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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
作者：刘瑜
前两天有个网友给我写信，问我如何克服寂寞。

她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样，英文不够好，朋友少，一个人等着天亮，一个人等着天黑。“每天学校、家、图书馆、gym、几点一线”。

我说我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克服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学会的，就是适应它。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

快乐这件事，有很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基因、经历、你恰好碰上的人。但是充实，是可以自力更生的。罗素说他生活的三大动力是对知识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对苦难的怜悯。你看，这三项里面，除了第二项，其他两项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都具有耕耘收获的对称性。

我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事件密度非常低，就说昨天一天我都干了什么吧：

10点，起床，收拾收拾，把看了一大半的关于明史的书看完。

下午1点，出门，找个coffee shop,从里面随便买点东西当午饭，然后坐那改一篇论文。期间凝视窗外的纷飞大雪，花半小时创作梨花体诗歌一首。

晚上7点，回家，动手做了点饭吃，看了一个来小时的电视，回e-mail若干。

10点，看了一张DVD,韩国电影“春夏秋冬春”。

12点，读关于冷战的书两章。

凌晨2点，跟某同学通电话，上网溜达，准备睡觉。

这基本是我典型的一天：一个人。书、电脑、DVD。

一个星期平均会去学校听两次讲座。工作日平均会跟朋友吃午饭一次，周末吃晚饭一次。

多么稀薄的生活啊，谁跟我接近了都有高原反应。

孤独的滋味当然不好受，更糟的是孤独具有一种累加效应。同样重要的东西，你第一分钟举着它和第五个小时举着它，感受当然不同。孤独也是这样，偶尔偷得半日闲自己去看一场电影，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只能自己和自己喝啤酒，后果当然完全不同。我以前跟一位曾经因为某政治事件而坐过牢的朋友聊天，他描述那几年被单独关押的生活，这样形容：度日如年，度年如日。说得可真确切。

我曾在日记里大言不惭地写道：出于责任感，我承担了全世界的孤独。我的意思是，我不但孤独，而且我的孤独品种繁多、形态各异：在女人堆里太男人，在男人堆里太女人；在学者里面太老粗，在老粗里面太学者；在文青里面太愤青，在愤青里面太文青；在中国人里面太西化，在外国人里面太中国....我觉得上帝把我派到人间，很可能是为了做一个认同紊乱的心理实验。

我其实并不孤僻，简直可以说开朗活泼。但大多时候我很懒，懒得经营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时候，就是爱自由，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束缚自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知音难觅。我老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交往，总是只能拿出自己的一个维度，很难找到和自己一样兴趣一望无际的人。这句话的谦虚版说法是：很难找到一个像我一样神经错乱的人。

有时候也着急。我有有幸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没有吃过多少苦，但是在我所经历过的痛苦中，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具有破坏力。这不仅仅是因为错过了亲友之间的饭局谈笑温情，不仅仅是因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对故事、冲突、枝繁叶茂的生活有天然的向往，还因为一个人思想总是需要通过碰撞来保持。长期的孤单中，就像一个圆点脱离了坐标系，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思考的问题是否真的成其为问题，你时常看不到自己的想法中那个旁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巨大漏洞，你不知道什么是大，因为不能看到别人的小，你不知道什么是白，因为不能看到别人的黑。总之你会担心，老这样一个人呆着，会不会越来越傻？

好像的确是越来越傻。

但另一些时候，又惊咤于人的生命力。在这样缺乏沟通、交流、刺激、辩论、玩笑、聊天、绯闻、传闻、小道消息、八卦、MSN...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圈子，多年来仅仅凭着自己跟自己对话，我也坚持了思考，保持了表达欲，还能写小说政论论文博客，可见要把一个人意志的皮筋给撑断，也没有那么容易。

“忍受的极限会是什么养的结果？”

让我告诉你，忍受是没有极限的。

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是很酷的一件事情。长大以后，我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至少，努力不让它成为一件事。

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

真正的绝望跟痛苦、悲伤没有什么关系。它让人心平气和，让你意识到你不能依靠别人，任何人，得到快乐。它让你谦卑，因为所有别人能带给你的，都成了惊喜。它让你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自我，他们彼此可以对话。你还可以学习观察微小事物的变化，天气、季节、超市里的蔬菜价格、街上漂亮的小孩，你知道，万事万物都有它值得探究的秘密，只要你真正-我是说真正-打量它。

当然还有书、报纸、电影电视、网络、DVD、CD，那里面有他人的生活、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音乐的美、知识的魔术、爱的可能性、令人愤怒的政治家...我们九九八十一生都不可能穷尽这些道理、美、爱、魔术的一个小指甲盖，怎么还能抱怨生活给予我们的太少。

绝望不是气馁，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事实求是的态度。

就是说，它是自由。

以前一个朋友写过一首诗，叫《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我想象文革中的顾准、狱中的杨小凯、在文学圈之外写作的王小波，就是这样的人。怀才不遇，逆水行舟，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我想自己终究是幸运的，不仅仅因为那些外在的所得，而且因为我还挺结实的。总是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总还能在上帝他老人家数到“九”之前重新站起来，再看到眼前那个大海时，还是一样兴奋，欢天喜地地跳进去。在辽阔的世界面前，一个人有多谦卑，他就会有多快乐。当罗素说知识、爱、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时，我觉得简直可以和这个风流成性的老不死称兄道弟。

因为这种幸运，我原谅自己经受的挫折、孤单、原谅自己的敏感、焦虑和神经质，原谅上帝他老人家让X不喜欢我，让我不喜欢Y，让那么多人长得比我美，或者比我智慧，原谅他让我变老变胖。因为他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给了我：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如果你还在为自己孤单寂寞怀才不遇举世皆浊我独醒而深深叹息的话，那么让我告诉你，你买不到那个彩票的，别再把你时间的积蓄两块、两块地花出去，回到你的内心，寻找你自己，与心灵深处的他、他们一起出发去旅行。如果你有足够的好奇心，你可以足不出户而周游世界，身无分文而腰缠万贯。人生若有知己相伴固然妙不可言，但那可遇而不可求，真的，也许既不可遇又不可求，可求的只有你自己，你要俯下身去，朝着幽暗深处的自己伸出手去。

#观止 #每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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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太不合理了。我的智慧高于庸众，假如我拥有了绝对的权力，能够以我自己的想法不惜一切代价地重新塑造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变成更好的样子。“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想法，区别在于多数人仅仅停留在了想法的阶段，而另一些人获得了足够大的权力践行这样的的想法。而这样的一种思想，是任何一种极权政治的原始驱动力。

根据《史记》的记载，商鞅在变法之前曾于秦国贵族辩论。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

（有出类拔萃的操行的人，肯定要遭到一般人的非议；有特别独到的见解的人，必然要受到一般人的诋毁。）

商鞅又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至于老百姓，不能在开始做事的时候和他们商量，只能在办成以后和他们共享成果。追求最高道德的人和一般世俗的人是合不来的，成就大事业的人是不去和普通人商量办法的。）

一个以为自己的智慧高于凡人的人，一个自视为“先进分子”的人，执意地要将自身的想法强加于他所蔑视的大众，并且最终获得了足够的权力将这些想法强加于大众，于是我们就有了秦制。同样地，在两千多年后，另一批以优于凡人的·“先锋队”自居的革命者立志要将他们的先进思想在中国付诸实践，并且掌控了绝对权力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夺权后的一系列灾难。

随想：

仔细想来，我并不排斥我的中国人身份，不会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羞愧或不适。我不会主动地使用你国，墙国，或者等国这样的词汇，但并不会因为这些词汇而受到刺激，大体而言，我认为国家机器和历史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国家不是一回事，State和Nation并不是同等的概念，我反对在国家和政党之间划等号，基于同样的原则，我也排斥为了反对某个独裁政党而去否定一个国家，或者是以人种，语言，肤色为由给一个庞大的群体贴上负面的标签。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所从属的秦政传统的中国人，但是我并不讨厌中国本身。假如我生活在中华民国之下，或是生活在另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稍微有底线的中国政府之下，我身上的爱国主义都会比现在强烈得多。

『孤独地走向未来』
作者：贾平凹
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作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

弱者都是群居着，所以有芸芸众生。弱者奋斗的目的是转化为强者，像蛹向蛾的转化，但一旦转化成功了，就失去了原本满足和享受欲望的要求。国王是这样，名人是这样，巨富们的挣钱成了一种职业，种猪们的配种更不是为了爱情。

我见过相当多的郁郁寡欢者，也见过一些把皮肤和毛发弄得怪异的人，似乎要做孤独，这不是孤独，是孤僻，他们想成为六月的麦子，却在仅长出一尺余高就出穗孕粒，结的只是蝇子头般大的实。

每个行当里都有着孤独人，在文学界我遇到了一位。他的声名流布全国，对他的诽谤也铺天盖地，他总是默默，宠辱不惊，过着日子和进行着写作，但我知道他是孤独的。

“先生，”我有一天走近了他，说，“你想想，当一碗肉大家都在眼睛盯着并努力去要吃到，你却首先将肉端跑了，能避免不被群起而攻之吗？”

他听了我的话，没有说是或者不是，也没有停下来握一下我的手，突然间泪流满脸。

“先生，先生……”我撵着他还要说。

“我并不孤独。”他说，匆匆地走掉了。

我以为我要成为他的知己，但我失败了，那他为什么要流泪呢，“我并不孤独”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年后这位作家又出版了新作，在书中的某一页上我读到了“圣贤庸行，大人小心”八个字，我终于明白了，尘世并不会轻易让一个人孤独的，群居需要一种平衡，嫉妒而引发的诽谤，扼杀，羞辱，打击和迫害，你若不再脱颖，你将平凡，你若继续走，走，终于使众生无法赶超了，众生就会向你欢呼和崇拜，尊你是神圣。神圣是真正的孤独。

走向孤独的人难以接受怜悯和同情。

#观止 #每日一文

随想：

自商鞅变法，秦灭六国之来，基于《商君书》的一套统治手段就成了中国唯一的社会组织方式，这种社会组织方式就是秦制，它能够像动员牲口一样高强度地动员整个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同时这也意味着在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民众没有基本的尊严和权利，只能像牲口一样苟活。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有人反对这种统治方式，反对者要么希望恢复秦以前的先王之道，要么是像贾宝玉或者陶渊明一样隐遁与世，但是没有人能够拿出另一套可行的方案取代秦制。而秦制的辩护者们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圣人之言都是给人听的，《商君书》的那一套虽然邪恶，但它是唯一实用的方案”。这一点随着西方的到来而被打破。西方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另一套可行的方案，证明了人们并非只能在严酷高压的专制与尸横遍野的乱世中做出选择，而是有另一条道路可以走，建立一个人们的基本权利可以得到保障，政治权力可以得到制约的秩序。而政治权力的无限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腐败和滥权，是秦制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我知道西方有各种弊病，而且显然日渐衰弱，却认可西方的制度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我认可的是现代文明，因为它能提供一种可以取代秦制的社会组织方式，只不过它刚好诞生在西欧而已。如果现代文明的诞生地不是西欧，而是北非，小亚细亚或者巴尔干半岛，那么我就会认可这些地区的制度。我的基本立场，其实也就是反秦政的现代主义立场。

不过，在当前的时代，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作为现代文明发源地的西方，自己却出现了强烈的反现代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西方的精英阶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一种对于客观事实，普世道德，对于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明显拒斥，以及对于西方自身的历史的仇恨。这常常使得那些原本认可西方的人感到很疑惑：他们孜孜以求以求的那些事物，居然恰恰是西方所急切希望摆脱的那些东西。这表明了当前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的不仅有中国，西方自己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部分人试图用另一套东西取代现代文明，另一方面，现代文明也在将不同阵营的人联合起来，至于未来会是什么走向，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我十分好奇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西方精英的自我厌恶与腐化，我想，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所造成的幻灭感是有关的，与上世纪的嬉皮士运动，以及随后的后现代主义浪潮也有关系，“管理者阶层”的兴起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脑海中的这些拼图慢慢地拼出来，逐渐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图像，求知的乐趣正在于此。

@momoro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原本是有维基百科的详细介绍的，但是现在在维基百科搜索“文化马克思主义”，只会告诉你说这是极右阴谋论。应该说这种说法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的确有许多反犹的阴谋论者说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阴谋。但是这并不表明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客观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20世纪初马克思的预言失败后的确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将重点从经济转向文化，代表者有葛兰西、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详见https://newdiscourses.com/tftw-cultural-marxism）
简而言之，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失败后的产物，当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一战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共产革命，各国的工人阶级选择站在了自己祖国的一遍，于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反思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反思的结果是共产主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工人阶级身上，因为西方的工人从小受到资本主义、爱国主义、消费主义、基督教等等的洗脑，所以丧失了革命觉悟，“看不到自己的真实利益”。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共产革命，就必须瓦解掉西方国家的传统观念、传统信仰、通过教育系统把革命觉悟灌输给年轻一代，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进行"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这应该是葛兰西的原话，即通过“长征”的方式，控制西方的重要文化机构，例如高校学府，就结果来看，这场“长征”很成功。另一个方向则是身份政治，这应该是由马尔库赛首先提出的（马尔库赛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中曾经呼风唤雨），即以种族、性别等身份为切入点，借助身份政治实现革命，马尔库塞的这套理论由他的黑人女学生安吉拉·戴维斯发扬光大，戴维斯是美共成员，同时又是种族批判理论的先驱，她的思想又深刻影响到黑人女权运动，继而促成了BLM运动的诞生。这是战后左翼思想的一条重要的线路。另一条线路就是“后学”，即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酷儿理论等理论，代表人物有德里达、利奥塔、福柯这些人，后现代主义先是兴起于60年代的法国，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与法共连接甚密，有的直接诶都是法共成员，但这类人大都经历了一个共产理想破灭的阶段（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发表了秘密报告，把左派一直遮遮掩掩的大清洗和大饥荒的事情公布了开来），总之，这些人理想破灭后就开始走向虚无主义，要把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等“元叙事”都否定掉，乃至于否定掉客观现实本身和一切价值标准(当然也就包括自由人权），认为语言不能表达确定的意义，知识都是建构，“文本之外无他物”，等等，取而代之的就是福柯式的权力万能论，认为权力塑造了一般人的知识、语言和价值观，使人们对压迫习以为常。福柯在世纪末曾经和乔姆斯基有一场辩论，里面他就直说无产阶级不是基于正义才要打到统治阶级的，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想要夺权，夺权就是为了夺权本身，正义是掌权者构建出来的空洞概念。后现代思想80年代后便在法国消声匿迹了，但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根发芽，通过各种“文化研究”为美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再往后又与新马克思主义合流，形成了在美国盛行的Woke意识形态，一些人笼统地称其为白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90年代也一度盛行后现代思潮，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六四运动的失败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的犬儒风气。

这是左派思想在西方的转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但我认为这一切不能完全地归于左翼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我们知道自由主义是主张自由、平等、宽容的，但这些原则一旦发挥到了极端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方说自由，极端化的自由倾向于否定一切传统、规范、法规、而新马克思主义恰恰迎合了这种极端自由，在新马克思主义主义看来，西方国家的自由都是假的，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要否定一切的旧传统，旧思想，旧伦理，旧文化，建立一个人间天堂，这些理论对于哪些急于否定传统的自由派大学生显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极端自由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自由和责任的分离，导致对个人责任的否定。比方说，自由派在解释犯罪的时候，倾向于认为犯罪是由环境滋生的，是因为生活环境差才导致人犯罪。再比如，在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群的收入要低于另一个人群的时候，自由派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社会的打压和歧视，或者是受到了更加说不清的“隐形歧视”。这种逻辑推到了极致，就变成了：假如一个人没有过上好生活而是成为了罪犯，那么他自身没有任何责任，错的都是社会。而新马克思主义就特别擅长解释“为什么错不在你而在西方社会”，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理论叫做“批判理论”，专门来解释那些“看上去很公平，实际上是压迫”的制度的，所谓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就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但事实上，把一切问题都归结“西方社会的问题”，那么西方社会本身也就变成了一个筐，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自由主义的另一原则就是平等。而平等原则被发挥到了极致后，就会从“机会平等”变成“结果平等”，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来“平等”地分配资源，这正与共产主义理想不谋而合。但事实上，这种结果平等只会产生新的权贵，而且是极权主义的新贵。再有一个就是自由主义的宽容倾向，自由主义是主张宽容异见的，是主张普遍的言论自由。但是，正如卡尔·波普说的：“无限制的宽容一定会导致宽容消失。如果我们把无限制的宽容延伸至不宽容之人，不去捍卫一个宽容的社会，任其遭受不宽容之人的打击，那么宽容者反而会被消灭，宽容本身也将不复存在。”一味地主张自由，一味地给不尊重他人自由的威权左翼开绿灯，结果便是让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和Woke信徒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于“反西方”反而成为了西方的主流，使得葛兰西这类人的“长征”居然真的达到了目的，整个学术界和媒体界都纷纷左转，那些主张宽容的自由主义者，反而成了列宁所说的“Useful Idiot"。所以说，造成西方的现状的不仅仅是左翼，西方自身也存在着很多弊病，再加上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等因素给西方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这一切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第一次知道六四 我先忏悔，我以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非常的纳粹，主张镇压杀害一切不稳定暴力分子，是非常双重思想的革命派，喜欢革命，却主张镇压其他革命派，是个慕强的粉红。这也是一个被洗脑体制打造出来的标准化个体。

虽然以前在各种渠道听闻过以前有敏感事件，但从不知道什么是八九，什么是六四，也从没去谷歌过。在这里我必须大骂特骂「傅高义」及其《邓小平时代》，我第一次系统了解六四就是在这本书，可悲的是它主张镇压有理，为之后三十年奠定稳定和繁荣。且不说繁荣个屁，这三十年多少人被政府关押和逼疯，政府压制市场乱搞，就只说这稳定，我发现中国人的底层思维很大一部分就是稳定，它们主张压制一切别人的自由，以换取自己自由的生活，比如香港西藏新疆，真是太纳粹了。

所以读了傅书后，我一直跟随的是粉红主张的学生杀解放军学说，但现在查阅资料都知道，所谓被杀害吊死烧毁的解放军（例如崔国政，见wiki）是在六月四日凌晨四点四十分被杀害的，而六月三日晚上就已经开始在木樨地开枪镇压了，用一个后来发生的事情来为之前的事情辩护，是不是有点弱智，我以前也上了这个当。这位崔是无缘无故被杀，还是在向民众开枪之后被反杀，现在都很明了了。况且这场四月十五日开始的示威和后来的绝食，发生了两个月，中共都无法拿出任何证据证明其暴乱，只有六月四日凌晨的所谓证据，只能说明四二六社论和所有中共说法的虚假。

至于后来我怎么变化的，那是要读过中共从1921年到1989年的历史才一步一步重建的。中共在1950年镇反中关押2600000人，杀害712000人，1955年肃反数十万人被关押，53000人非正常死亡，反右552973人被迫害批斗，到了文革已经无法统计，不谈武斗和红卫兵运动，只谈中共官方的镇压运动的话，注意是中共主动发动的并不是其他人自发的，而且周恩来广泛参与其中哦！清查516中查千万人，整死100000计，清理阶级队伍中批斗约三千万人，死亡50-150万人，一打三反抓捕284800人，非正常死亡超过150000。还有官方主导的大屠杀事件：北京郊县、湖南道县、江西瑞金、广西屠杀等等等等，不胜枚举。1983严打逮捕1770000人，24000人死刑。后来杀人少了，但劳教还在，在关押中被拳打脚踢、被虐待太过平常。我以前在法轮功网站上看过这些数字，说真的只是数字的话，看起来是没什么感觉的，只有看到它们杀人的手法和纪实，才能感觉到恐怖和邪恶，这也是为什么我以前是粉红，看不见一个个具体的人，只有在读过这么多具体的杀人案件才有所转变。而六四的死亡人数显然无法与上述事件比较，但却被记录的很好，大家还活着。前三十年的屠杀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每一天都在迫害和屠杀，这更加应当被铭记。

典型案件的北京郊县和湖南道县，读一读它们是如何杀人的，这些都很好反应了共产党人的心态和想法，它们是如何欺骗、如何挑动仇恨的，所以读完这些我最终才理解，中共为何能在六四后继续欺骗，挑动中国人去恨所谓「暴徒」，也才最终对六四改变了看法：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5%A4%A7%E5%85%B4%E4%BA%8B%E4%BB%B6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9%81%93%E5%8E%BF%E4%BA%8B%E4%BB%B6

（一直有一个困扰的问题，就算人民不满专制政府，暴力革命了，要推翻政府，难道政府就有镇压的正当性吗？如果革命有理的话，那中共在1921年后在境外势力苏联的支持下，进行各种暴力反抗政府，收买工人组织暴动的行为也正当吗？理想中的改良派宪政道路能走通吗？但独裁者，显然只认识暴力和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