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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麼窮，為什麼還要生下我？父親給出的回答令人深省
https://youtu.be/iudWhOKRhhs

憲政民主可能是牆國走出自相殘殺泥沼的唯一出路，但牆國雖然口號上是儒家文化，但實質上是法家極權思想主導國家政治有數千年歷史，根深蒂固。連最底層的民衆也滿腦子統治者思維方式，這是憲政民主的大敵。
日本在二戰付出了數百萬人生命和經濟徹底打跨的代價作爲被佔領國被動的完成了民主化轉型。
臺灣和韓國的憲政民主之路也才二三十年時間，而且雖然文化相近但小國寡民沒有那麼強烈的法家極端思想。
笑蜀說了半天憲政民主是好東西，是結果，但怎麼達到呢？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我相信以現在民衆的普遍認知，即使某天實現憲政法治了，也會搞成類似袁世凱那時的選舉，或者像選村長那樣大量賄選舞弊
我們想到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往往也是激進的，比如被不公平對待了要殺回去才過癮，女人想到的辦法是不婚不育，農民們活不下去就去殺任何能殺的人。這種思路只會爲社會增添更多戾氣。有什麼樣的民衆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

28.女权运动和劳工运动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各有什么样的地位？二者应当避免哪些陷阱？

女权运动和劳工运动都属于前题所说的平权运动，也是宪政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其正当性毋庸置疑。但以个人之见，这两个运动恐怕都需要特别警惕斗争哲学，警惕被怨恨绑架。不能不基于理想和激情，不能不基于道德勇气；但同时也应保持和平理性，也要有妥协和合作精神。

我看到是大部分自詡爲女權主義者都是藉助鬥爭哲學，被怨恨綁架，沒有妥協和合作精神，是反傳統反主流社會的激進主張。
在牆國這種沒有公平意識和缺乏妥協和合作精神的地方，理性和平和就很難有市場
重男輕女是傳統觀念，也是現實所迫的結果，但我們能做的是儘量平等對待。試圖去改變這個現實是徒勞的，我們改變不了別人，但至少可以改變自己

告别极端政治，回归宪政中道
笑蜀 MAY 16, 2020
——“中国良心知识分子谈宪政民主”之答卷之二

結尾部分：
没有什么才干比保持自由的技巧能收获更多，然而没有什么事情比学习应用自由更苦的了。专制却不是这样。专制政体经常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受苦受难者眼中的救济者，表现为纠正过去的弊端、支持合法的权利、保护被压迫者、整顿秩序。人民被它一手塑造的暂时繁荣所蒙蔽，陷入睡梦中，但等醒来后，就会感到痛苦。自由和专制不一样，它一般都诞生于狂风暴雨中，成长于内乱的苦难中，只有等它长大成熟后，人们才能感受到它的好处。（《论美国的民主》上，第253页）

从暂时繁荣的睡梦中醒来，接下来就会是痛苦，就会是暴风雨。自由只能从这暴风雨风中诞生，从苦难中成长。人们，准备好了吗？

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8fcas8mgxprzhc3t4ag7xjsnskgd5s

我看聖經，到教堂去，主要也是好奇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也是好奇爲什麼基督教國家沒有像牆國那樣每隔數百年就來一次社會大動亂，楊小凱老師給出的說法很好

“你说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政府制度这么好，刚才我说的这两条就很重要。而要信，就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你要信死后有天堂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你看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当了皇帝以后娶一千个老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圣经上说的要一夫一妻，违背了这个要下地狱。但是如果我不信它，我不怕它，你讲它一百遍我还是娶一千个老婆。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

在一個人人都想着“我要是做了皇帝，就要更無情“，有了權力就要殺掉所有反對他的人，就要三宮六院的社會，是不可能實現憲政民主的。

"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
“第一个阶段，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 ，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
“他们老是喜欢讲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社会会乱到一塌糊涂。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

我不迷信科學，以前是理性主義者，現在變成不大確定了。 我相信文中的大多數說法，只是覺得基督新教對道德的要求太高了，另一個是不太喜歡儀式化的東西

本文将发表于天则经济研究所和法律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天则》系列杂志书第二期

　　今天的题目是基督教和宪政。我所说的宪政不是指宪法或民主政治。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有确定，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权力转移的规则；政治上没有垄断，有进入政治的自由，政党自由(结社自由，所有政党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政治和宗教迫害。英国1688年之后实现的宪政有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最近政党轮替后才实行执政党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的制度。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有利益冲突。政府搞国营企业就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8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下级政府创收也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90中中国政府禁止军队经商，及最近中国政府规划四统一，禁止下级政府创收搞小金库，就是朝这一宪政游戏规则的进步。美国的成文宪法的特点是,其主要条款全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 严格保护人民的天赋权利不受政府侵犯。

　　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 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选民人数算得票少的小布什可能赢得票多的戈尔。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和宪政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普选制，这在英国是1830年后才实现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后，苏联式宪法否定了共和制度和宪政的实质，但却实行了没有所有党派平等竞争的(或无差额选举的)普选制。这是一种没有共和制度和宪政的民主。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观念来自圣经中的十戒。宪政的另一基础是法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

　　我对基督教和宪政关系的认识与我信主的过程有关。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教徒，他那时被关在看守所。那个教徒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被判刑之前还向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我1983年去美国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得到帮助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理由。和当时其他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当时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来以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运作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维持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 。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再爬出来。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了解基督教文明。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信主了以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的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哈佛大学的教授Shileifer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把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就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这有着非常多的证明。它起的这个作用是很复杂的，跟我们中国人信的历史唯物论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 ，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很不一样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人，特别迷信科学。什么东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学来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Social Sanction(社会反对和禁止)的机制。在美国，执政党去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当时总统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朋友都会反对。从政治利害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应该反对尼克松录反对党会议的音。但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意识形态，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大多数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这就是我的第一阶段，我就是从一种理性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 的东西。你如果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个就是证明。Shleifer及同事作了些经验研究，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比如说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英国也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这些国家(除荷兰外)，它们的文明，它们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它们的经济表现就非常好，它们的秩序就不断扩张。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占优势的这些地区，都是从英国那个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很小的岛，一千年之内发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历史证明，从社会科学来说就是这样的，从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克服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刚才我说的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我后来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叫做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对人类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但是 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我们还可以讲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有了电脑，有更发达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他有一个非理性的爱好，就是他喜欢讲话，他乱叫，嗷—–，不像有些动物不太叫。当时如果用理性计算成本收益，你就会觉得这个讲话没什么意思，它也不能给你多少吃的，如果你要决定算计好了讲话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再去拼命讲话的话，那你就会计算这个讲话会导致文字，有文字才有文明，有文明才有宪政，才会有工业革命，才会有电脑。如果你要这样计算，我们的祖先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算好了才去用理性来讲话，也可能永远不会讲话。永远不会变成现在的社会文明。当时我们的祖先就是遵循非理性的这种冲动，你也可以说它是信仰。他就觉得想这样讲，结果后来就出现了很多事情。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 ，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基督教，而是像妈妈爱孩子，像我们的祖先喜欢讲话，他就有一种冲动信这个。信基督，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不同的动物信不同的东西。如果你信翅膀，老是想动翅膀，后来变成鸟了。人们迷信不同的东西，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信基督教，你为什么不去信佛教，它也是信仰，也是非理性的，它也会产生一个文明，就是佛教文明。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太多的证据证明，基督教新教文明是别的东西根本没法跟它比的。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基督教文明是最有潜力的，过一千年、两千年会不会还是基督教好呢？两千年、三千年后还有没有基督教呢！我想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说，我们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和平平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共识，比如说偷东西要受罚。我们有这种共识，有警察抓小偷。没有这些东西，你会想象不出社会会怎么样。比如洛杉矶大地震的时候，警察突然就不灵了，有那么多人在大街上抢劫，美国那样的一个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在那一个短期内，就完全退到了原始社会。实际上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制度有多复杂。它是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形成一个东西，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老想改革，创造一个新制度。他们老是喜欢讲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社会会乱到一塌糊涂。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这个世界上传统是很重要的，在长期历史上经过筛选的意识形态真正成功的，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轻易的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而且成功的东西往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要人们服从权威，老老实实交税，也是尊重传统的。哈耶克觉得传统起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制度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事情。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我看了哈耶克的这些东西以后，就对宗教有一种敬意。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如果说一个人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以前我会说他迷信，没有受过教育，那我现在会尊敬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的人们。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你年纪大了，我会发觉迷信理性往往犯错。这里讲个笑话，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经济决策常常错得一塌糊涂，经常会亏钱，卖房子最便宜时卖，买房子最贵时买。反而是他们的没学过经济学的太太做出正确的决策。你有了很多这样的经验，你就会发觉太太们有良心，或者她有时候看起来和你的精细计算不一样，但是她们有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对非理性产生一种敬意。你就不会像刚出国的时候那样，说这是迷信，是不科学的，以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她们。哈耶克的宗教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想法，他说宗教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国与国竞争中，那个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意识形态，就会胜出。他比较了法国的天主教和英国的新教，天主教对人的行为都有一些跟新教不一样的地方。它就影响到制度和法制，他们的国家(法国)就老是有革命、动乱，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搞不好，就像中国人一样，相互斗来斗去。他每发生一次革命，就会把殖民地卖给英国人，他的秩序就不能扩张。新教就没有这些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她的游戏规则，就适合社会的持续和平和正义的持续扩张。一个小小的英国，法国人根本看不起的，英国最早的国王都是住在法国的，他不愿意住到英国去。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上都说英语，不说法语。法国人像中国人一样，不服气，他们老想讲法语，开全世界法语大会，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哈耶克的东西比这个深刻多了。他对唯物论，对一张口就是改革，就想制度创新的态度是有很深刻的批判的。

　　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这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事。基督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Free agency，他说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他永远尊重让人自由选择。他不会说要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也就是说他对别的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他爱人，甚至爱敌人，宽恕，还有不把人划分为等级，基督耶稣爱最低贱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像《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正义的制度的基础。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没有耶稣或人死了会不会活，你也得相信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灵。他真的是一个人类社会长久和平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宗教信仰，这还是像哈耶克的观点，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就是说买者卖者如果没有第三者来沟通买卖双方，有时候明明是一个互利的买卖都做不成的。但是如果有了第三者仲裁，就是如果我们讲价讲不好了，请个与此没有利害冲突的第三者来给我们定一个价，这样一般就容易成功。所以要使一个社会运作得很成功的话，这个第三者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跟社会科学哲学都不一样，社会科学哲学都不是第三者，因为它都是在游戏中玩游戏的人。我是经济学家，我就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我有我的效用，我有我的目标，我不是第三者，我跟人家都有利害冲突。但是宗教他崇拜一个现在你还看不到的人，耶稣，他在天上，他跟你没有利害冲突。他不跟你争利，不跟你争钱，不跟你争超级大国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就像一个买卖做成功，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一样。有很多国家完全没有宗教，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完全相信孔孟的哲学，哲学不是宗教，它没有第三者功能，因为孔夫子就是今天说的Consultant (顾问) ，他有利害关系，他要讨好国王拿钱。要有国王重用他，他才能够生活。他对国王就比较宠，他对国王进行规劝。但是在基督教里边，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去地狱。这个功能哲学家孔夫子是没有的。这就是所谓宗教的功能。但是基督教有一些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他无条件地禁止一些行为(十戒)。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也发达？这有很多原因，我刚才只讲了前一个原因。我们在做生意的中间，这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他不会去搞你的鬼。而信教的人平均来说这个承诺比较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best business practice codes(最佳商业行为准则)，共十条，搞财务和管理的专家都知道，这对大公司的公司治理起关键作用。但最佳商业行为准则源自圣经的十戒。这种基督教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也是罗衣思指出的，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就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要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还是警察，是被告还是原告，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模糊面纱的原则很难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产生。因为模糊面纱的原则是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这是没有理性的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不是只替自己去着想，而是替敌人去着想。而不能象孙中山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象毛泽东那样，在野时要真正的民主，一旦执政却要搞专政。

　　你说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政府制度这么好，刚才我说的这两条就很重要。而要信，就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你要信死后有天堂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你看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当了皇帝以后娶一千个老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圣经上说的要一夫一妻，违背了这个要下地狱。但是如果我不信它，我不怕它，你讲它一百遍我还是娶一千个老婆。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所以信在这里是起关键作用的。而这个信绝对不是理性。但是这个后果又是理性的，信的人，国王信，特别是掌权的人信，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宪政。所以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了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是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他会经验到。这又讲到了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它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它是一个所谓复杂性的理论。复杂性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都是由分子构成。人和所有生物的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分子的不同的组合，就是这个简单的构造的差别，对不同动物不一样，就会变成不同的物种。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什么利益，就相当于分子。但是我这个人和其他人怎么组织起来，就像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一样，像分子的不同的组合。这东西由什么决定？由行为规则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说爱你的邻居，你看到那个在基督教文化下长大的人，他搬到新地方，首先敲邻居的门，跟他们互相认识，他就有这种跟人打交道的意愿。那我们中国人，住了两三年，隔壁是谁都不去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差别，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意识形态决定人的行为差别，行为差别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会怎么样，这是由宗教决定的。基督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爱敌人，他替敌人着想，他有Free agency，尊重别人的选择。他又是排他性的，别的都是假的只有基督是真的。但是他又从来不强迫别人，这就是所谓的Free agency，让人自由选择。这些东西是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伊斯兰教排他，但它不尊重别人的选择。伊斯兰教掌权的或占优势的国家，它有时候不尊重别人，或者是儒教掌权的一些国家，有些时候它就会镇压跟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它讲Free agency。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基督教在天主教还没有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在那个时候，宗教迫害等等都有，赚钱是坏事，不能收利息等等。宗教改革以后，把人的价值改变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交流，不要上级批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组织教会。正当的发财是上帝的选民。这些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的

　　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观点。但是我刚才讲到我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我就从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它就是信。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一个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像。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DNA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还有比这个更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这个灵，不是分子本身决定的，你是狗、是猫、是人，而是分子间的关系-灵决定这个东西。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东西，它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政治组织，它没有基督, 它的生命不超过三百年。但基督教中基督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个灵有多大？其他政党都有灵。这个意识形态虽然它不叫神，它叫别的东西。它也是信一个东西，你说给我看看三个代表是什么，他也没法给你看。但是他用这个东西来建立共产党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上帝，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感觉，这个感觉太真了！你还要什么东西证明？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你不要以为共产党没有灵，它也有它的灵。它也没有办法给你证明它的三个代表长着几个鼻子、几个眼睛。但是它要靠这个东西来运作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而我们这种精神生活共同经历过的这种经验，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圣灵。所以你如果慢慢从迷信科学、迷信理性走到这一步，你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走向信仰了。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从我个人经验，去年九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到了尽头了。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等。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开始有人跟我说，你真的信了基督教，你现在就死或你四十年后再死，在神的那里只是一瞬间，差别不大的。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嗷，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我们的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的。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但是有时候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了很久没有灵的感受。小娟也是在跟上帝做事，有一个ALPHA COURSE，就是教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也在学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它也是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办法证明上帝和耶稣是真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介绍这个。像我这样一个非常理性、数学上计算精确极了的人，我都说，不光从信仰上说，而且从逻辑上说，它真是无懈可击的。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录像带或这本书。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文字记载的，文字记载都是主观的，对不对？因为都是有人写下来的。所以在圣经记载的故事和凯撒大帝所记载罗马历史的故事，在主观性方面是没有什么实质差别的。你要找出客观标准来证明哪一个在逻辑上更可信。比如说考古学家的考据学定的一些标准，用考据学的客观标准来说，圣经上的故事是最可信的。比罗马史还要可信，比中国的春秋战国史还要可信。另一类是我们个人灵性的经验，是你的思想活动的，灵魂活动的，这个东西跟科学所证明的不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的很呢，把我抓到监狱里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这种灵性的经验那么多人的经验，这个东西是事实，这就是见证。你说这个东西不算，一定要分子才算，分子之间的关系不算，那你一定会没法了解那个是猴子，这个是人，他们的分子都是一样的。你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而这个不信基督教、只信旧约的犹太人为什么跟人家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而约束国王、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定要那个人信，这个约束才有效。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好，阿富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有这个差别？这就是信仰的差别。中国人信儒家，不信天堂地狱，孔夫子劝皇帝做个好皇帝，皇帝还是要三千个老婆，他不怕，他不怕下地狱，因为他不信。我的这个病，这又是一个见证。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候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去年十月份我走路走半个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那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况，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我也开始讲课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兄弟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我的这一段的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

　　（新浪财经注：本文略有删节）https://finance.sina.com.cn/g/20040708/1406858608.shtml

裏面有句話有意思：
罗伊·鲍迈斯特批评那些“只关注社会上层并把社会看做一个整体来下结论”的女权主义者，“的确，社会上层大多数是男性，但是如果你放眼于社会底层，真正在社会最底层的，大多数人同样是男性。”
好像確實是這樣，那女性呢？

维基百科上对激进女权主义的定义：
激进女权主义（英语：radical feminism），是女权主义的一个派别。其最基本的观点是：女性所受的压迫是剥削形式中最深刻的，且是其他各种压迫的基础。因此，激进女权主义试图找出使妇女摆脱这种压迫的方式。

主张：
1. 对父权制度的批判
2. 性别角色：从男女同体到女性本位
3. 性关系的探讨和批判

而女權主義追求的目標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1. 兩性平等
2. 兩性平權
3. 兩性同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9%80%B2%E5%A5%B3%E6%80%A7%E4%B8%BB%E7%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6%80%A7%E4%B8%BB%E7%BE%A9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
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
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
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
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
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
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
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
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
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
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
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
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
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
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
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
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
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
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
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
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
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
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
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
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
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
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
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
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
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
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
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
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
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
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
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
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
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
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
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
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
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
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
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
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
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
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
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
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
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
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
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
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
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
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
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
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
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
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
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
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
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
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
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
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
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
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
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
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
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
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
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
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
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
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
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
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
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
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http://www.hxzq.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7907

奶爸這口活也沒誰了，哈哈，不過聽小粉紅的瘋狗拳還是略噁心

反贼粉红Clubhouse公开辩论会实录（第一轮）
https://youtu.be/-NT4zs2uLJA

視頻下精彩評論：

：文昭老师 我父亲公司员工打完疫苗之后半个小时内就去世了 他接种前刚做了体检 一切正常 他去世后工作人员说他高血糖

：以前参观某个养猪场, 看了很多血腥的事情, 怎么把猪赶到一起, 怎么走通道, 怎么宰, 怎么吊起来, 怎么劈开, 怎么去下水, 怎么分割, 等等细节. 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过程中, 总有一些猪特别激动, 也总有些猪特别冷静, 甚至有几头猪, 看起来像是屠宰师傅, 倒不像是被宰的猪, 他们知道怎么叫一下, 怎么拱一下就让整个队伍安静下来, 那些激动的猪也会沮丧地安静下来排队. 我就问老板, 说这些猪真是人才啊, 你会不会留着, 这样宰下一波的时候,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老板说, 不用啊, 这种畜生, 在一群猪里面总有一些, 一点不用可惜, 利用价值也就这一次, 下一波里面自然有类似的猪。 (转自微博)

https://youtu.be/iPzyqL1yiEk

如果你三十歲之前不是左派，那你是沒良心，如果你三十歲之後還是左派，那你是沒腦子

完全贊同，哈哈

我为什么善待小粉红？粗口预警！感谢小粉红up主SHA SA 萨莎 Саша友情配音
https://youtu.be/2Es62Tu5xAI

享受思考的樂趣真好，可以自由的思辯。
但是，社會問題往往和社會有關，在民主社會和在極權社會，我的很多觀點會不同。
所以，很多問題都需要前提，討論問題之前應該先搞明白社會環境。

奶爸今天旗幟鮮明的說：我反感MeeToo運動。很大膽

評論裏摘錄： 作为女性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在性关系上女性绝对主导，收放自如，只要想要，手到擒来😉

： 这位老牌女权主义的变化也类似于我的心理历程，年轻时候是非常支持女权的，但是现在觉得目前的女权主义太搞笑了，往往是要求power，在对自己有好处的时候就不谈女权，对自己没好处时就要求女权。最典型的是我身边所谓女权人士，对挑逗男性，在体力劳动中获取男性帮忙乐此不疲，但是又要求男性不能对自己有批评，批评了就是欺压。

对抗极端女权的老牌女权主义者；荡妇羞辱在一种情况下是正当的；我对于“荡妇”们的态度
https://youtu.be/cFaN_HScG6g

我發現和奶爸的觀點契合度還挺高的

確實，有了子女之後看一些社會問題會從完全不一樣的角度
”我早就說過“，事後說這句話是很傷人的話，不管面對子女還是在公司面對同事，檢討一下

先有人权才有女权，没有自由何谈平等；对“性侵怪女人穿得少”的灵魂拷问；比荡妇羞辱更可怕的是双重标准
https://youtu.be/--WhfVJ5B1w

看到說政府是用來罵的不是誇的，有人移民到別的國家，卻想阻止別人罵政府
政府不是用來舔的，這話倒沒錯，但有爲小粉紅開脫之嫌。
問題是這世界上不但有民主政府還有集權政府，還有軍國主義，法西斯政府。民主國家自然有各種問題需要罵，但作爲瞭解極權的人，跑到民主國家卻天天罵民主，那客觀上是不是在擁抱極權？
這也是我至今都對斯諾登不太感冒的原因，他覺得自己做了正確的事，但披露出的棱鏡計劃，爲反恐擴大監控權力，可是對極權國家建造數字監獄大有益處，兩者真的是一樣的麼？這貨在民主國家待不下去，所以跑到極權國家，這是他想要做的麼？

看著真難受，白左的邏輯

https://youtu.be/ae9CvRjmBJU

“我長大要當拳王”的小湯圓牛逼。我有點想給孩子們搞套裝備玩了
https://youtu.be/Lir9DkpX8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