat Acceptance (NAAFA）]于1969年的建立，以及“肥胖先锋”（Fat Underground）于70年代的发展而兴起。“肥胖研究”直接源于70年代的美国由于社会，文化，政治上的变化而产生的文化研究和身份研究热潮和后现代主义风气。然而，和其它的那些依赖于实用后现代主义的身份研究相比，“肥胖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发生得更晚。这也许是因为“肥胖研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的时间比较迟，不过在此之前，女权主义者就对女性受到的减肥压力进行了理论化的表述。“肥胖研究”坚称，因为受到了无所不在，广为社会接受的“肥胖恐惧症”（fatphobia)的影响，“肥胖研究”此前没有收到认真对待。对于“肥胖研究”而言，任何把肥胖当作一种危险的健康状况，认为其可以医治的研究，都是“肥胖恐惧症”的体现。

肥胖研究在历史上的前身叫做肥胖女权主义，肥胖女权主义与极端女权主义和极端女同女权主义相连甚密，因此支持者比较有限。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随着社会朝向自由化趋势发展，注重于接受和庆祝“肥胖身体”的“积极身体运动”（Body Positivity movement）开始兴起。与之相关的还有另一场运动，名叫“各种体型大小都很健康”（Health at Every Size movement），该运动自从60年代以来就曾以多种形式存在，到了2003则变得广为人知，因为当年“体型多元协会”把“Health at Every Size”这句话作为了自身的标记。2010年，生理学和心理医疗学学者Linda Bacon写了一本比较流行的书，叫做<<Health at Every Size: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Your Weight>>。作者在书中认为，不管什么体型的身体都可以是健康的。医学界的共识则反对这一观点。

此后“肥胖研究”迅速发展，采取了实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式，而且很快就彻底地接受了交叉论，提出了类似于“要消灭体型压迫，就必须消灭其它的交叉压迫”之类的没有逻辑的主张。2012年，名为“肥胖研究”的期刊得以创立，促进了“肥胖研究”实现学科独立的目标。该刊明确地将人们对肥胖的负面看法—包括担忧肥胖有可能对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这种看法，与那些基于先天特征的歧视联系在了一起，称：“肥胖研究”和重点研究种族、民族、性别、年龄的学科十分类似。”

“肥胖研究”的领军人物，<<Fat Activism: A Radical Social Movement >>（2016）的作者，Charlotte Cooper，详细地记录了“肥胖研究”的发展历程。Cooper是一个英国人，她提到，肥胖运动先是几乎被激进女权主义完全放弃，随后又被后现代女权主义复活：

The origins of fat feminism are immersed within a feminism that is problematic, maligned, unfashionable and obscure, that is, radical lesbian feminism, including, at times, lesbian separatism. Critiques of this feminism surfaced within queer, third wave and postmodern feminisms because of, for example, its essentialism and its fundamentalism.

虽然种种事实都表明，肥胖是摄入过量卡路里的后果，而且对健康有显著的风险，但“肥胖研究”经常将人们对于肥胖的负面态度和视为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恐跨主义、残疾主义、帝国主义紧密相连的问题。现如今，肥胖运动和“肥胖研究”已被交叉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主导，并且强烈地依赖于酷儿理论以及布特勒式的"讽刺政治“(politics of parody)。Charlotte Cooper 还在她的书中描述了肥胖运动家们组织的一场名叫“胖林匹克”（Fattylympics）的活动，当年正值2012年伦敦奥运会召开，肥胖运动家们认为伦敦奥运会本质上歧视肥胖，因此自己在伦敦公园组织了一场“胖林匹克”，故意以一种看起来很愚蠢的方式参与类似的运动项目，以体现一种战略上的抵制和抗议。

“肥胖研究”受到的酷儿理论和朱迪斯布特勒的影响尤其之多。Charlotte Cooper在她书里的开头就宣布，这本书“公开酷儿”，并且要“鼓励肥胖运动家抵制同化，拒绝参与，关注酷儿战略，强化肥胖运动”。在这本书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福柯的“生物权力”概念：科学利用不正当的权力将自己包装成了知识的生产者，并且借助话语的力量渗透了整个社会，维持了自己的地位。Cooper偏执地采取了福柯的这种理论，她写道，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elsewhere, power is not enshrined within authorities feeding down to the lowliest subject, it is a dynamic field in which everyone is implicated.

她还写道，

Michel Foucault’s work on governmentality is commonly used to theorise bodies in relation to power and has been used by people interested in how fat people are socially controlled, stratified, surveilled, regimented, patrolled, and self-governing.

无独有偶，玛丽蒙特曼哈顿大学（Marymount Manhattan College）学术事务部门的高级联席主任Kathleen LeBesco在她的<<肥胖研究读者>>中也持有类似立场。她写道，

“Michel Foucault’s work (1980) has shown us that placing bodies under the microscope of science, in the name of liberal projects of self-improvement, in fact reinscribes their deviance and increases their oppression”

认为隐密不见的话语传达了权力并且维持了学科的这种观念，在肥胖运动的文本中随处可见，福柯和朱迪斯布特勒被广泛引用。对于Cooper来说，肥胖话语将自己描述成在肥胖问题上的唯一权威，否认其它的一切，因此是极权主义的。肥胖学者Marilyn Wann则认为，

Every person who lives in a fat-hating culture inevitably absorbs anti-fat beliefs, assumptions, and stereotypes, and also inevitably comes to occupy a position in relation to power arrangements that are based on weight. None of us can ever hope to be completely free of such training or completely disentangled from the power grid.

我们不妨放宽一下视野。想象一张权力柵网（power grid）。在后现代主义者的世界观里，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一张栅网。在这种思维看来，我们一出生就被依据身份安排在了不同的位置里，因此拥有不同级别的获取权力的机会，而特权就像电力一样接入了这张栅网。我们学习着扮演自己位置上的角色，因此就作为系统的一部分充当了权力的“导体”，而且我们在这么做时通常是无意识的，根本不知道这张栅网的存在。学习适应自身角色的过程，就是向由社会建构，被社会认可的“霸权”身份进行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的同时，也在维护着社会和文化的既有期待，拒绝着获取权力的机会。此外，获取权力的机会有一种自动的腐化作用，使得我们扮演自己的角色，使人们社会化，使人们认可系统中的不平等，使人们替自身获取权力的机会辩护，合理化对其他人的排斥。而这一切都是通过“话语”来完成的，“话语”就是我们说话的方式，这其中包括了它的非语言形式。这种社会观一开始起源于早期后现代主义者模糊而繁复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演进，逐渐进化成了一种经过巩固的信仰系统。因此，我们经常能看到实用后现代（批判）理论家们信心满满地把这种解释当作客观真理，这一点和早期后现代主义者很不一样。

妄想症式的理论

要应对这个充斥着权力话语的栅网，就要先学会发现它，就必须接受特殊训练。批判理论的作用就是提供这种特殊训练。批判理论凭借着这样一种循环论证和自我辩护，把自己包装成了解决方案。因此，对于一些肥胖理论家而言，性别理论、交叉女权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十分重要：

Sexism has become a deeply coded set of behaviors that are difficult to unlock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see them. It can take special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language in order to unveil sexist behavior. Often, that critical language is cast as suspect, overly intellectual, or a product of paranoid fantasy.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交叉理论和酷儿理论虽然有用，但一切的一切说到底还是都怪资本主义。比方说Charlotte Cooper就曾提出了一个和残疾理论家Goodley十分类似的观点。Cooper认为“新自由主义”（这里约等于资本主义社会）迫使人们自己去适应社会，而不是要求社会适应他们自己。因此，Cooper对“积极身体运动”（body positivity movement）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在她看来，该运动把重点放在了个体身上，而不是集体身上，象征着一种旧势力的反扑。她认为，积极身体运动的问题就在于它把喜爱和欣赏自己的身体当作个人责任，而不是要求社会清除自身对肥胖的负面看法。这种在肥胖理论家看来有问题的做法有时被称为“使责任化”（responsibilizing）。Cooper在与“肥胖社区”（fat community）的一位名叫Liz的成员采访时，Liz宣称，“因为许多公司都在创造减肥产品，所以资本主义促使了人们对肥胖的仇恨。”她还说，“把资本主义当作运动基础的做法表明旧势力的反扑使得肥胖运动的主要动力变成了获取机会，而不是社会转型"

你也许会觉得这听起来像是偏执狂式的妄想，没错，因为它就是。肥胖运动对于“交叉权力栅网”的看法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生物学和营养学都被错误地理解为福柯式的“生物权力”，被当成了压制与规训的工具。关于肥胖的医药科学也被误解为在利用叙事压迫和规训人们。Marilyn Wann在<<Fat Studies Reader>>的序言里采用了福柯的思想，说，把肥胖者称为胖子是在“医疗化”（medicalize）人类多样性，这种对人类多样性的“医疗化”鼓励人们去“治疗”天然的区别。Kathleen LeBesco则将肥胖类比于同性恋，既然同性恋现在已被视为一种不需要治疗的自然现象，那么肥胖也该受到同等待遇。尽管大量的证据表明，同性恋本身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而肥胖则会危害健康，缩短寿命，LeBesco还是认为，那些认为超重有害健康的胖子实际上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接受了对自己的压迫：

That fat and queer people would heartily embrace science and medicine as a solution to their socially constructed problems is redolent of Stockholm syndrome—after all, science and medicine have long been instrumental in oppressing fat and queer people, providing argument after argument that pathologize the homosexual or “obese” individual (whether the mind or the body).

对于肥胖理论家来说，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拥抱肥胖，甚至增加肥胖。“给身体增肥并非易事”，肥胖学者Allyson Mitchell 说道，“营造一个政治化的肥胖身体则更难“。LeBesco则更进一步，称“科学知识并不能揭示一切”，暗示道“肥胖恐惧症”的动机其实是优生学，并且鼓励人们运用政治和社会工具解决肥胖仇恨。与之相对地，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则被描述成一种有问题的意识形态，叫做“健康主义”(healthism)。

而“营养主义”（nutritionism）则又强化了“健康主义”，“营养主义”，根据肥胖理论家的说法，过度地关注了食物在营养学和饮食学意义上的营养价值。在营养学饮食学领域的内部，批判理论家们也在试图将研究的内容从营养和饮食转变成“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比方说，Lucy Aphramor和Jacqui Gingras就对营养学和饮食学基于科学的研究方式进行了严厉谴责：

Dietetics recognizes knowledge as that which can be supported by dominant scientific literature developed around rigorous, quantifiable scientific methods. Such rational knowing has implications for how dietetics is taught and practiced.

以及

But to uphold the rigor of the scientific convention limits engagement with meaning making: language is not a neutral tool but rather a powerfully charged political vector. The words that we use here influence our ability to generate possibilities.

这些“批判饮食学家”们不去从科学的角度理解什么是饮食和营养，正相反，他们选择把诗歌当作一种破坏现状，创造“实践导向型文化“的方式（“engage poetry as a way of ‘crafting a praxis-oriented culture’ and troubling the status quo.”）。他们还敦促大家“重新思考人们对肥胖和性别的饮食态度如何影响了科学的构建和合法化“。显然，这种做法不大可能对有关领域的研究有任何的促进，也不大可能对人们有任何的帮助，而只能短暂地让一些人感到自己很特别罢了。

因此，面向本科生的这本<<Critical Dietetics and Critical Nutrition Studies>>便有很多问题。和“各种体型大小都很健康运动”（Health at Every Size movement）对医学研究进行曲解的做法不同，“批判营养学”直接宣称，在食物、营养、饮食等方面，科学和别的研究方式相比没有多少优点：

Although we do not wholly reject the scientific method as a means of creating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 a critical orientation rejects the notion that it is even possible to produce knowledge that is objective, value-free, and untouched by human bias. A critical orientation similarly rejects the idea that any one way of creating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 is superior to another or is even sufficient…. As such, [Critical Dietetics] draws 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feminist science (two other windows) that hold that there is not one truth that can be generated about any single thing, that multiple truths are possible depending on who is asking and for what purpose, and that knowledge is not apolitical even if it is considered positivist (i.e. value neutral or unbiased).

肥胖理论家的这种做法明确地拒斥了人们所能获知的一切客观事实。他们采用“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科学”来拒斥堆积如山的证据，否认营养对健康的重要作用，否认肥胖会提高患有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的风险，造成多囊卵巢综合症、关节炎、行动障碍、呼吸困难，提高短寿的机率。Cooper也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拒斥现实的做法，她主张，为了揭示肥胖人士创造的知识，因该提倡“研究正义”（research justice），即用“社区知识“取代关于肥胖的实证研究。

来源：<<Cynical Theories>>第七章“DISABILITY AND FAT STUDIES”，在转述的过程中有所简化。

我的看法

这些基于后现代理论和批判理论的身份研究看起来很深奥，但抛开那些兜圈子的术语，究其实质，无非是：先寻找一群弱势群体，然后代表这些弱势群体，把这些弱势群体遭受的一切解释为系统化的压迫，然后找一个“敌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西方文明，白人，男人，异性恋者，非性转者，四肢健全的人，身体健康的人），再对“敌人”进行攻击和丑化，然后把自己的一套理论当成唯一的解决方案兜售。

这类研究之所以能发展壮大，一部分是因为“挟弱势群体以令大众”，关爱弱势群体在许多国家是富有同情心，富有道德的体现，而这类研究把弱势群体捧得更高，把“敌人”踩得很低，因此这类研究就能在主流社会中，尤其在左翼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中获得道德权威。在电视和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理性比较昌明的时候，这类研究很可能并不会有多少市场，但在电视和社交媒体盛行，理性衰落的时代，这类研究就能在众多低理性而情绪化的人群中间迅速扩大。

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这类研究利用了人性的固有缺陷，比方说逃避现实的倾向。现实是不完美的，让人失望的，有时是残酷的，在现实世界中生活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但（后现代）批判理论给了一个捷径：现实=现状=霸权=压迫=规训，你不需要适应现实，现实需要适应你，如果现实让你失望，那么就改造现实，操纵现实，虚构现实。不仅如此，这类研究还移除了理性，逻辑和科学，视其为西方霸权的产物，这样信徒就可以完全脱离事实与逻辑的限制，全心全意地相信（后现代）批判理论。

人性的另一固有缺陷就是自恋，认为自己很特别，需要受到人们的关注，他人必须关心自己的感受，不能冒犯自己，不能让自己觉得不开心。而（后现代）批判理论则赋予了人们一种特殊的身份，让人们觉得自己很特别：“看，我在受压迫，快来关注我”。 此外（后现代）批判理论还鼓吹“安全空间”（safe
space, 即没有反对意见，不会被冒犯的空间），“主观生活经历”（subjective lived experience，在这些理论看来，主观生活经历和科学一样可靠)这些概念，显然这些概念迎合了人的自恋心理。

这类研究还利用了人类的抱团倾向，将社会分成我们和他们，好人和坏人，我们支持你，我们是好人，他们反对你，他们是坏人。我们相信（后现代）批判理论，所以你也该相信批（后现代）判理论。X反对（后现代）批判理论，是出于个人利益，因为他想保留自己的特权，Y反对（后现代）批判理论，是出于无知，因为他已经内化了资本/男权/反同/健全/健康主义。人性中本来就存在这些弱点，主流社交媒体的算法又放大了这些缺陷。

造成这些问题原因肯定远远不止这些，我只给出了部分的解释，这些问题的背后是西方国家中整个学界的腐败，也就是正当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的重要内容。

“残疾研究”（Disability Studies)

残疾运动起于20世纪60年代，与民权运动、第二波女权主义、光荣同性恋运动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目标也基本相似，即建设一个对残疾人更友好，更方便的社会，以此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具体的做法就是使残疾人拥有和常人一样的机会。大体而言，这一做法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该运动吸收了来自实用后现代主义，交叉女权主义，酷儿理论，种族批判理论的思想，于是改变了原有的合理目标。“残疾研究”开始把“身体健全”视为一种社会构建，越来越怀疑乃至于否认现实。

经历了80年代的这场变化后，“残疾运动” 和“残疾研究” 改变了原有的观点，不再把残疾视为个体的一种状态，而是把残疾视为一种社会迫使人们接受的一种事物。在这场变化发生以前，残疾人被视作身患残疾的人，在这场变化发生之后，残疾被视为由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强加而生的产物。 打一个比方，在以往，如果一个人听不见声音，他就会被视为聋人，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残疾人，因为他听不见。这场变化后，如果一个人听不见声音，他就会被视为一个“被残疾”的聋人，所谓“被残疾”，就是说社会没有学会适应聋人的需要，使得聋人和非聋人享有同等的便利。换句话说，如果某人是残疾人，那一定是因为在社会的预期中身体建全是一种有益的一般状态。残疾人所遭到的各种不便是社会强加的。

这种社会建构论的转向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80年代，在这一阶段，“社会残疾模型”取代了传统的“医疗残疾模型”（又称“个体模型”），这一阶段的发展是由英国社会学家 Michel Oliver主导的，Michel Oliver试图改变人们以往的观点，将解决残疾的责任从个体转移到社会身上，要求社会适应残疾人，而不是让残疾人适应社会。他写道，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acknowledges impairment as being a cause of individual limitation, but disability is imposed on top of this. This may be summed up this way: Disability is the disadvantage or restriction of activity caused by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norms of a society which takes little or no account of people who have impairments and thus excludes them from mainstream activity. (Therefore disability, like racism or sexism, is discrimination and social oppression)…. This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like all paradigms, fundamentally affects society’s world-view and within that, the way particular problems are seen

在第一阶段，Michel Oliver的研究方式并未明显地受到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他的社会建构论倾向也不严重。但这一切很快就改变了，他于1983年出版的<<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对身份研究进行了大量引用，语言风格也受到了“交叉论”（Intersectionality）的明显影响，他写道，

[E]xperiences will undoubtedly be culturally located and reflect differences of class, race, gender and so forth, and so discourse may well be culturally biased. When using the social model, understanding also comes from recognising that historically experiences of disability have been culturally located in responses to impairment. The social model can be used by those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within ethnic, queer or gender studies to illustrate disability in those situations. Equally these disciplines all need to take account of disableism with their communities.

如今的“残疾研究” 则强烈地受到了两条后现代原则的影响：1.知识是社会建构。2.社会充斥着权力和特权体系。“残疾研究”常常引用种族批判理论，并高度依赖米歇尔·福柯和朱迪斯·布特勒的思想。

“健全主义”

对于“残疾研究”而言，“健全主义”指的是认为身体健康是一种常态，并且通常要好于身体残疾的这种观点。相反，“残疾主义”则意味着对残疾人的偏见，例如把残疾当作一种异常状态，认为健全好于残疾。号称自闭、残疾、无性、酷儿的活动家Lydia X. Y. Brown这样定义“残疾主义”：

[A]bleism might describe the value system of ablenormativity which privileges the supposedly neurotypical and ablebodied, while disableism might describe the violent oppression targeting people whose bodyminds are deemed deviant and thus disabled. In other words, ableism is to heterosexism what disableism is to queerantagonism.

酷儿理论关注于“解构常态”，因此就非常适于“残疾研究”，于是Robert McRuer 在他2006年的<<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6 which examines how queer Theory and disability studies inform each other>>里就将酷儿理论应用到了“残疾研究”上，他写道，

Like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then, compulsory able-bodiedness functions by covering over, with the appearance of choice, a system in which there is actually no choice…. Just as the origins of heterosexual/homosexual identity are now obscured for most people so that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functions as a disciplinary formation seemingly emanating from everywhere and nowhere, so too are the origins of able-bodied/disabled obscured … to cohere in a system of compulsory able-bodiedness that similarly emanates from everywhere and nowhere.

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福柯的影响，即认为权力渗透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人们进行控制和约束，迫使他们满足社会的期待，所以就必须模糊乃至消除类别之间的界限。福柯和吸收了福柯思想的酷儿理论家宣称，性别和疯病都只是医学话语的建构，在他们看来，医学话语试图把人分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并且将“不正常人”排除在社会的主流话语之外。自从“残疾研究”接受了酷儿理论，这一看法就占据了主导。

“残疾研究”就是在这时候进入了第二发展阶段：实用后现代主义阶段，在于2014年出版的<<Disability Studies: Theorising Disableism and Ableism>>里，作者Dan Goodley直接借用了福柯的观念，他写道，“人们通常透过医疗凝视来理解残疾，医疗利用自身话语，以一种还原论的的方式对人进行医治“。他采用了福柯的“生物权力”概念，认为创造了各种类别的科学话语在社会上广受尊敬，长期被当作真理。但在他看来，科学话语只是一种压迫话语，科学的严谨程度并不比其它的认知方式更高—在他将科学与殖民主义做类比时，这一点尤其明显，

We know that colonial knowledges are constructed as neutral and universal through the mobilisation of associated discourses such as humanitarian, philanthropic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We might also ask: how are ableist knowledges naturalised, neutralised and universalised?

更危险的是，Goodley认为，任何试图诊断、医治、痊愈残疾人的做法，必然都动机不良，在他看来，这些做法基于腐败的“健全主义”期待，受着“新自由主义系统”（neoliberal system)的支持，“新自由主义系统”希望所有人身体健全，这样就可以充当资本主义市场的劳动力。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宣称“自主、独立、理性都是“新自由-健全主义”所期待的品德。

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原则，即认为权力系统构建了社会的这种看法，充斥于Goodley的书中。他采用交叉论的词汇，将社会描述成“各种权力话语的重叠与合并”，他写道，

I argue that modes of ableist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disabling material conditions can never be divorced from hetero/sexism, racism, homophobia,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Goodley认为Oliver的社会模型缺少“交叉性”，应该再加入种族和性别的分析，Goodley还主张从酷儿理论的角度，将残疾人作为一种破坏社会规范，颠覆社会价值的身份进行庆祝。

这种认为残疾人有责任利用自身的残疾颠覆社会习俗，乃至拒绝任何治疗，以便于服务后现代主义对类别的破坏的看法，是“残疾研究”的另一危险特点，这一观点并不限于Goodley，在广受引用的<<Contours of Ableism: The Production of Disability and Abledness>>里，作者Fiona Campbell认为，把残疾视为一种需要医治的问题的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A] chief feature of an ableist viewpoint is a belief that impairment or disability (irrespective of “type”) is inherently negative and should opportunity present itself, be ameliorated, cured or indeed eliminated.

Campbell还吸收了种族批判理论，认为“健全主义”和种族主义一样，无所不在，是西方社会的常态，以至于很多人都意识不到它。她还对一些残疾人进行攻击，认为他们“内化”了健全主义。Lydia X. Y. Brown和Joseph Shapiro更是认为残疾是一种荣誉，一种值得骄傲的身份。

无可否认，人们不应该因为性别，种族，宗教，残疾而羞愧，但很多残疾人也许并不认为身患残疾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那些想摆脱残疾的人来说，这一态度毫无益处。虽然“残疾研究”千方百计地污名化人们摆脱残疾的想法，但希望摆脱残疾并不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

另一个问题在于，残疾活动家们一方面把残疾人当作一种光荣身份，一方面却又反对医界人士称这些人为残疾人。他们信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原则，认为医生并不比其他人高明，因此没有资格对残疾做出诊断。这种看法还鼓励人们为了从属于一个群体身份而自行诊断。Lydia X. Y. Brown 与 Jennifer Scuro 的一场对话就是很好的例证

LB: People do say to me, “I think I’m Autistic but I don’t really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ve never been diagnosed,” that is, given a diagnosis by someone with letters after their name. My response is: “Well, it’s not up to me to tell you how you should or should not identify,” but I don’t believe in giving power to the 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 and its monopoly over getting to define and determine who counts and who does not count as Autistic …

JS: Yes, once I started to get into the territory of diagnosis, once I started playing around with the problem of diagnostic thinking when it is only left to trained diagnosticians, this allowed me to challenge how all of us must contend with thinking diagnostically.

这段对话似乎在鼓励人们自我认同为残疾人，这样他们就能获得一个（后现代主义式的）群体身份，和后现代主义一起破坏医学知识（后现代主义知识原则），或者破坏主流社会对于残疾的看法（后现代主义政治原则）。很难看出这种做法能对残疾人有什么帮助。

来源：<<Cynical Theories>>第七章“DISABILITY AND FAT STUDIES”，在转述的过程中有所简化。

我这样总结了“残疾运动”的变化：

1.残疾是个体遭遇的不幸，社会应该帮助残疾人➡2.残疾是个体遭遇的不幸，社会必须帮助残疾人➡3.残疾是社会的错，社会对残疾人负有原罪➡4.社会对残疾进行着系统性压迫➡5.根本不存在残疾，社会构建了残疾➡6.残疾是一种光荣的身份，残疾优于健全

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一场运动，不论它一开始的目的有多么高尚，多么合理，如果它的参与者总把自己当作救世主和道德的化身，用一套不可证伪的抽象理论解释一切现象，对客观事实缺乏基本的尊重，而且拒绝接受批评，那么任何运动都难免会走上“残疾运动”的道路。

很少人原则上会反对社会帮助残疾人，正如很少人会支持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以帮助残疾人，反对歧视为名义的运动和理论就代表了不容批判的道德权威。因此，首先要明确一点，即口号本身不能成为批评的挡箭牌，支持工人阶级，不代表就不能攻击共产主义；反对歧视，不代表就不能反对批判理论；反对辱华，不代表就不能质疑习近平思想。

其次，要重新思考什么叫做“代表”，各种左翼批判理论和“觉悟”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弱势群体，就像共产主义宣称其“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受压迫人民。可是他们的“代表”身份究竟是谁规定的？谁授予的？人们选举了他们作代表吗？还是说他们“被代表”了？布尔什维克是一小撮职业革命人士，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是一帮左翼知识分子，从事残疾研究、肥胖研究、性别研究的是一帮政治化的学生和教授，而且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革命先锋队、左翼学生、批判理论教授是在把自己信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民之上，一旦那些“被代表”的人反对这些人的强加意识形态，这群自命不凡的精英就以"错误觉悟“（false consciousness）”身份叛徒“（identity traitor) 的名义对反对者进行污名化、封杀。左翼精英总是以救世主自居，可是人们并不需要这种自以为是的精英来拯救。真正的代表是选出来的，而不是自封的，代表的合法性应该源于选民的认可，应该试去理解普通老百姓在想什么，而不是假定他们拥有应该拥有的想法。

第三，要警惕“永远正确”的抽象理论。人性中的固然缺陷使得人们倾向于逃避复杂的现实，寻求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终极答案，然而这种答案根本不存在，能解释一切的只有谎言。从事身份研究的许多“学者”制造的抽象理论，无非是经过了“思想洗钱”的高级谎言而已，这些人用一大堆枯奥晦涩，装模作样的专业词汇，得出了毫无根据，脱离现实的可笑结论，对真正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并且让民众对学界彻底失去信任。要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就必须面对现实的复杂性，用科学的方法真正地去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能先预设一个不可证伪的结论，再用这个结论倒推原因。

正当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1.何为正当性危机？

所谓正当性危机就是指民众对公共机构，比方说政府，政党，学术机构等丧失了信任。

2.民众对公共机构，比如说学术机构的不信任会产生什么后果？

学术机构是一个社会的知识引擎，如果人们不信任学术机构，就不会相信学术界的研究结果。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地球气候变化可谓是人类正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但不少美国人本完全不相信关于气候变化的学术研究，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是“是自由派和左派骗人的把戏”。

但他们的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2020年的夏天，美国的将近1000名公共卫生专家共同签了一封联名信，信中认为，BLM的街头抗议对美国人（尤其是黑人）的健康”至关重要“（https://edition.cnn.com/2020/06/05/health/health-care-open-letter-protests-coronavirus-trnd/index.html） 哈佛的公共卫生学院则宣布，种族主义是美国的一项“公共卫生危机“（https://www.hsph.harvard.edu/news/hsph-in-the-news/racism-public-health-crisis-bassett/）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也做了同样的事。（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dc-director-designates-racism-serious-public-health-threat-2021-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0/06/04/public-health-protests-301534）这些卫生机构和医疗专家给全国制定了封锁政策，但却选择性地忽视了那些抗议者，为了政治立场而抛弃了自己制定的规则。它们选择了这样做，也就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许多人如今不相信来自学术机构的任何研究成果，但这并不因为他们智商不够，而是因为学术机构制造了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又用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构建了一个虚假的事实。许多人真正不相信的其实是学术人士的政治偏向，因为强烈的政治偏向会使得学术人士一厢情愿地思考，用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解世界。福柯式的活动人士认为，只要你获得了权力，你就获得了正当性。“觉悟者”认为，只要你占据了优势，你就能决定何为真伪。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当性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

3.思想洗钱

这种用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构建虚假的事实的做法，可以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来形容，那就是“思想洗钱”（Idea Laundering)。我们知道洗钱（Money Laundering)就是把钱从非法的转化成合法的，而“思想洗钱”就是把某些人的幻想或道德冲动转化成权威的知识。打一个比方，两个学者产生了某种道德念头（但不一定非是道德念头），于是这两人就创立一个期刊(Journal)，找一个评审员，然后就像理工科的那些期刊一样，走一遍学术流程，于是这两个学者的念头就成了知识。然后其他人（通常相互认识）也在此期刊以及类似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且互相引用，于是这些人的想法就成了一套“知识体系”。如果外人质疑他们的观点，他们就把这些期刊摆出来，说：“看，xxx上就是这样说的“，给人一种权威知识的假象，然而事实上只不过是同一群人在强化他们制造的幻象而已。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肥胖研究”（Fat Studies），很多人从来都没听说过“肥胖研究”，在听到“肥胖研究”时，他们都会以为这是在开玩笑。然而这根本不是玩笑，有一个期刊的名字就叫做<<肥胖研究>>。而且，和人们想的不一样，<<肥胖研究>>研究的不是饮食和锻炼与体重的关系，这家刊物真正想做的是使肥胖成为一种常态。在<<肥胖研究>>看来，肥胖只是一种叙事，（这又是一个来源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肥胖研究>>宣称，体重超标对于健康没有任何风险，并且引用经过了“思想洗钱”的Charlotte Cooper的观点，认为“任何体重都很健康”（health at any size)。有的人甚至攻击癌症研究组织，因为该癌症研究组织指出肥胖是致癌的第二大原因，攻击者称肥胖没有任何危险，真正危险的是用肥胖羞辱他人。但是问题在于，肥胖真的是会给人带来危险的，一旦当人们真的因为肥胖而死亡，就可不是这些抽象理论能解释了的。肥胖研究还只是冰山一角，在欧美国家的不少大学，这类“研究“甚至成为了大学生的学习课程。(除了肥胖研究，还有性别研究，种族研究，文化研究等等，统称为“怨恨研究”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ievance_studies_affair）

4.学术人士为什么会想着虚构现实？

原因有三点：第一点，学术界的很多人把教授当作了一种政治行为。第二点，学术界的很多人接受了后现代思想的灌输，认为事物的真伪仅仅取决于谁认为它真，谁认为它伪，而不是事物本身是真是伪。第三点，也是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这些学术人士的道德冲动压倒了他们的理性思维，并且成为了“学者活动家”（Scholarship Activist）

5.解决办法何在？

也许西方国家需要彻底地重新思考学术机构存在的意义，并且建立新的，以追求真理为核心的学术机构。人文社科已经彻底沦陷，数学和自然科学还有希望，虽然如今就连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受到了去殖民计划（Decolonization Project)的影响。在学术机构已经病入膏肓的情况下，也许只有将其彻底重建。这未必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是值得人们的考虑。

来源：
https://youtube.com/watch?v=8Qa_4gDs3Kk https://audioboom.com/posts/7749266
本文只是概括了大意，并且有不少的信息损失，点击链接可获得完整内容。

能够作为一个人类在俗世中走完一生是何能幸运的事情。

@siusiu 我感觉像是体制的年轻一代写出来的，懂流行文化，喜欢梗，喜欢嘲讽，尝过权力的滋味，同时又很蠢。

@ludy@go5.dev 我记得长毛象有一位朋友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移民的目的是追求希望中的完美世界，那么你会很失望，如果你移民的自的是逃避暴政，那么你会很满足。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为了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做出牺牲是值得的，但同时也要准备面对一个并不完美的现实。祝你在欧洲为自己创造出幸福的生活，也祝愿你的家人能分享这一幸福。

就智能设备的监视而言，首先，是厂商而不是政府在实施监视，虽然政府有能力从厂商那里获取这些信息，但是这种监视本身并不是行政命令的产物。其次，厂商之所以投放广告，收集信息，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为了管理用户，对于商业公司来说，只要做一件事利润高成本低，它就一定会去做，用户听不听话不在它的考虑范围。而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政府在强制施行自己的监视计划，而是因为从监视中获利的这种商业模式给厂商带来了许多利益，并且未受到社会的抵制。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获利了吗？当然。不仅如此，政府还会利用行政权力从中获一杯羹，例如打载阿里云os的智能电视就曾被远程删除敏感软件。但扩张权力是任何政府的天性，它们只不过紧跟了时代潮流，将已有的这些事物化为已用罢了，政府并没有发明计算机与互联网，并没有规划信息革命，并没有发明出24小时监视用户的智能设备。信息时代的糟糕现状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不能被简化为政府阴谋的产物。福柯的理论并没有如实地描述问题，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而是用压迫者和反抗者的叙事解释一切事物，这只能让人产生受迫害的狂想，对社会产生一种片面的看法，而无实质的作用。要正确地理解现状，人们的常识要比看上去高深莫测的抽象理论要可靠的多。

运行原生安卓的智能电视基本不会内置任何国产软件，如果你需要安装这些软件的话，可以直接在网上找TV版软件的apk，拷到内置存储里，点击安装即可，或者直接用内置浏览器下载这些软件，再进行安装。安卓智能电视本质上就是放大的安卓手机，安装软件的步骤大同小异。此外，你还可以通过工作空间将这些国产软件进行隔离和冻结，正如我在https://qoto.org/@Vectorfield/105316658227396694 介绍的一样。(虽然我还没有试过，但这些措施应该也适用于安卓电视，因为二者并无本质的差异)

智能电视领域的种种乱象，例如广告泛滥，系统流氓，个人信息被随意收集等等，无非是智能手机行业已有问题的延伸而已。解决这类问题只能靠消费者用脚投票，真正的把隐私当作主要的诉求，不再为"方便快捷"之类蝇头小利和花哨浮夸的界面舍弃自己作为用户的长远利益。这样的消费者达到一定的基数之后，厂商才有可能作出实质的改变。

如果既想使用智能电视，又不想被监控，可以在购物网站上搜"原生安卓"+"电视"，或者"AndroidTV" ，直接接显示器就行了，价格两三百块不到，没有任何广告，流畅度远胜于定制系统，更不会发送乱七八糟的信息(也许有的会内置Google软件，禁用即可)，而且有不少是可以root的。

详细的说明

https://newdiscourses.com/2020/02/naming-enemy-critical-social-justice/

https://symposium.substack.com/p/we-need-liberal-social-justice-not

网上的图片，出处：

https://nitter.snopyta.org/waitbutwhy/status/1375246690047901699

美国左派在近几十年来间的主要变化，就是从图一中的"进步自由主义者"变成了图三和图四中的"后现代进步主义者"和"批判式社会正义活动人士"

@yangharrylg 保守主义者(至少就英美而言)希望保守的是近代文明，而传统主义者则希望回到近代以前的传统，索尔仁尼琴更近于传统主义者。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曾于1978年在哈佛大学发表过一篇演讲，不少人可能对这篇演讲有些模糊的印象，知道该演讲对西方国家有不少批评，但是未必了解它的完整内容。我之前也是这样，不过在好几次看到人们提及这篇演之讲后，我对演讲的内容产生了好奇，于是我在前一段时间听完了整段内容。听完后我的感受是，虽然我不认同他的所有看法，但是他对西方(或者说，对于现代社会)的许多批评是很有价值的。


下面是我做的一些整理：


索尔仁尼琴在演讲的初始部分先是回顾了西方文明的历史，他认为，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西方凭借自己的发展优势，在世界进行了成功的扩张，对于其它的文明不屑一顾。这一切很顺利，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人们突然发现西方是如此的脆弱。接下来，作为一名外部的观察者，索尔仁尼琴描述了他在西方看到的问题：


1.勇气的衰退


在这一部分，索尔仁尼琴认为，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丧失了勇气。他说道：


“对一个外部的观察者而言，勇气的衰退或许是西方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不管是作为社会整体还是公民个人，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每一个政党（更不要说联合国了）中，西方世界都已丧失其公民勇气。这种衰落在统治集团和知识精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尚有很多勇敢之士，但他们在公众生活中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力。政府官僚与学术官僚在言行中透露出消沉、被动和迷失，在他们高深的理论中则更是如此：他们不断争辩将国家政策建立在软弱和怯懦之上是多么现实、合理，在理智甚至道德上有多么充足的依据。当这群官僚面对孤立无援的弱小政府、国家或是弱水潺潺似的潮流时，他们每每爆发出愤怒与顽固；但当他们面对强力的政府和威胁性力量，与侵略者和国际恐怖份子打交道时，他们却总是张口结舌、瘫倒在地。这种对比仿佛就是在重重嘲讽勇气的衰退。这难道还需要人来提醒吗？自古而今，勇气的衰退总被认为是没落之始。”


2.福利


在这一部分，索尔仁尼琴认为，西方国家的人民享受着许多自由，拥有着许多物质财富，然而道德水平却在下降，因为他们把精力都放在了物质上的安逸和享乐上。他说道：


“当现代西方国家被创建的时候，以下的准则早已被宣告：政府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服务，而人类为了自由追求幸福而活（比如，可以参照美国《独立宣言》）。而今，几十年技术和社会的发展终于使福利国家这一梦想成为了可能。每一个公民都被赋予了渴望已久的自由和物质享受，从而在理论上保证了幸福的获得，但与此同时，这几十年来道德水平一直在走下坡路。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个心理学的细节被忽略了：那就是人们仍旧保留了对更多东西和更好的生活的持续渴望，对这些事物的追求让许多西方人苦恼甚至是绝望，尽管人们常常掩饰这样的心理。活跃且紧张的竞争渗透着所有人类的心灵，却没有打开一扇通往自由心灵发展的门。各类来自国家的压力之外的个人独立得到了保障；大多数人被赋予的福祉已到了他们父辈和祖父辈无法想象的程度；按照这些理想培养年轻人已成为可能——给他们创造强壮的体魄，快乐，物质财富，金钱和休闲，甚至是没有尽头的自由和享受。那么现在，在一个国家的安全需要在海外才能确保的复杂情况下，又有谁会放弃这些自由和福利，冒着失去宝贵生命的危险，而去捍卫共有的价值呢？


3.法律主导的生活


在这里，索尔仁尼琴认为，法治十分重要，但一个社会若是只靠法律支撑，也是不可取的。他说道，


“西方社会给它自己创造了最适合它目的的机构，要我说，西方社会就是建立在法律条文上的。人权与正义的界限被一套法律制度所决定，尽管这些界限太过宽泛。尽管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如果没有一个专业人士的帮助的话，法律太过复杂而不能被理解，但是西方人们已掌握了相当成熟的对法律使用、解释、掌控的技术。任何争执都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并且这被认为是最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一个人从法律角度来看是正确的，则无需更多的解释，没有人会提出这个人仍然并非完全正确的可能性，且要求自制；那种放弃法律权利的意愿，牺牲和无私的冒险：这听起来只会是荒谬的。人们几乎从来都忽略主动的自制。每一个人都在法律框架的极度边界上生活。石油公司购买一种新能源的发明以防止它的使用，在法律上是无可指责的；食品生产商毒化他的产品以延长保质期同样也是无可指责的：毕竟，人们有不购买的权利。


我在社会主义的统治下度过了一生，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没有客观法律制度的社会的的确确是可怕的，但一个除了法律制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制度的社会也同样不值得人类生活。一个社会如果只建立在法律文字之上，而不再有更高的梦想，那是对人类崇高可能性的忽视。法律文字太冷漠而且太正式，因此无法为社会带来有利的影响。一旦生命的薄纱由法律关系织成的，世界就会被平庸道德的气氛所笼罩，从而麻痹人类最崇高的激情。


如果仅剩法制的支撑，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纪，我们将完全不可能经受住重重考验。”


4.自由的方向


在这一部分，索尔仁尼琴认为，在西方，自由已经出现了失衡，人们过度地强调权利，而忽视了责任，自由成为了一种放纵的借口。他说道：


“在当今西方社会，行恶的自由有许多，行善的自由却很少。想要有所作为、为国家办实事的政治家不得不谨慎行事，甚至蹑手蹑脚。他的周围有数以千计的感情用事、不付责任的评论家，并长期遭受议会和新闻的冷遇。若要取得进展，他只有证明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经过深思熟虑并天衣无缝。实事上一个杰出的独具天赋的个人鲜有机会为心中与众不同、别出心裁的创见争得主动。至一开始就有很多陷阱等候着他。结果，平庸之辈靠着被民主强加的束缚而获得胜利。


行政力的削弱随处都成为可能，且毫不费力。事实上，所有西方国家的行政力已经被急剧地削弱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已经走向极端，导致社会整体在某些个人面前不堪一击。在当今的西方，人们是时候更多地捍卫个人责任，而非个人权利了。


人们拥有了破坏性的且不负责任的自由，而丝毫不受限制。在人性堕落的深渊前，社会毫无防备。比如，自由受到了滥用，成为了一种对年轻人施加道德暴力的工具，电影里充斥着色情、犯罪和恐怖。然而这种放任却被当作自由的一部分，因为理论上，人们也有不去看的自由，两者能够达成平衡。事实证明，若完成按照法律条文组织社会，社会在面对恶的侵蚀时将束手无力。


法条（尤其在美国）已经宽松到了不但鼓励个体自由，还鼓励一些个体犯罪的地步。对于犯罪这一阴暗的领域，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罪犯在众多公众保护者的支持下能过逃脱惩罚，获得不应有的宽恕。当一个政府开始对恐怖主义发起战斗，公众舆论立刻指责其侵犯了恐怖主义者的公民权。此种事例还有很多。


自由向恶的倾斜已逐渐发生，但很明显，这一趋势恰恰主要起源于一种人道主义的仁慈的观念—人性本善。世界属于人类，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是由错误的社会制度导致的，社会制度必须被纠正。说来也奇怪，虽然西方已经实现了最佳的社会条件，犯罪活动却并没有消失，甚至数量更甚于贫穷而无法治的苏联。（我们国家的囚营中有数量巨大的被押者。他们被称作罪犯，但他们中大多数从未犯下过任何罪行；他们只是试图当这个毫无法纪的国家采用法律体系之外的途径对付自己时作出抵抗）。”


5.媒体的方向


对于西方的媒体，索尔仁尼琴认为，它们的自由很多，影响力很大，却极为肤浅和不负责任。它们没有把自己的影响力用作正途，而是背叛了社会。他说道：


“媒体也享有最广泛的自由(我将用媒体这个词来指代所有的媒体)。但媒体把这种自由作何使用呢？


同样，这里主要的考虑是不违背法律条文。媒体对事实的扭曲和偏袒不负有道德责任。一个媒体工作者对读者或历史负有何种责任？如果他们通过不实的信息或错误的结论误导了公众观点或政府，这些媒体工作者和报社会不会公开地承认和改正犯下的错误？不会，这不可能发生，因为这会削减销量。一个民族可能成为这样的错误的受害者，但是犯下这些错误的媒体工作者却总能免于追责 。人们几乎可以确保，这些媒体人士很快又会写出相反的东西来，却同样地理直气壮。


因为必须给出即时和可靠的资讯，有时就需要用臆测、谣言和假设来填满空白，这些虚假信息从来得不到矫正，而是存在于读者的记忆中。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仓促、不成熟、肤浅和带误导性的判断就此得以传播，不经确认而蒙惑读者。媒体既能刺激公众意见，也能误导它。于是我们就看到恐怖主义者被当成英雄赞扬，或者属于国防的秘密被公开披露，或者我们会看到媒体打着”人人都有权了解一切”的口号无耻侵犯名人的隐私。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口号，体现了一个错误的时代：人们同样有不知情权，而且它更为珍贵。这种权利使人们美好的灵魂免受流言蜚语和高谈阔论的骚扰。有意义的人生不需要过度信息的羁绊。


冒失和肤浅是二十世纪的心疾，这一点在媒体界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反映得更严重。媒体界对问题的深入分析避之不及，却止于煽情的套话。


然而，如其所示，媒体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内最大的一股力量，超越行政，司法，立法之上。人们不禁要问：谁选举了这些媒体？它们又对谁负责？在共产主义的东方，媒体工作者无非是国家职员罢了。但是在西方国家，谁又赋予了西方媒体工作者这些权力？这种权力将维持多久？又是怎样的一种特权？


对来自于媒体被严格统制的东方的人而言，他还会感到另一种惊讶：他们逐渐发现西方媒体界整体有一种趋同的倾向，这是一种潮流。它们的看法大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已被接受的定式。它们商业利益也许是一致的，总的来看，它们没有在相互竞争，而是在相互联合。媒体有极大的自由，但受众没有。因为报纸总是着重强调那些和他们自己的观点相符，与主流不公然抵触的观点。”


6.思想上的时髦


对于思想领域，索尔仁尼琴认为，对于主流思想的趋之若鹜阻碍了独立思考的精神，使国民盲目，偏颇，自大。他说道：


虽然没有审查制度，但在西方国家中，主流思想却被小心地和非主流思想分离开了。没有什么被禁，但是不合主流的思想鲜有机会得以在期刊上发表、出版成书或在大学内流通。法律上你的研究是自由的，但也受到时潮的制约。西方没有东方式公然暴力，但思潮的筛选和趋众的需求时常阻碍独立思考的人们把他们的贡献融入公众生活。有一种集群的危险趋势，消减了成功的发展。我已收到一些十分聪明的美国人的来信，也许来自某个偏远小学院的教师。假若不是因为媒体对他们不感兴趣而导致他们的声音无法在国内传播，他们可能为国家的复兴和拯救做出更多。这引发了强烈的大众偏见、盲目，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非常危险。比如说有一些对当代世界时局自我欺骗式的阐释。它仿佛僵化的外壳笼罩着人们的思维。东欧和东亚十七个国家的声音都无法洞穿它。只有时局发生重大震荡才能击破它。”


7.社会主义


索尔仁尼琴认为，社会主义在西方阴魂不散，民众眼高手低，因为当前的社会没有达到理想水平就去鄙视它，去追求危险的社会主义。他说道：


“尽管在过去几年西方世界受困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其经济发展道路依然是全球公认的典范。然而，西方民众对于他们的社会（状况）并不满意。他们非难甚至鄙视这个未能达到人类自身成熟水平的社会。于是，许多执此观点的批评家转而投向了社会主义，而这样的趋势是相当错误和危险的。


但愿在座的各位不要怀疑我对西方体制提出个人批评的动机，这断不是为了让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种取代曾在我的国家变为现实，亲身经历之后，我绝不会为社会主义说话。著名数学家、俄科学院院士伊戈尔?沙法列维奇先生曾著有《社会主义》一书。该书深刻的分析指出：任何性质、任何程度的社会主义都将导致人性的彻底毁灭甚至人类的灭亡。这本好书两年前在法国出版，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对其观点提出异议。此书不久也将在英美面世。”


8.鼠目寸光


这里，索尔仁尼琴认为，西方国家的决策层聚焦于实际的利益，而舍了弃道德的原则，只顾短期的好处，而忽视长远的忧患。比方说，在二战中，西方国家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纳粹德国，却非要和苏联合作，结果给自己培植了一个更强大，更危险的敌人。再比如，冷战时期，美国又指望打拢中国制约苏联，这么做虽然在短期对美国有利，但是长远来看，中国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新的劲敌，甚至会让美国成为大屠杀的牺牲品。索尔仁尼琴这样说道：


“许多从你们这个社会涌现出的知名人物，例如乔治-凯南(译者按：George Kennan 美国政治学家，在1946年任驻苏联代办时向美国政府提出”遏制”政策)，说：我们不能把道德准则运用到政治上。于是我们混淆了正与邪，对与错，同时为这个世界上彻头彻尾的邪恶势力之最终胜利开道。而与之相反的是，只有坚守道德准则才能帮助西方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缜密的世界战略，舍此无它。任何现实的或偶然的想法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战略所取代。而当这个问题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循规蹈矩的想法催生麻痹；而它使人无法认识到任何事件的大小与意义。


尽管有着充足的信息（又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西方世界很难正确地理解现实。部分美国专家会提出一些极幼稚的揣测：例如认为安哥拉会成为苏联的越南；或者阻止古巴在非洲的远征军的最好办法是特别殷勤地向古巴示好。凯南对他自己国家的建议—-开始单方面裁军—-也是一样。多么希望你们知道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最年轻的官员是如何嘲笑你们的政治奇才的！就像菲德尔-卡斯特罗—-他肆无忌惮地蔑视美国，把军队从你们国家的眼皮底下派遣去远征。


但是，最残酷的错误随着对越战的误解产生了。有些人渴望所有的战争都能尽快停止；另一些人认为越南或柬埔寨理应有空间实现民族自决（或者共产党自决），正如我们今天特别清晰地看见的那样。但是美国反战组织的成员们在这么做的同时，却也背叛了远东国家中种族屠杀的遇难者，背叛了在那些惨遭奴役的3000多万人。听到那儿传来的哭喊了吗，那些狂热的和平主义者们？他们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责任了吗？还是说他们装作听不见？美国的知识阶层丧失了勇气，导致危险进一步逼近美国。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你们那些短视的政治家，草草地在越南签下停战协议书，似乎给美国带来了一刻的无忧无虑；但是现在，一个百倍于越南的阴影正逼近你们。小小的越南已经成为一个警告和一个让这个国家鼓起勇气的机会。但是如果羽翼丰满的美国在共产党控制着的半个越南承受了彻底的失败，西方世界又如何寄望在未来屹立不倒？


我在许多场合都可以说，民主国家在20世纪还没有独自赢得任何重要的胜利；它总要依赖欧陆强有力的盟友,并且不去质疑其哲学和意识形态。在二战对抗希特勒中，西方世界的力量显然足以击败希特勒。但他们没有选择这样做，而是为他们自己培养了另外一个敌人。目前看来，这是一个更可怕、更强大的敌人，因为希特勒从来没有像苏联一样有如此多的资源和人口，充满诱惑力的意识形态，以及如此众多来自西方世界的支持者—-他们很可能成为一支新的第五纵队（译者按：Fifth column 意指内奸或叛徒。出自西班牙内战）。


现下西方已经有些声音要求从第三个权力中心获得保护以对抗下一次全球冲突（如果有下一次的话）；这么说来，这面盾牌就是中国。但是无论是哪个国家，我都不希望这种向中国寻求保护的结果会发生。首先，这注定又是一次与邪恶的联盟；另外，虽然这会给美国暂时的安全感，但随后当全幅美式武器装备的中国以及它的十余亿人民一起调转枪口对准美国，美国自己就会成为一次大屠杀的牺牲品，就像柬埔寨一样。


9.意志力的丧失


索尔仁尼琴还认为，西方国家丧失了意志力，幻想维持现状，没有进取之心。他说道：


“并且—无论多么强大的武器都不能帮助西方世界，除非它能克服自身意志力的丧失。一旦心理上软弱，武器就会成为失势一方的负担。自我保护就必须有赴死的准备；而在物质条件优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内却极少有此种牺牲的准备。什么都不剩了，只有让步、争取时间以及背叛。于是在耻辱的贝尔格莱德会议中，自由西方的外交官们软弱地放弃了他们的底线，这条底线是身陷囹圄的赫尔辛基观察团的成员们即使牺牲也要坚守的。


西方的思想正在变得保守：无论代价多大，世界局势必须像现在这样保持下去，不应该有任何变化。对维持现状的幻想令士气低靡，但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将至尽头的征兆。只有瞎了的人才不会看见那些海洋已经不属于西方，而受西方支配的土地正在缩水。两场所谓的”世界大战”（它们目前看来还算不上世界范围）意味着小而进步着的欧洲从内部自我毁灭，进而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下一场战争（不一定非得是核战争，我自己就不相信会有核大战[就不相信非核战不可]）很有可能把欧洲文明永远埋葬。


你们的历史如此有价值，你们对自由的认识如此之高，并且显然对其投入如此之深，在面对这样巨大的危险时怎么可能丧失自我保护的意志力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这些就是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索尔仁尼琴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是世俗社会和人本主义。人们不信上帝，失去了精神追求，一味追求物质，整个社会就成了物质至上的社会。而在物质至上的社会中，极左的思想便所向无敌，”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被激进主义所取代，激进主义必须降伏于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却无法阻挡共产主义的到来。”他还认为，社会主义是人本主义的自然产物，因为马克思就说过：”共产主义是自然化的人本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口号也都是关于人和人的俗世幸福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索尔仁尼琴认为，西方需要重拾宗教以及宗教责任，重拾精神上追求，超越物质主义。


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并没有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他对近现代文明的看法也过于负面和简化，但是他对西方社会的观察确实很敏锐，他提出来的问题是也都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在民主社会中，如何制约媒体的力量，抑制媒体行业的垄断？如何在保证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对新闻媒体进行追责？如何在一个商业发达的社会中让民众保有朴素的公民美德，学会在享有自由的同时承担责任？在学术界，如何避免学者追寻时髦，不去追寻真理，而是故作深奥地玩文字游戏的这种现象？后现代理论，种族批判理论，政治正确，取消文化，身份政治这一系列危害社会的东西都是从学界出产的，为什么学界会出产这么多病态观念？在和平稳定的年代，如何让人们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识和对共同体的热爱？在一个宗教丧失其影响力的世俗社会，如何让人们拥有富足的精神生活和超越物质的价值追求？如何避免中左和中右和思想被极左和极右的思想取代？这些问题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无法回避的，如果中国建立了民主政治的话，我们迟早也要面对这些问题，这也是这篇演讲的的现实意义所在。


演讲的视频：https://m.youtube.com/watch?v=WuVG8SnxxCM


演讲辞的中英文文本则在这可以在这里找到：http://www.majinxin.com/2009/08/09/speech_solzhenitsyn/
我对该网页中的部分中文文本进行了修改，使其更适合阅读。

意识形态神话可以是共产主义，也可以是民族复兴。理科生对意识形态神话并没有什么天然的免疫力，文科生同样如此，按部就班的人固然大不会质疑正统思想，但思想浪漫的人同样会倾向于在神话中寻找寄托，意识形态的神话真正害怕的是普通人的常识和敢于表达真相的勇气。

@sexybiggetje@mastodon.social @finlaydag33k http://techrights.org/2021/03/27/objective-look-at-phony-scandal/
https://linuxreviews.org/Grass-roots_Richard_Stallman_Support-Letter_Has_Reached_3600%2B_Signers
https://www.wetheweb.org/post/cancel-we-the-web
https://rms-open-letter.github.io/
https://rms-support-letter.github.io/
https://www.vice.com/en/article/9ke3ke/famed-computer-scientist-richard-stallman-described-epstein-victims-as-entirely-willing
https://selamjie.medium.com/remove-richard-stallman-appendix-a-a7e41e784f88

@mur2501 What we've seen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at present is that the vacuum left over by traditional religions would be quickly taken over by ideologies that are much more murderous, intolerant, and tyrannical.
Communism and Nazism are modern religions, wokeness and social justice are postmodern religions, the former have lead to the death of million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ater are remained to be s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