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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刚刚读完了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的《管理者革命》，以下是我的一些总结

背景：这本书写于1941年，正值二战期间，本书的作者伯恩汉姆(1905—1987)是美国的一名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先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当过托尔金的学生，后于纽约大学的哲学部门执教。伯恩汉姆出生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却在30年代成了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后，由于托洛茨基公开为苏联入侵波兰开脱，伯恩汉姆又与托派决裂，此后，伯恩汉姆成为了强硬的反共者，冷战期间，伯恩汉姆反对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主张对共产主义展开全面反攻。伯恩汉姆的许多思想日后成为了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源泉，他本人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第一人。《管理者革命》是伯恩汉姆早年的代表作品，对二战后的世界做出了他的预言。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伯恩汉姆正处于思想转型期，书中依然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但更多的是与马克思主义迥然相异的思想。此外，这本书成书时，大萧条刚过去不久，罗斯福行政已经实行了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些都对书中的观点有所影响。大体而言，“管理者革命”是这样一种理论：世界正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资本主义的时代即将结束，但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由“管理者”作为统治阶级的新型阶级社会。世界将由三个大国瓜分，它们将相互征战，却又谁都无法消灭对方。《管理者革命》这本书一经推出就引发了许多讨论，乔治·奥威尔的《1984》显然也借鉴了这本书的许多观点。在21世纪的今天看这本书，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书中的不少预测都是错的，但与此同时，你会感觉当今世界的许多特征都能在书中找到源头。

以下是详细的内容：

「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又再进一步分为好几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互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像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在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斗争，其大致轮廓相同。在很长时期里，上等人的权力似乎颇为巩固，但迟早总有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他们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他们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亅

这段话出自《1984》中的《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它很好地概括了《管理者革命》的主题：人类的历史就是不同的社会团体争夺统治权力的历史，当旧有的统治阶级气数已尽，不再能够掌控大局时，新兴的统治阶级就会将其取而代之，为了笼络人心，新兴的统治阶级会向普罗大众允诺一个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理想世界，可是等到革命完成之后，普通的民众们才发现自己无非是换了一个主子。在伯恩汉姆看来，当今世界所就正如欧洲在中世纪末期由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一样经历剧变，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将被一种新的“管理者社会”所取代。

在开头的部分，伯恩先是回顾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分析了当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现状。随后，他总结了关于资本社会的未来的两大流行理论，即A：资本主义将永远存在下去。B：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伯恩汉姆反驳了这两种理论，并且提出了他的第三种理论：“管理者革命”理论。伯恩汉姆认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大范围的失业等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可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认为，人们习惯性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唯一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以为只要消灭了资本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就能自动地建成一个无阶级的平等社会。但事实上，私有制并不是阶级统治的必要条件，历史上，埃及的僧侣阶层和西欧中世纪的教士阶层不依靠私有制也能维持自身的特权：他们控制着重要的社会机构，进而控制着生产工具。俄国的经历则表明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在消灭资本家，废除私有制之后，俄国没有变成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相反，俄国的阶级分化比美国还要严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政治民主也都一一被粉碎，俄国人迎来了比沙皇时代更为严酷的专制制度。与之相对的，是“管理者”阶层，包括各种行政人员、工程师、经理人和官僚的兴起。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现代社会高度分工，只有那些掌握着专业技能，能够协调各部门生产的“管理者”才能成为生产工具的实际掌控者。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军工技术的进展也使得步兵的地位逐渐被坦克、飞机、大炮所取代，而生产和使用这些装备需要高度的技能和训练，这意味着在工业生产和战争进程中，权力都逐渐聚集到了“管理者”的手中。基于这些理由，伯恩汉姆认为资本主义将被一种新事物取代，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管理者社会”。

接着，伯恩汉姆详细阐述了他的“管理者革命”理论。

“管理者革命”理论认为，当前的社会正在经从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管理者社会”，而这种转型的本质，是以“管理者”为代表的新兴阶级将取代旧的统治阶级统治这个世界。在“管理者社会”的体制下，私有产权是不存在的，“管理者”将通过国有化掌管生产工具。许多人认为私有制是剥削的基础，但历史经验表明阶级统治并不需要依赖私有制。在“管理者社会”中，管理者将不再直接通过私有产权控制生产工具，决定收入分配，而是将以一种间接的方式，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控制，继而掌控生产工具。而“国家”本身，正是“管理者”的“私有财产”，这就足以使他们成为统治阶级了。

那么，“管理者”是如何产生的呢？又包括哪些人呢？

伯恩汉姆认为，“管理者阶层”之所以能够兴起，是由现代工业高度复杂的组织结构所决定的，在现代工业中，工厂在生产的过程所使用的工具、机器、都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也被无限细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分工，有一些工作是简单的机械重复，而另一些工作则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长时间的训练，此外，要想顺利生产出最终的产品，还需要有专业人士在不同环节进行管理、统筹和协调。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工种之间，在普通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专业能力的差距在不断扩大。随着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继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作用日益减少，新兴的“管理阶层”成为了实际的掌权者。在封建社会时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资本家通常能够控制所有的生产环节，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资本家逐渐无法掌握具体的生产环节，转而需要依靠专家和职业经理人维持企业的运营，生产工具的控制权落到了“管理者阶层”的手里，继而拥有了实权，因此注定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

接下来，伯恩汉姆又阐述了“管理者社会”的经济体制。

伯恩汉姆认为，在“管理者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小政府”将被“管理者社会”的“大国家”所取代，“管理者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机器对于生产工具的控制。有些人将这样一种制度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但是伯恩汉姆认为这些叫法是有误导性的，如果一种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国有制，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资本主义，因为在国有制下，所有权从属于国家机构，而非资本家这样的个体，工人们不是为资本家个体而工作，而是为国家机构工作，工厂里生产的产品也归国家所有，在这样的体制下，资本主义是无法存在的。只有当国有制经济占据全部经济的一小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占据经济的绝大部分的时候，那部分国有制经济才可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即便如此，”国家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也依然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那部分。

那么，可否称这样的一种经济体制为“国家社会主义”呢？

伯恩汉姆认为，根据“社会主义”一词的历史用法，社会主义，至少在经济层面，是指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也就是说，生产工具为全体社会所有，而非从属于某个小团体。这一点虽然并不与国有制冲突，但国有制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没有阶级存在。假如一个国有制经济中没有阶级差异，那么它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国家掌控着生产工具，但与此同时，国家本身也为全社会所共有，任何团体，任何阶级都不能再国家中享有特权。但是，德国和苏俄的经验表明，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即“管理者社会”）与人们的既有印象截然相反。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恰恰是剥削压迫的基础，而掌控了国家机器的那群人，正是新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借助国家机器掌握生产工具，获得各种特权和优待。这群新兴统治阶级不再依靠资本主义产权，而是依靠自己在国家机构的特权实行阶级统治。他们所受到的特殊待遇也未必以金钱的形式呈现：“管理者”的明面收入并没有多少，但是以汽车、住房、特供食品、特供衣物、以及各种奢侈品为形式的优待却有很多。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通过放贷、收租、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为自己谋取特权，在国有制经济中，统治阶级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谋取特权，但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发明了新的剥削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粮食的统购统销，由国家来制定粮食的收购和售卖价格，其实质就是收取巨额粮食税，另一种方式就是让国家垄断工业生产，并且以高昂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出。一进一出，国家获得了大量的收入，而作为国家的实际控制者的新统治阶级也就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如果说，旧时代的资本主社会义代表的是一种“私人剥削”的话，那么“管理者社会”代表的就是一种“集体剥削”，“管理者阶层”就像中世纪的教士阶层一样，凭借整个团体的力量实行阶级统治。

伴随着经济制度发生变化，政治体制也在出现更易。伯恩汉姆认为，在“管理者革命”的过程中，一个明显趋势就是议会开始失势，最高权力从议会的手中转移到了各种行政机构的手中。在德国、苏俄、意大利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的条例、规定、法案都不再出自议会，而是出自各种“政治局”和“行政委员会”之手，它们们成了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这些国家，假如人们想知道出台了哪些规章制度，从议会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你只能从颁布了各种“关于xxx的五年计划”和“关于xxx的规定”的各种“委员会”中找到答案。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苏俄、德国这样的国家，也发生在美国。没错，国会依然是美国的主要立法机构，但只要你真正关注了近几十年来的政治演变，你就会发现大多数法案已经不再出自国会，而是出自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生产管理局”等“行政机构”。在美国，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都萎缩了，政府的行政分支却在不断膨胀。在新型的“管理者社会”中，行政机构取代议会掌握了实权。

再往后，伯恩汉姆又探讨了极权主义和“管理者社会”的关系。伯恩汉姆认为在德国、意大利、苏俄等国兴起的极权主义，是一种得到技术的强化，因而无孔不入的新型独裁统治，而独裁统治正是社会剧变与社会危机的典型特征。在近代早期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领主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就出现过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亨利八世这样的独裁者，他们之所以没能建立极权政治，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的限制。如今，“管理者”要取代“资本家”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因此会出现极权主义也就并不奇怪。“管理者”成为统治阶级的过程，主要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收拾资本家，剥夺他们的财产，或者对他们进行物理消灭，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借助大众的力量。收拾完资产阶级之后，普罗大众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而且会成为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下一步就是把人民群众踩在脚下。最后，”管理者阶层“会接管生产工具和社会权力，成为新的主子。在成为统治阶级之后，“管理者阶层”之间又会在世界范围内争权夺利，期间会充斥着战争、革命、迫害与恐怖。伯恩汉姆认为，世界将形成围绕着几个工业中心形成三个“超级大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彼此之间进行漫无止境的战争，却又谁都无法将对方彻底征服。再往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管理者社会”会逐渐民主化。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伯恩汉姆介绍了“管理者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

伯恩汉姆认为，德国与苏俄是在“管理者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虽然表面上看有很多不同，但他们的核心观点其实并没有多少区别。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攻击资本主义的话语，和共产主义理论界攻击资本主义的话语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不告诉署名人，你甚至分不出这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究竟是谁写的。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猛烈地批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时，它们都公开蔑视“资本主义道德”，和“资本主义人权观念”。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严厉批判“个人主义”思想，主张用“国家”、“集体”、“纪律”、“社会主义”、“计划”取代“个人”和“自由企业”，他们都批判资本主义的“混乱”和“无序”，意图用“社会工程学”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管理者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一点，两者都鼓吹”党“的作用，主张实行一党专政。

对于“党”在社会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着惊人的一致。如果单看“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关于一党专政的论述，一个共产党会认同其中90%左右的内容，而纳粹也从布尔什维克直接借鉴了很多东西，包括组党方式，夺权技巧，对“同路人”的利用，对群众组织的渗透，等等。除此之外，两者还都擅长利用一小群组织严密的团体控制一大批毫无准备的民众。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声称自己代表了“人民”，代表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有趣的是，这两种意识形态都鼓吹“精英”和“先锋队”的作用。这里的精英，其实指的就是“管理者阶层”。当然，它们明面上不会这样讲，而是说“精英”们“代表”了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对于这一点，法西斯主义者毫不掩饰，列宁主义者则是为此提供了一系列合理化的说辞。列宁主义者宣称：在“资本主义制度”，人民群众下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革命觉悟和革命训练的，因此也无法承担社会主义的重任。他们被资本主义洗脑了，“看不见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因此他们必须要依靠“觉悟”了的“先锋队”才能实现革命的伟大胜利，因为只有“先锋队”才拥有历史“大局观”，才能代表人民的“真正利益”行事。

靠着这样的一种“先锋队”理论， 法西斯和共产党能够实现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论证由新统治阶级掌权的必要性，第二个作用就是让普罗大众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统治。就像资产阶级当年以自由平等的名义为号召民众支持资本主义一样，“管理者阶层”也在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号召人们支持“管理者主义”。时间越是流逝，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似性就愈发明显。至于美国的“新经济主义”，它现在还依然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系统化，但它依然也体现了许多“管理者革命”的核心倾向。例如，“新经济主义”倾向于以国家取代个体，以计划取代自由经济，以固定岗位取代工作机会，以“人权”取代“产权”。此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即主张“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亦称“专家政治论”），“技术统治论”就是“管理者”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变体，主张让“专家“和”技术官僚”来治理国家。这就是“管理者”意识形态在德国、苏联、美国的不同体现。

再往后，伯恩汉姆详细地依次分析了苏俄、德国和美国的情况

苏俄的情况：

之前的章节已经提到，“管理者”成为统治阶级的过程主要是“三步走”：第一步，消灭资本家；第二步，控制老百姓；第三步，“管理者”接管生产工具和社会权力，成为新的主子。伯恩汉姆认为，苏俄就是完全沿着这条路走的，德国在第一步和第二步的顺序上有所不同，但迎来的结果都一样，在美国，这一进程发生的最慢，资本主义的残存势力也最多，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逐步深入，“管理者革命”的完成也只是迟早的事。

伯恩汉姆先谈了苏俄，他用三句话总结了苏俄的情况。(1)布尔什维克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消灭了本国的资产阶级。(2)用几年的时间，慢慢控制住了普罗大众。(3)掌权之后，开始与国外的“管理者社会”进行直接竞争。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势力本来就比较弱，沙皇的统治也不稳固，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所以第一阶段很快就完成了。而斯大林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变成苏联的最高统治者，则意味着完成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此前哪些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无名氏”逐渐掌握了新政权的核心位置，而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那些苏共早期领导人则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基本上被斯大林杀光了，同时，“管理者”和官僚们也掌握了大多数的特权和优待。

但是，在伯恩汉姆看来，我们不要以为俄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仅仅依赖于斯大林这类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假如斯大林没有掌权，列宁继续活了下去，那么事态的演变也并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这是由背后的历史逻辑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道德所决定的。

这一点，可以清晰地从“工人治厂”理念的演变中看出来。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以“工人自己掌控产业“为口号，根据社会主义的正统理论，工人夺取产业的控制权是最革命的行为，因此要废除工厂的私有制度，让控制权为所有人公有。而工人们一开始也是照着这样做的，工人委员会也的确在工厂、商店、矿区取得了控制权。他们不仅赶走了工厂主，也赶走了督管和检查人员，他们要推翻旧时代的一切剥削，由工人们自己管理工厂。

然而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两个大问题出现了：第一个问题是工人自己管理的工厂运营效率普遍低下，第二个问题是不同的工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工人委员们缺少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不懂如何管理，也无法进行统筹协调。假如时间允许，那么工人们也许能够通过民主机制解决这些问题，但事实就是工人们没有这么多时间，这种机制也并没有出现。很快，工人委员会的职能就被“专家”们所取代了，尽管这时的工人委员会还保留着否决权和一定程度的裁决权，但实际的生产过程和协调任务已经落入了各种“行政委员会”之手。之后，工人委员会又失去了否决权，而委员会的组成也变成了一个国家代表，一个管理代表，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工人代表。再往后，整个工人委员会都变成了空架子，失去了所有实权。到了1938年，工人委员会会就被解散了。“工人治厂”变成了“管理者治厂”。

工人们其实也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失势，也采取了措施防止权力从工人委员会溜走，他们抵制国家派来的“管理人”，有时甚至将他们杀害。但是，每一次决定性的时刻，国家都支持了“管理者”而不是工人，不论是列宁在位的时候还是斯大林在位的时候都是这样。布党还为此专门展开了“专项教育行动”，试图“教育”工人们，“工人治厂”其实就等同于“管理者治厂”。文字的“教育”不见效之后，很快就换成了集中营和劳改营的“教育”。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革命的早期都写过很多小册子，发表过很多演讲，意图证明“专家”、“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必要性。列宁曾经强硬地宣布，“管理者”有权在工厂实行独裁。他说，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人民主”，实际就等同于“管理者独裁”。列宁主义的两大分支，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其实也都继承了这样一种观点，虽然在明面上他们通常不会直说，但在布党内部，这是党员们普遍接收的理论。

列宁主义认为，“工人治厂”其实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革命完成，夺权成功之后，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在革命时期，为了号召民众推翻资本主义，就有必要鼓吹这样一种口号。可是，等到革命已经成功了，“工人治厂”就得让到一边。为此，列宁主义给出了一个转弯抹角的官方解释：在资本主义下，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们有必要采取“工人治厂”的策略。可是，在社会主义下，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工人们就不需要“工人治厂了。其实，列宁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管理者意识形态”，它的结论就是在导向一个“管理者社会”。

当俄国革命刚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它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地，在俄国革命发生后，很多人都以为俄国要么会回到资本主义，要么会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论是支持俄国革命的人，还是反对俄国革命的人，都想当然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但俄国既没有回到资本主义，也没有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都错了。

伯恩汉姆认为，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场“管理者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俄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者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权力和特权掌握在“管理者阶层“的手中，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质上就是为“管理者”作为新统治阶级提供的一种合理化解释，为的是让人们群众能够更心甘情愿地接受“管理者社会”的到来。

在苏俄，未来的掌权者们将会是工厂、矿厂和铁路的运营者，工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委员代表，集团农庄的头头，宣传部的舆论引导员，等等，总而言之，他们将是新时代的“管理者”。是这些人控制了大众，建立了一套新的等级制度，他们通过自己对国家机器的垄断，而不是通过私有产权实行阶级统治。

德国的情况：

- [ ] 伯恩汉姆认为，德国也在朝着“管理者社会”“三步走”的道路发展，只是在德国，第一步与第二步颠倒了位置：纳粹党为了避免走俄国的道路，选择在第一步就制服本国的人民，建立“管理者社会”的机构。第二步才是逐渐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先是在国内，然后在国外。第三步，就是与同属于“管理者社会”的其他国家展开竞争。德国的资本家害怕德国变成第二个苏联，于是指望他们可以让纳粹为己所用，可是，等到纳粹的权力真的巩固了，资产阶级才发现被利用的是他们自己。沙赫特和蒂森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沙赫特本人不是一个大资本家，但他受过专业训练，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年里，他以资本家代表的身份，试图让局势朝着资本家们设想的方向发展，纳粹政府对此也表示欢迎，然而随着形势的演变，事情很快就超出了他的预想，最后他只能被迫辞职。另一个例子就是蒂森，蒂森在1933年以前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资本家之一，而他也是首个公开站出来支持纳粹党的大资本家之一，但他最后也只能流落到流亡海外的下场。纳粹德国的对外扩张，则象征着“管理者社会”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最终，“管理者革命的”将扩张到其它的欧洲国家，在欧洲形成一个超级大国。

美国的情况

伯恩汉姆认为，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瓦解，“管理者社会”再逐步建立。一个趋势是大资本家开始不断淡出具体的生产过程，“管理者”开始控制实权，“新经济主义”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在“新经济主义”的推动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强，国有企业的营收占比也不断升高，农业也变得完全依赖国家的补助和调控，资本主义产权的基础也变得越来越不牢靠。政治上，国会权力越来越小，行政委员会的权力不断增多，甚至连宣战权也不再掌握在国会手中了。在地缘政治上，伯恩汉姆则认为美国也会演变成为未来的一个超级大国，它会改变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转而将自身的势力范围投射到整个南北美洲，同时，它还会继承英帝国的殖民地。在未来，世界将为三个超级大国所主导，它们会互相争斗，但谁也无法消灭对方。

最后，伯恩汉姆列举了对于”管理者革命“理论一些可能的批评意见，并做出了相应的反驳，有人会对于理论的提出方式提出质疑，例如说这它太模糊或者太细化了，伯恩汉姆回复了这些质疑，另一些人则会针对理论的内容提出质疑，例如，有些人认为“管理者”不是真正的掌权者，“官僚”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对此，伯恩汉姆回复称，官僚光靠自己是无法掌权的，只有掌握了生产工具，才能建立真正的统治，而只有那些拥有专业技能，直接负责生产过程的人，也就是“管理者”，才能控制生产工具，官僚们占据的统治地位也9永远都是临时的。此外，“官僚革命”论者没有理解了当代官僚的实质，他们以为当代的官僚和旧时代官僚一样，并不参与实际的生产活动，但事实上，随着世界朝着“管理者革命”的方向演变，这些新兴的官僚不仅参与生产活动，还占据着关键的位置，直接指导着生产过程。新兴的官僚们已经不再是19世纪小说中笨手笨脚的无能之辈了，事实上，“管理者阶层”和“官僚阶层”早已合二为一。另一种针对“管理者革命”的批评是说：作者总结道世界正朝着阶级统治、剥削、战争、暴政的方向演变，但作者忽略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希望和感受，全世界的广大人民不会任由局势朝着“管理者革命”的方向发展，他们会推翻挡在他们面前的一切阻碍。对此，伯恩汉姆表示：他承认人类的思想情感和主观意愿深远地影响着世界的走向，这没有错，问题在于，人类真的就渴望自由、平等、富足的生活，并愿意为此反抗任何剥削制度和暴政吗？假如人们真的爱自由胜过生命，并且知道如何实现自由平等，同时充满了无畏的牺牲精神，足智多谋，那么毫无疑问，世界会朝着自由、平等、富足的方向发展。但是，过往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的现实教训告诉我们，这种说法没有现实依据，事实就是世界在朝着“管理者革命”的方向演变。这些就是伯恩汉姆对可能的批评做出的一些回应。

「如果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竟有这样一个政府,视万民如草芥,草菅人命,如此残暴地蹂躏其本国的人民呢？那末,你要记住：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以及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革命家,都只着眼于未来,认为人应当如何如何,而把当前的人视为赘疣。这一观点,深深地隐藏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马克思有一次就写道：

“当前这一代的人,就像是一群由摩西率领着在荒野中流浪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不仅是要征服一片新世界来定居,他们也一定要死去,空出位置来让那些适合于这片新世界的人来居住。”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叫他们的信徒去搞集体屠杀。然而他们都乐于为了尚未出生的下一代而牺牲当前这些正活着的人。

也许,真的值得去等待这批“新人”的出现啊。这批共产主义制度下培育出来的“新人”,将不同于过去所有的人。托洛茨基在他所写的《文艺与革命》中,对“新人”作了这样的描述：

“人终于能够真正做到全面发展了。……他首先要能掌握其自身的半自觉功能,然后再掌握其自身的非自觉功能：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生育,等等。在可能范围内,使这些功能受到理性和意志的控制。人这个物种,即那个慢慢演进过来的‘智人’,将再一次进入大规模的改造：自觉地把自身作为最复杂的人工选择和心身训练的对象……人要立定志向……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创造出更高一级的社会生物学的类型,一种超人。……人会变得无可比拟地更强壮,更聪明,更灵巧。他的身材会变得更匀称,他的举止会变得更优雅,他的声音会变得更悦耳……一位普通人士,就可以有那样高的成就,与亚里士多德、歌德、马克思不相上下,比肩而立。而在越过这座高峰以后,还有其他的高峰在后头。

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把那些寄寓在这个罪恶世界上的芸芸众生作为牺牲品,那还不值得吗？从这样一种长远的观点看来,现存的人类都不过是些垃圾,是那个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废物,把他们统统扫除干净又有什么关系呢。亅

@Dain 我的感受是，假如一件事情可能变成现实，那么它有一天就会变成现实。古代帝王也会屠城，但是他们无法像希特勒那样进行高效的种族灭绝，不是因为前者就一定更道德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技术落后，掌握的国家机器不够高效。我想，技术进步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使人们可以摆脱物资的匮乏，最大危险则是无限地放大了人们给自己同类带来的苦难。

@rbmkptsd 比较早提出“管理者阶层”这一概念的，是美国人詹姆斯·伯恩汉姆，此人于二战期间写了一本书，叫《管理革命》，伯恩汉姆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而社会主义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出现了，伯恩汉姆将其称为“管理者”。这个新的统治阶级在德国就是纳粹政权，在苏联就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在美国则是那些商业行政人员。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没收资本家的财产，镇压工人阶级运动，建立一个极权社会，以效率的概念进行统治。英国腐朽衰败，注定会很快被德国征服。征服英国之后，德国将进犯苏联，而俄国的“微弱兵力”将使其“分裂成东西两境”。然后就剩下三个超级大国：德国、日本和美国，三者瓜分世界，彼此之间进行漫无止境的战争，并将工人阶级永远压在脚下。

伯恩汉姆的这本《管理革命》后来被乔治·奥威尔读到，成为了他日后的小说《1984》的重要思想来源。应该说，伯恩汉姆对世界的预测并不准确，至少对短期未来的预测是错的，二战并没有朝着他预想的方向走，但是从长期看，他的预言有着先见之明。而当代人所感受到的这样一种“精英管理世界”的局面，其实早在20世纪上半页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如今的现状，是几十年以来的趋势不断强化的结果。我觉得要了解战后世界的演变，《管理革命》这本书可能会很有帮助，因此我打算最近抽空读一读这本书。

@momoro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撰文指出，国民党虽然没有明确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但“现在的官僚资本的实况却是国民党一手造成”；共产党在现在也并不主张实行共产主义，但“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当然不能不说是过左的举动”。他表示：“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我们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平和方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发展之。”在他看来，“这便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张东荪明白宣称：这个“中间性的路线乃是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我们国共之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更不是抛开国共两党，另立一个什么第三势力来主持中国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我们在国共中间的人宁愿作一个调和的媒介，并不希望分得一些甚么。”[37]

张东荪因为有国社党的背景，因此，中共对他的好感来得较晚。虽然1936年他评论中共“八一宣言”、主张全国大合作的文章得到了刘少奇的重视和回应，但抗战开始后他和国社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服从国家利益之类的主张，也曾受到过中共内部的严厉批驳。[38]直到抗战后期，张东荪与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了较多的联系。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际张积极配合中共夺取北平的态度，才使中共中央对他身为华北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继续保持着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联系，同时在政治上公开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包括他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的倾向，也都让中共中央相信他在政治上属于民盟中的左翼。再加上1946年和1947年张东荪两度出任民盟秘书长，在民盟中有较高的人望和影响，中共方面从争取团结民盟的角度，也对他更为重视。而张东荪也很看重与中共的这层关系，经常把自己的看法和活动通报给中共人员。直到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全部撤回延安之前，张东荪的各种动态和意见，经常会出现在延安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来往电报中。他不仅会让中共代表了解自己的行踪，甚至还会就形势发展和如何挫败国民党军事进攻等问题，向中共方面提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39]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11日张君劢决定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准备提交民社党名单，派中常委孙宝刚去北平劝张来南京，并参加国大。周恩来得讯后马上要张东荪的学生叶笃义赶回北平，劝说张这时千万不要来南京和参加国大。张东荪毫不犹豫地告诉叶说，他不会去南京参加国大。同时他并写信给张君劢，明确表示反对张君劢和民社党参加国大。不仅如此，他在信中还表示了十分决绝的态度，称：“民社党交出名单（即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之日，即我事实上脱离民社党之时。”之后，张君劢不顾张东荪反对，向国民党交出了民社党加入国大的代表名单，张东荪也果断地实践了他的诺言，宣告退出了民社党。[40]张东荪的这一举动，显然让中共高层对他更加重视和另眼相看。

1947年1月，负责调停工作的三人军事小组中的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代表蒋介石邀请张东荪前往南京面谈，张马上向中共方面做了通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赴南京，且到南京后还进一步与中共代表董必武交换了意见。因此，当蒋介石当面邀请张东荪加入即将改组的国民政府时，张不仅表示拒绝，而且劝告蒋不要忙于改组政府，应马上着手恢复与中共的和谈。[41]

显然，相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张东荪明显地对中共抱有更多好感。这一方面源于他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效力的热切向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这个时候越来越深信中共会按照毛泽东所宣称的那样，大力推行他最为欢迎的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不会搞苏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1947年以施存统为代表的一批中间人士极力鼓吹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团结起来，使第三势力具有左右国共两党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时候，最先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张东荪，却坚持中间派应该要在国共之间起调和作用，而不应试图成为左右政治的力量的观点。他公开发表文章肯定和称赞中共的政治诚意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他说：共产党固然党性太强，不适宜于民主政治，“不过共产党确有一点较国民党为优，就是它对于它的主张尚有诚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义，则它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仍为一个障碍了。我们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说即算数的。反之，国民党却因为言行始终不一致，不能唤起人的信任。例如，国民党口口声声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而其实在心理与行为上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

对于美国、国民党以及社会上一些人担心共产党终究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必会拿出它的共产革命来这一点，张东荪也为之辩护说：共产革命再快也是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五六十年以后的中国是甚么样子，谁亦不能预测。亦许到那时候，中国的人民个个有饭吃，生活水准完全提高。在一个家给户足的社会，加以中国人有爱好平和与笃守中庸的天性，而谓那时仍必掀起社会革命，恐怕太忽略了客观条件。共产主义者如果忠实于马克斯，必是一个客观主义者。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想革命，这是主观主义。何以必知五六十年以后这些客观条件即能具备，恐怕共产党并没有把握。因此，我主张我们对于这种未来革命论实在不必认真，尤其不应该害怕。”

他并且以苏联为例，说：“请问现在的苏联究竟是向左呢还是向右？在前二十年以先，谁能猜得出苏联今天的状态？总之，五六十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是决于从今天起的经济措施。倘使在土地与工商业上都能用含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政策，则大概可以说将来革命的避免是极有可能性的。所以我认为共产党没有丝毫可怕的地方。”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推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联合政府，就足以创造出和平建设的机会，同时也足以使中共这种革命党最终转变为普通的政党。他据此批评说，中国今天无法实现联合政府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本来国民党就是实现联合政府的最大阻力，美国仍旧总是“意图加强国民党、消纳共产党，而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以亲美”。如此只能造成国民党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使共产党难以再回谈判桌前来。[42]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和倾向，张东荪明显地更看好中共，因而每每会为中共着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张东荪甚至专门给毛泽东去信表示关切。之后，他亦不止一次地通过相关渠道希望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不难想见，毛泽东对张东荪的这些做法和观点会抱有相当的好感。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准备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首先想到的邀请对象就有张东荪。还在正式发出给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邀请信之前，毛泽东就专门给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写了一封信，说明：“去年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有信给我，我本想回信给他们，又怕落入敌手，妨碍他们的安全。今年张东荪先生又想和我们联络，现在请你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此外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毛泽东还特别叮嘱刘仁：“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43]

据此，中共中央于5月2日发出明确指示，进一步正式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张东荪等“来解放区开会”。[44]

5月底，中共中央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时，毛泽东又想到张东荪。他去电刘少奇、周恩来等称：“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及某教授（四教授）尽快从平津接出来。如果他们能出来，又得他们同意，则将他们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似甚有益。”[45]

双方之间的频繁互动和中共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也大大推动了张东荪对中共的理解和政治观点上的左倾。1948年7月，一向以主张改良、要求民主、反对专制政治著称的张东荪接连发表文章，破天荒地开始公开表示出赞同革命甚至理解专政的态度来了。他宣称：“须知历史上所有革命期前都有平和改革的尝试，只是因为不能成功，所以才迫得不能不走革命的路，并不是开始即主张革命。”“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也就只有革命这一条路。”他甚至声称：“历史上所有民主的实现没有不是由于流血所换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而不是常轨。”至于革命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乃由革命的实际境况决定。他说，因为这些“乃是出于事实上不得已的要求。如果评论其是否民主，那便是把事实的不得已变为理论上应当与否的问题了”。[46]」

@momoro 一个极端宗教夺权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足够数量的教徒，另一个则是足够多的替这类宗教合理化的Rationalizer，即列宁所说的Useful Idiot，Rationalizer起到的作用就是使得原本在大众眼中不受待见的极端理论显得“温和”、“讲道理”，张东荪即是这类人物。

## 四　初步反思、追根溯源

然而，並不是所有法國左派和極左派圈圈的知識份子、半知識份子和準知識份子在1966-1979年都受毛主義的感染。有極少數的思想家、教授對毛主義提出反抗抵制，但卻踫到層層障礙：他們的「同事」、出版商、新聞界⋯⋯公開或暗地裏設法阻止他們發言，只要他們想在任何辯論會中啟口就會惹來麻煩。毛主義者和親毛派時常用嚴苛拷問的口氣問他們：「你和中國有甚麼關係？！」如果回答是：「太可悲了！中國真正的友人，目前對全世界官僚和金錢共同建立的秩序的真正對抗的人們，不能不對『文化大革命』的現實非常反感」，這些「反毛主義者」就會被扣上「莫斯科的特務」或「華盛頓的幫兇」這類帽子。雖然這些極少數清醒的法國人無法拯救法國知識界的清白和名譽，但他們至少保持了自己的良心。當時的「情勢主義者」韋也納（René Viénet）、張襄保（Jean Paul Chang）、得龍（Francis Deron），是很活躍的反毛派人物，他們有鼓動才能，很懂「公共關係」，亦很尖刻。1971年西蒙・來斯（Simon Leys）出版的富有啟示的描述中國現狀的書《毛主席的新衣》之所以暢銷，他們起了決定性作用。除了他們以外，還應提到思想家勒佛爾（Claude Lefort）和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漢學家皮洋可（Lucien Bianco）、程映湘女士和我自己等⋯⋯。

1966-1979年法國式毛主義在法國的出現，實緣於四種根源（全是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法國演變有關係）以及有利於這個現象發展的四種土壤（在二次大戰前，甚至更早已實實在在地存在於法國）。

先說四種土壤：有兩類是純法國的，就是法國的天主教傳統和法國土生的無政府主義傳統；其他兩類是中法混合性的：舊漢學家或更早期仰慕中華文明的法國人士對中國理想美化的傳統，以及法國人國家自我中心觀念產生對中國活生生現實的無知。

四種根源：第一種根源是法國民族復興後的新親華潮，它是從1944年開始以地緣政治為基礎出現的，直到1960年代中期發揚壯大；第二種根源是法國式的斯大林主義，它從1944年就漸漸冒起，1950年代初期更是眾望所歸，一直到1956年後才漸次衰退；第三種根源是法國式的第三世界主義，它從1940年代末已發生，然後與法國式斯大林主義平行發展，並從1955-1956年起代替了法式斯大林主義；第四種根源是1949-1966年，尤其1958-1966年間在法國左派和極左派中間出現的親中國新潮流，其中包括反斯大林主義，更明顯的是反赫魯曉夫主義的內容，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法式毛主義的「史前」時期。

自從法國在1944-1945年間奇迹似的逃離以納粹新模式出現的德意志帝國主義魔爪後，法國左派和極左派知識份子犯下了兩個沉重的罪過：先是向斯大林主義傾倒，然後又拜倒於毛主義威權下。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他們大多數曾是南半球三大洲民族解放鬥爭（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最堅決、最勇敢的支持者。正因為如此，他們曾奮勇地向自己國內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宣戰。

隨着1989年以來整個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毀，人類各種基本的問題又以嶄新姿態出現，需要世界各國知識份子盡力考察、思索、想像和發現新答案。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最近法國左翼知識份子間似乎有某種覺醒，即他們拒斥那種一統化、實用主義的思想模式，或者是抵抗正在西方和東方上空朦朧乍現的那種新極權主義和新全球官僚政治混合的怪物。


程映湘　譯


注釋

[24-0]原載《二十一世紀》總第37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

## 三　法國式毛主義的不同類型

1966-1979年的法國式毛主義的內容相當複雜豐富多樣化，毛主義的信徒、犧牲者、受益者也形形色色。

在有組織的毛派成員裏雖然可以找到幾個成名的知識份子，但大多數是學生或大學剛畢業的青年，也有極少數工人。在毛派旗幟下，雖然有少數毛派學生或知識份子到工廠當工人，但青年學生與工人階級的結合仍有不少困難。有些比較出色的法國式毛主義者，大多是不久走入地下的「無產階級左派」的成員。記得1970年6月底薩特（Jean Paul Sartre）就是為了在大街上散布這個組織的機關報《為了人民》（La Cause du Peuple）而被巡警抓去坐了幾天牢。1968年「五月運動」曾有兩位頭面人物：孔本第（Daniel Cohn-Bendit）和吉斯瑪。前者是德—法籍的無政府派學生領袖，被法國政府在五月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放逐到德國；後者是法國教師工會領袖，運動失敗後馬上加入「無產階級左派」，不久也跟其他同道者一樣被關了很長一段時間。這個組織也有一些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馬克思主義派」成員，他們的「大主教」是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一位反人道主義馬克思派哲學家，是知識群裏有名的怪人。

「無產階級左派」是法國幾個毛主義派系中最有基礎、最有影響的政治團體，此外還有一個較鬆散、自發但思想倒相當「正統」的組織——「革命萬歲！」（“Vive la Révolution!”），其倡導人加斯特羅（Raul Castro）是位建築師。除了這兩個較具規模的分支，還有一些星散的「無政府—毛主義者」小團體，他們戲稱自己是「自發性的毛」。這些團體不斷分合，對現有秩序進行了荒誕無稽的象徵性的對抗。當中共與蘇共的關係在60年代初破裂時，那些建立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老一代斯大林派「中國友人」仍進行活動，可是他們的影響很有限。

是否所有法國式毛主義派都是真誠的信仰者？我可肯定的說，大多數毛派「戰士」和少數親毛派知識份子雖不明智、走錯了路，但卻是真誠的。我當時很理解他們的心態，因我自己也曾經是法國最早期的親毛份子之一。對極左派知識份子來說，在當時（1958-1962年）做一個親毛份子會被認為是絕對荒誕可恥笑的事，肯定是自找麻煩。以我當時的思想為例，那時發生在中國的三面紅旗運動令我興奮，以為重視「主觀因素」就可以加速人類走向「自由王國」，一日千里地邁進「共產主義」。更使我高興的是中國重整世界革命的旗鼓，我盼望這些事變能喚起被西方資本主義壓抑的無產階級「意識」，尤其是法國無產階級。所以，當我看到這麼多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在1966到1979年間又燃起同樣的幻想時，又怎麼能不嘆息。

至於大部分無組織的、個別的親毛知識份子，是大大不可原諒的。他們當時是為了私利或是出於一種膽怯的表現才「親中國」，因為毛主義已成了一種時尚，所有左派、極左派知識圈全盤地、不可抑制地向它傾斜。記得在1966年秋一個聲討美國進犯越南的大會上，一位著名法國知識份子在我面前笑容可掬地招呼中國駐法大使館的代表時，竟然引用孟德斯鳩的名言：「怎麼能做波斯人！」但他倒過來說：「今天怎麼能不做中國人！」這樣令人噁心的捧中國官方代表，實在使我震驚。他們這些人可粗分為幾類：「沙龍」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義；學院教授「專家」們的毛主義；思想大師的毛主義；新聞記者和信息操縱者的毛主義。

**「沙龍」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義**　我可以舉兩個例子。（1）由崇尚美學，倡導「性」絕對解放的索勒爾斯（Philippe Sollers）主編的《如此即彼》（Tel Quel）雜誌，經年刊載中國的「精華」、優異的文字、「紅衛兵」和連續的革命⋯⋯唱起癡愚狂歡似的高歌。（2）法國「新潮」電影界最狂妄、被捧上天的戈達（Jean-Luc Godard）的電影《中國女人》（La Chinoise），1967年在巴黎上影就馬上贏得文化界大聲喝采（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後，1996年8月間它又在巴黎時尚地區聖傑曼以溫故懷舊的姿態再次登上銀幕，可能是獻給「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紀念！）。影片中的女主角並不是吸引法國男子的漂亮中國姑娘，而是個白皮膚、令人生畏的「激情女怪」，是一小串「掉了腦袋」的馬列派份子的頭頭，她為了「革命」這個神秘不可思議的東西，極正統地把一個法國「階級敵人」（原來是一個同伴）處以死刑。

**學院教授「專家」們的毛主義**　大學甚至中學裏某些成為「權威」的漢學家，他們衷心要「保持和中國的聯繫」，哪敢對中國發生的「文革」說實話。他們「美化」文革的理由是要使人們理解它，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謝諾（Jean Chesneaux）。他本來是位通達明智的共產黨人，是1950年代末在法國建立一個自主系統的現代與當代中國研究最有貢獻的學者。但為了「走在風向的前頭」，一勞永逸地保持在學府和政治圈子裏的優越地位，他不惜從最堅決的親赫魯曉夫派跳到毫無保留的毛主義派。其次，有大批非漢學家知識份子從親毛派的漢學家那裏得到大量「資料」，就自以為對中國的事無所不曉，他們一本正經地跟你說：「中國（毛式）的革命要比俄國革命無比地『節省』暴力的消耗。」

**思想大師的毛主義**　主要是指薩特和他的同道們的犬儒式毛主義。他們很清楚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負面現象」，卻在法國全力支持最激進的毛派份子，幫助他們選出「文革」的「正面的虛象」、偽造「現象」。我無意挑剔薩特，但根據記憶中的具體事件，我對他是頗有微詞的。1967年夏，我訪問了當時住在法國的彭述之，這份難得的談話記錄對分析研究「文革」在中國發生的實在意義及其對中國人民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有特別的啟示。我將這篇文章投給薩特主編的雜誌《現代》（Les Temps Mordernes），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看了很欣賞，雜誌編輯都已準備在1967年尾或1968年初發表。可是在1967年末，薩特通過郎斯曼（Claude Lanzman）告訴我：他最後還是決定不發這篇文稿，原因是這篇訪問篇幅太長，加上裏面的中文字用拼音系統，法國讀者看不懂。我建議縮短文章，將拼音改為西方習用的Wade-Giles或EFEO系統。代表薩特的朗斯曼根本就不聽我的，堅決拒絕繼續同我打交道。我即刻了解到，薩特根本不願意他的讀者知道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實情，他認為在法國對「文革」說實話的政治時機還不成熟。他自然已警覺到一陣狂風即將捲來；「文革」已發生了18個月，法國毛主義越來越受青年群眾的歡迎，是個深遠的趨向。如果他對抗這個趨向，走向反潮流，就很可能犧牲他在法國的聲望和影響，不再擁有主要思想大師的寶座。更甚者：對於未來局勢演變，不再起重要作用，從長遠來看，會完全失去左右時局的可能性。他這時的行為和動機挑起一個使我痙攣的回憶：1950年代薩特為了同樣的緣故，最後終給予斯大林主義「祝福」，在他的影響下，太幼稚和立場還沒確定的我也和斯大林主義者隊伍同流合污。他在Situations一書中曾提到：寧願在適當時刻犯錯，也不要在不當的（不利的）時刻有理。在政治上，他的確是位機會主義者。1968年「五月運動」爆發後不久，薩特就變成法國最起作用、最有效率的親毛派之一。他對當時走親毛極左派路線的《解放報》（Liberation）的誕生有決定性的貢獻，後來由另一位犬儒主義的親毛派居利（Serge July）主持改成日報。第三位犬儒主義的親毛派人物就是「革命萬歲！」的主要領袖加斯特羅，薩特無疑是他的啟導人。這位先生曾在巴黎1968年秋舉行的一個極左派的大集會上（我當時是聽眾之一）公然聲稱（大意如下）：「歷史！歷史學家所謂的歷史？哼！我全不在乎！它毫無用處！誰去管它是現在中國發生或沒有發生，還是過去發生過或沒發生過的『真實』歷史？並不是歷史學家所謂的歷史推進群眾向前走，而是神話傳奇把他們推向前進，改變了全世界的面貌。」

**新聞界、壟斷信息傳播的毛主義**　整個左派新聞界犯下的最大罪過，就是有系統地「錯誤報導」中國「恐怖十年」中所發生的事情，目的是令讀者遺忘它的存在。左派新聞媒體的這種行徑使整個法國輿論界蒙羞。我們只要翻閱1966-1980年的《世界報》（Le Monde）、《解放報》及《新觀察家》周刊（Le Nouvel Observateur），就可看到當時「獨立信息傳媒機構」的主要編輯負責人是如何嚴重地違反自己的職責和道德規範的！當時那些大顯身手、風頭十足的記者們，像《世界報》的布克（Alain Bouc）、傑可勃（Alain Jacob），《新觀察家》的卡洛爾（K.S. Karol），或《解放報》的如埃爾（Patrick Ruel）⋯⋯如今應該感到多麼羞恥！當時他們都是法國最具權威的「中國信息」的傳播者！當時法國（屬政府的）國家電視、廣播電台的負責人又多麼可恥！

## 二　參與「五月運動」的派別及其階段

法國式的毛主義當然不能和法國1968年的「五月運動」混為一談。我自己曾以個人的、反毛主義的理念參與這個運動，我從不後悔這樣的參與。但不能否認，法國1968年「五月運動」與法國式的毛主義曾經有過相當密切的聯繫。

法國的「五月運動」是在1966年夏到1968年春之間由三個政治和思想派系的暗潮逐漸匯成的（它們各自又可分成許多小支流），其中有毛主義派系、托洛斯基主義派系，和必須提到的無政府主義派系。在僅僅一個月的高潮時期，大約從1968年5月10日到6月10日，真正掀起這個運動且佔主導地位的是無政府主義派和托洛斯基主義派。毛派、托派和無政府派有六種共同要排斥的事物：（1）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2）令人麻木不仁，失去人的尊嚴和對人類前景憧憬的「消費」社會；（3）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4）斯大林主義和舊的極權官僚主義秩序，代表溫和的斯大林主義和軟性的新官僚秩序的赫魯曉夫主義和勃列日涅夫主義；（5）由蘇聯設想的「和平共存」；犧牲以越南為首的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五大洲的「革命先鋒隊伍」利益的東方和西方的「和平共存」；（6）與法國任何「合法存在」黨派的親善，特別是被認為仍然服從蘇聯的、完全「墮落」的法國共產黨。

對這些在法國1968年「五月運動」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派系來說，「共產主義世界」雖受斯大林主義影響，但還是「大體上可肯定的」，無論如何總比資本—帝國主義稍勝一籌。這些年青人崇拜的英雄是胡志明、武元甲將軍，因他們是越南抵抗美帝的象徵；是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因他們是革命的拉丁美洲的象徵；是毛澤東和「紅衛兵」，因為他們是為國際共產運動的復蘇鬥爭的象徵。然而，他們似乎沒有覺察到這幾種不同的象徵、形象之間的矛盾和不協調。他們沒有明確的政綱，只有期待；他們無所適從，睜着眼睛做夢。黑與紅色都是他們的旗幟。當時最能表達他們意識的口號，是「情勢主義者」（situationnistes）在巴黎大學舊址索邦（Sorbonne）校園走廊裏一張著名的壁畫（是十九世紀Puvis de Charannes的傑作）上抄寫的字句：「當人們用最後一個資產階級和最後一個官僚主義者的腸子把他們上吊時，就是全世界最歡樂的時候！」

法國「五月運動」是由學生群眾、半知識份子和職業知識份子聚合而成的，居然馬上得到出乎預期的巨大勝利。不過它的勝利是短暫的，這是由於運動本身的自發性，成為與它平行的工人大罷工運動的導火線，即使這個大罷工運動由蓬皮杜政府機巧地迅速以全面增加工資的方式把它堵住了。但不能否認，這個運動在法國各個領域中發生着深遠而重大的影響。其中一個原因是無政府主義派系在這個運動中佔了極重要位置，而托洛斯基主義派及毛主義派則緊隨其後，直到運動驟然中止。

運動最終失敗了，馬上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哪個政治派系有力量、有本事將「運動」據為己有？由於無政府主義派在運動末期已無法掌控大局，那麼在托派和毛派之間，應該由誰來收拾殘局？很快有了回答：是毛派。局勢的變化在1968年6月初就露出端倪：在離巴黎不遠的一個小城弗蘭（Flins），雷諾汽車廠門前發生一個親毛派中學生多丹（Gilles Tautin）被警察殺害的事件，他很快就變成「五月運動」的烈士和象徵。1968年8月，捷克的和平革命被蘇聯的坦克大軍鎮壓之後，這個情勢愈加明顯。

談到法國式毛主義的歷史，我認為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長達兩年，從1966年夏起始直到1968年春才告一段落，主要是由美帝侵犯越南、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而引起的。這個初生階段絕不同於它的「史前」時期（1958-1966），但仍深受影響。基本來說，這一階段的法國式毛主義還是屬於非組織性的理論家和知識份子的範疇，而有組織毛派份子的活動是屬於次要和補充性的。比如當時的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及其機關報《紅色人道報》根本就沒有影響，連北京也不怎麼重視它。

第二階段是1968年5月，只有一個月。當時親毛派的理論家和知識份子是審慎的關注這個「運動」，而「五月運動」則為新起的毛主義活動份子提供一個發動示威的機會。他們參與「運動」的方式很膚淺，多是仿效中國「紅衛兵」的遊戲：在法國大城市的高級住宅區裏張貼大言不慚、漫畫形式的「大字報」，或是肆意怒斥鞭韃法國的舊習俗、傳統道德行為和古老文化。

第三階段始於「五月運動」的後期，即從1968年6月親毛派中學生多丹被槍殺到1972年2、3月間；也就是從另一位親毛派少年歐弗耐（Pierre Overney）在巴黎彼揚果區（Billancourt）雷諾汽車總廠大門口向工人散發傳單時被槍殺，到林彪死亡不久的一段期間。這四年是法國式毛主義的興盛時期，有組織的毛主義戰士同無組織的毛派理論家、知識份子並肩同行。可是，與第一階段的情況相反，這次是由毛主義戰士們定出宣傳主調和行為規範，而親毛派知識份子只是跟在後面，對運動備加讚賞稱頌。

第四階段是停滯、走下坡的衰落時期，總共七年（1972-1979）。這個時期的有組織毛主義者已經不能起主導作用：他們大多迷失方向，有的甚至絕望了。但他們還保持相當的明智和勇氣，拒絕投向恐怖主義暴力政治的路，也即沒有步意大利「紅色戰鬥隊」或秘魯「光輝的小道」派的後塵。當時法國式的毛主義主要是由無組織的知識份子們代表，尤其是已成名的知識份子，或是法國左派和極左派內文化和意識形態權力的掌握者。正因為如此，第四階段才拖了七年之久。在往後十年間，他們一方面羞於公開承認自己受騙，另一方面又因欺瞞青少年群眾讀者而遭世人的恥笑，遂使他們失去影響。但為了自己的存在，他們不得不繼續欺瞞下去。

# 法國式毛主義的類別與興衰1966-1979[24-0]


高達樂（Claude Cadart）

法國政治學院國際研究所


## 一　文革與法式毛主義

從政治學的觀點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許是一場龐大的政治反革命，其性質既含有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狂熱，又帶着濃厚的軍事官僚主義氣息。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至少在1966-1968年間，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是如此「體驗」這場「革命」的。相反，他們把它當作是革命群眾和被壓迫民族從已墮落的共產主義大陣營的官僚領導，以及從世界資本主義巨頭們箝制下解放出來的一場偉大的革命解放運動。

當時我是一個關注當代中國歷史的法國極左派知識份子，但我警覺到這場「大革命」所謂的獨特「創新」，要比過去十七年間紅色極權政制下任何最壞的情況更加倒退、更加黑暗。

可悲的是，三十年前的這場空前絕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卻吸引了當時大批法國知識份子，特別是左派或極左派的知識份子：作家、哲學家、藝人、教師、著名報章雜誌發行人⋯⋯。這個熱潮也擴展到深受他們影響的大學生和青少年群眾。換句話說，它席捲了整個法國知識界，並逐漸形成一股真正法國式的毛派潮流。值得注意的是：從1966年尾到1972年初，正當這股毛主義潮流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裏狂飆時，中國大陸的群眾已經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失去熱情；而法國式的毛主義直到1978年還在猶豫，並在傳媒界、電視「文化」節目中為準知識份子大學生指引方向。一直到中國官方在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情況才有改變。

甚麼是毛主義？基本說來，它是斯大林主義紅色極權制度裏的嫡系，並逐漸演變成：（1）在一個龐大落後國家裏奪取政權，執掌政權，必要時再奪取政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派系；（2）一個極權制度，帶有虛無縹緲又有極大伸縮性的革命烏托邦；（3）神權式的、對毛澤東個人和他的思想的盲目崇拜。對上述三個毛主義的根因，法國式的毛主義者或親毛派只接受第二個因素，即「烏托邦」，也就是毛主義的「外套」或「裝配」，它的幻景。至於第三點，即對毛的崇拜，他們只是勉強接受。然而他們為此辯護，認為這是中國社會暫時性落後的表現，並且說毛自己都不贊成它的「過份」。他們基本上崇毛，頌揚毛主義的「深奧」，吹捧「毛澤東思想」的「堅實」和「獨一無二的創新」。而對於毛主義引發出來的那種「為了奪回政權，不惜摧毀千萬肉體、靈魂和文化」的瘋狂行為，法國式毛主義者就絕不問津，甚至否認一切，根本不願聽到這些「無稽之談」！他們會把你罵成說謊者，加以攻擊污衊。

法國式的毛主義這一令人驚訝的現象居然能從1966年延伸到1979年，實在是那個時代法國知識界的恥辱。我自己雖曾竭力去揭發它的醜惡，但總還是感到某種自責，這是因為我沒有及時認清我自己和某些「同道人」之間的基本分歧。直到今天，1996年，法國知識界的這種恥辱依然存在。除了幾位比較有勇氣的人士，像吉斯瑪（Alain Geismar）或者布羅埃（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夫婦等等之外，它從來沒有公開地對自己的「罪過」表示慚愧和反省。我無意對法國式的毛主義作道德判斷，更不願對之加以宗教式（也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批判」，我只是嘗試探討這個病情的各種症象、追溯病情迸發的線路和緣由。

毛主義與法國知識份子[23-0]


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


在法國，毛主義與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命運是很不同的：後者很快就在社會尤其是工人階級中紮根；前者則始終居於邊緣地位。直到1968年5月學生運動興起，稍具實力的毛主義組織才見形成。一方面促進了五月運動的解體，加強了青年尤其是大學生的困惑；另一方面也給當時反對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毛式「文化革命」增添了光彩。不過，即使在那時，毛主義的影響也從來沒有真正伸展到工人階級。幾年之後，原有的毛主義組織相繼分崩瓦解。相較起來，毛主義對學生的影響要比對其他知識份子來得深遠。

可以說，從1919年開始，共產主義、特別是後來的斯大林主義對西方知識份子尤其是法國知識份子，產生極大的誘惑力。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儘管共產主義犯下不少錯誤和罪行，例如1930年起在農村強制實行的集體化，斯大林權力的無限膨脹和大搞「個人崇拜」，1935至1938年莫斯科大清洗，遍布世界的恐怖，蘇德條約等等，但仍無損其在知識份子心目中的魅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使這些無知的人相信斯大林式制度的優越性。法國知識份子因此無視那些關於俄國社會本質和現實的信息，並將這些信息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宣傳」。或者，他們用偽現實主義的推理方式為一些無可否認的可怕事實尋找藉口，例如說甚麼「不打碎雞蛋就無法煎蛋」，藉以掩蓋一個事實：雖然已經打碎了堆積如山的雞蛋，但卻始終沒有做成一個煎蛋。

1948-1949年的鐵托分裂，使共產主義者及其同路人出現裂痕，不過，情況還不算嚴重。1950至1952年間，新一輪的「莫斯科大審判」並未引起中歐和東歐社會主義衛星國的任何反抗就是一個例證。到1956年3月赫魯曉夫的報告出籠，「左派知識份子」才出現了重大分歧。當時，有一些所謂「現實主義者」持一種可笑的論調，如薩特（Jean Paul Sartre）悲嘆赫魯曉夫利用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權威來揭露前任領袖——人民偉大的父親，把某些殘酷的真相突然拋給毫無準備的人民：其目的昭然若揭，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政權在「修正」共產主義的政權。然而，隨着波蘭與匈牙利革命的爆發，局面日趨混亂。薩特之流多方努力，以求混淆這些運動的涵義；他們也企圖寄希望於波蘭哥穆爾卡政權。不過，這一切都很快化為泡影。

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從50年代中期開始，法國的共產主義同路人開始把注意力慢慢轉向中國和毛主義。理由是，中國不僅光榮地「從帝國主義的鎖鏈中解放出來」，而且這一博大的國家自1960年以來還傲人地和莫斯科切斷聯繫。中國共產黨人揭露赫魯曉夫的所謂「修正主義」，並宣稱自己才代表真正的「馬列主義」。法國號稱「獨立」的大報《世界報》載文讚揚韓素音充滿謊言的書，吸引了很多人去中國旅遊朝聖。他們發回的報導寫得天花亂墜，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甚至稱讚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真正革命和發動群眾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制度（她敬佩中國可以動員每個老百姓拿起拍子打蒼蠅）。這些人只看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卻絕口不提隨後的鎮壓。對中國發生饑荒的傳言，他們則歸咎於「帝國主義的誹謗」。

因此，法國的「進步主義者」熱衷於「文化革命」是不足為奇的。很快，1968年5月的學潮就又提供了新的混亂場合。法國學生起來揭發專制的教育機制和陳腐的教學內容；人數日增的法國毛主義份子，表現出與中國一致的立場：支持中國迫害教師、專家和技術人員，否定上千年的文化成果以抬高「毛澤東思想」。作為1968年五月學潮的重鎮之一，他們以法國工人階級的名義批判工會和政治組織的官僚主義，運用毛的手段號召人民起來反對掌握國家機器的統治者。法國學生批判消費社會是一種以資本主義生產機器來異化人的新形式，並將這種異化的意識與在中國被毛主義批判的「經濟治國」混為一談。其實，「經濟治國」不過是中國民眾要求提高自身低下的生活水平及這一要求幻滅後的曲折表現。後來，即使是不認同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伊利什（Ivan Ilitch）及其同志也認為，中國的「赤腳醫生」是一種可以代替西方極端技術化、費用龐大且不人道的醫療體制的制度。

幻象就是這樣開始傳播的。在斯大林的「叛變」和「蛻化」之後，毛澤東通過「文化革命」發動了真正的和徹底的群眾運動。在兩三年之間，這種幻想吸引了大批毛主義份子，其中以學生為主。他們被信奉馬列主義的組織派遣到工廠，把自己改造成所謂的無產者，並以此來掩飾工人始終對毛主義無動於衷。到1970年代中期，毛主義已趨於消逝，只有個別的知識份子仍熱衷於毛理論，例如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把「革命」的毛主義和斯大林「人道主義的經濟主義」相對立（《斯大林對「人道主義」的發現》是阿爾都塞不朽的哲學著作之一）；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文學批評則把毛的極權主義隱埋在優美雅致的中國象形文字背後。

我曾經說過，「進步」知識份子對斯大林主義失望之後轉向毛主義，似乎令人困惑不解。可是，如果注意到以下兩個表面看來互相矛盾的因素，我們就不難理解了。法國人有一個已被證實的特點，即大部分法國知識份子都有一種顛覆政治的欲望。拿破崙曾經說過，在每一個士兵的軍用袴包裏，都有一根元帥的棍子；我們也可以說，在每一個取得哲學學位的法國知識份子的書包裏，都有一支伏爾泰的筆。這種態度其實混雜着面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悲慘與荒謬而產生的合法控訴和個人抱負。可是，在這些冠冕堂皇的動機背後，還有另一個令人不齒的動機：對權力的企羨，對現實的、確定的和有保障的力量的迷戀。我不準備對此做心理分析，只要看看這些操縱語言的人，在面對操縱槍桿子的統治者時所表現的自卑，再想想這些人早從柏拉圖開始就有作帝王師的野心，就足以解釋為甚麼會有那麼多的西方知識份子公然或秘密地投向斯大林共產主義的懷抱。當時的中國為西方知識份子提供了一種夢寐以求的理想境界，這裏不僅有一個自稱革命的政權，而且可以對這一政權給予最猛烈的批判而不會被認為是空想主義。所以，當斯大林的神秘光環消褪之後，人們就急於投向另外一個同樣可怕的政權。不過，與斯大林的政權相比，這個政權由於其新還可以宣稱其「革命」的純潔性，但它也同樣需要軍隊和「人民」警察的裝甲師來維持。這就是為何幻象從俄國轉向南斯拉夫，又轉向中國、古巴、阿爾及利亞，最後甚至轉向阿爾巴尼亞的緣故。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盲目。1968年6月，我寫過一篇題為〈1968年5月：突破口〉（“Mai 1968：la brèche”）的文章，其中寫道：

「把法國1968年的五月學潮與中國的『文化革命』進行比較是錯誤的。儘管形勢、政治力量以及所遭遇到的問題極其複雜，文革的主旨還是明確的：在這一大規模的運動中，毛派利用廣大民眾反對其對手以達到重新掌控官僚機器的目的。這樣大規模的動員，不言而喻，唯有在各地被動員的社會階層試圖自行其是的情況下才可能。當然，整體上說，毛派到處都保有對形勢的最終控制權，也是顯而易見的。」

「把法國革命學生對消費社會的批判等同於中國毛派對經濟主義的揭露，是完全的概念混淆。毛對經濟主義的批判是一種混合體，其中有斯大林主義的狂熱，有將工人的要求變成中國人民的『政治鴉片』的企圖，然後是將人民群眾對官僚制度的批評轉移為尋找替罪羊清除另一部分政府官僚的行動。把法國學生對師生關係、文化和學校的批評，與中國揭發教師、批判『教條主義』，進行『自由討論』等相提並論，也完全是概念混淆。在中國，這類行為旨在給七億中國人強加一個新的聖經，這就是那本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真理的荒謬小紅書。」


廖曉英　譯


注釋

[23-0]原載《二十一世紀》總第36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

会议摘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04w4xiQtPs

周孜仁：……那么现在我就需要索问一下，为什么轮到我们？我们为什么成了重庆文革的第一块石头？

我49年5岁，那么到66年参加文革22岁，正好17年，我是完整的经历了这个过程，用官方的语言说，就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是完整地接受了共产党的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而且正好和我们的这种国家的重建同步，也经历了所有的，从不间断的，荒唐的政治运动，从土改、肃反、反右、大跃进、饥饿年的阶级斗争，中苏的论战，最后是文革。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产儿，我浑身充满了这个时代的胎记，我对自己的解剖就是对这个时代的解剖。那么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什么样，我想把它总结几条：

第一个，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把中华文化和历史传统扫荡殆尽，那么过去的东西，要么就是封建迷信，要么就是资本主义，当时因为苏联是我们的大哥，所以还能够仅存一些苏俄的文化，这是我唯一能接触的。后来中苏一闹翻脸，苏联就被称为修正主义。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什么文化的营养，人类的那种美好的东西，没有了，只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上小学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组织年轻人砸那些庙。我们的学校就在一座庙里面，我们当时就有点像文革。刚才介绍的破四旧我在小时候就见过。也就是说文革的发生并不是偶然，而是17年一以贯之，从共产党一掌权就开始的。我记得当时就通知我们要砸庙了，我们小孩就跑去看热闹，把菩萨的眼珠子拿来作玩具。我看了一个统计资料，解放初，成都的庙宇大大小小，不含九座清真寺，一共156所，但到了文革前，几乎扫荡干净，只剩了两个：一个是杜甫草堂，因为毛泽东去看过。第二个是武侯祠。那么连历史上标志性的人物唐玄奘，曾经在我们成都大慈寺修炼了很久，是个标志性的东西，都全部砸了。文革时把它变成了监狱，关造反派的。

第二个，我们的教育方针说的很清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么我们就想起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有一句话：“一个民族国家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绝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而服务。”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说，读书就不要求你好好读，你就是要怎么样进行政治修炼。我后来上大学，尽管学的是工科，但我认为我是进了一次神学院。那是我们所有班级全部配备政治辅导员，就相当于我们的忏悔牧师，随时给汇报思想，甚至好多同学随时给他告密。到了1964年的时候，毛泽东给他的侄儿毛远新的讲话就正式作为文件传达给我们，就明确说了：书读得越多越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学什么东西？

第三，还有就是全社会的一种社会的恐惧感，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小孩的人格被严重地扭曲，为了保护自己，从小学会说假话，甚至告密。我举一个我非常深刻的例子，1959年的秋天，当时大跃进失败了，成都的郊区已经开始饿死人了，我们也听说了，但没见过。我记得就是我去学校报到，快到学校的时候，突然看见一群饿肚子的人，就像我们以前阶级教育的时候说解放前的那种很贫苦的人，衣服非常破烂，而且面有菜色，走路都走不动了，然后几个人提着鞭子把他们赶着从我面前走过。当时我一吓吓坏了，我在新中国接受的都是我们怎么美好，怎么突然看见这个队伍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当时就想极力躲避，我不敢相信这个，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甚至说出去我就完蛋了。因为当时通过反右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不能说出去半个字。更糟糕的是后面：没几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们的语文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题让我们写大好形势，而且体裁不管。我当时——现在想想，我为什么当时就莫名其妙写了一首长诗，模仿马雅科夫斯基的，歌颂形式怎么大好，公然把我买的新的作文本写了整整一本，就剩了一页纸。最糟糕的是我们语文老师在下一次作文评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班这次出了一个大鲜花”，就是说的那首长诗写得多好，他说，“你看，我把剩下的那张纸打了一个大大的5分”。我觉得这件事对我幼小的心灵的扭曲很大，现在想起来，如果我那位老师当时不是这样，而是对我说：“一个真诚的孩子，应该对那个穿着新衣的皇帝说：你一丝没挂！”，我想我人生道路可能就会改变了。但是，非常可惜，那种恐惧感，让我学会了说假话。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好像是浸入血液了，1968年文革的时候我在广州，正好香港那些人来回家探亲，正好看见他们一个个穿得西装革履，给我们觉得他们挺富裕的。但我怎么想？我想那全是装的，他们为了回家能装上，宁肯头上多抹二两油，肚子里面少装二两油。

那么第四个就是封锁消息，我们什么都听不到，所以接受的都是虚伪的，片面的，不真实的东西。那时就想到世界上的阶级兄弟在受苦受难，我们就应该成为一个圣主，这是一种宗教崇拜。那么毛泽东要搞文革，要建立他的一统天下，就必然需要他的信徒。那么正是因为17年的教育，就把我们培养成了他需要的打手和牺牲品。这就让我想起了希特勒在1933年“五一”节的一个讲话，他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们那边的’，我就平静地告诉他：‘你的子女已经不属于你了，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你的后代将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个新社会’”。其实，我们就做得更彻底，不仅我们这一代已经是毛泽东的了，我们父辈的那一代也完全成了他的。我举一个例子：在文革武斗的时候，我们机械系四年级一个同学在武斗中间被打死了，打死了就开追悼会，追悼会时他父母都是教师，也是教书育人的，上台讲了话。现在想起来是非常可悲的。他母亲怎么说呢：“我失去了心爱的战友，心爱的儿子，内心非常悲痛，但我感到骄傲，因为我培养子女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那就是说人已经没有正常的感情了。他培养的人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蔑视自己的生命，也蔑视别人的生命。就完全成了一个宗教的工具。我也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打那个常规武器建设厂的时候，那一天死了十个人，其中有一个同学没有死，是无线电系的，他的钢盔被打掉，然后子弹直接穿了过来，把脑浆带了出来，成了植物人。后来，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看他，他还会发简单的语音。我们一说“毛主席万岁”，他就这样（手伸向前方），然后说刘少奇，他马上就小嘴抹黑，就是说当时他真的可以叫做”融化在血液中“了他最后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最后学校把他赶了出去，回到他的老家，捡垃圾堆的东西来吃，死掉了。

@tonytian 右边似乎有一只小熊维尼。

@momoro 之前说的内容都是针对西方反应的有感而发，最后我还是说一下对300年殖民这种观点本身的看法吧。首先，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中国，总是最不择手段的能够上位，秦始皇能斗过六国，刘邦又能斗过项羽。相比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西方国家带来的秩序大概率是更好的。但同时我认为对西方的期待不宜过高，因为共产主义的传播本身可以说正是西方殖民的后果之一，我们知道，中共的许多早期领导人其实都有过留学的经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朱德等中共骨干不少都是留法留德时接受了共产理论的，其它国家共党首领，例如越南的胡志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还有阿富汗的阿明等人，也都是在西方留学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这些人从哪学会这些邪恶理论的呢？正是西方。第三点，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夺权成功本身就有很大的偶然性，假如不是因为当初内外交困的环境，假如不是因为日本人入侵，张学良背叛，杜鲁门上台等变数，结果怎样很难说。而假如共产党没有夺权，我认为中国是能够走出皇权专制的圈子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最后，我的朴素经验告诉我，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便车并不好搭，因为并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与自己不相干（或者说不直接相干）的人的命运。即便这条路目前看不到希望，但恐怕仍然是唯一之路。

@qianxiahy 愿闻其详。

评论区里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很好地展示了此类人的思维方式和感情倾向：

1.「这才是比较符合观念论历史主义传统的考量，毕竟革命主体千千万，不满意随时可以换，弥赛亚时间就是一瞬，错过了就会后悔几百年，为了rev能成功把工人扬弃掉对于高度发达的消费主义社会（服务业从业者占多数，物质丰富强调个人个性发挥）没有什么不对的，虽然被排挤出去的工人变成了你们老保的缓冻资源了也很讨厌……（我是铁缓冻的时候也讨厌工人和扶住工人的康米，好吧我承认我就是憎恶穷鬼ww）亅

2.「其实“人”蛮脆弱的，跟“主义”比，我们生活在模因时代，基因的东西只是速朽的场域性的东西亅

3.「肯定是因为你同情穷人，我则是出于憎恨穷人右转左的亅

知乎上有一篇文章，比较好地总结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不过这篇文章本身可能也是翻译过来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7621963

「社会革命有很长的历史，人类所知至少可追溯到Plato的The Republic（理想国）。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是启发Kar Marx在19世纪发展他的理论的原因。在20世纪，俄国在1917年Bolshevik革命的成功掀起了欧洲和美国的马克思势力对未来的期待，他们认为劳工主导的世界将要到来待。俄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将引领革命的力量走向胜利。

欧洲的马克思革命力量紧握这个机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后，在德国，Berlin曾发生一场由Rosa Luxemburg发起的共产主义“Spartacist起义”（Spartacist uprising)；Bela Kun在1919年建立了一个匈牙利共产党共和国。在当时，欧洲普遍忧虑于陷落于Bolshvism阵营。Trotsky红军在1919年侵略波兰，让这种迫近的毁灭感变的更加真实。

然而，1920年在Vistula战役中红军被波兰军队打败。Spartacist，Bavarian Soviet和Bela Kun政府都没能获得工人们的广泛支持，短暂持续后都被推翻了。这些事件让欧洲的马克思革命者们难堪。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下，被压迫的工人们应该是社会革命的受益者，因为这会把他们放倒势力结构的顶层。当这些革命机遇被摆在他们面前时，然而，工人们没有做出反应。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他们的理论存在问题。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工人。

一群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解决了这个困境，他们通过分析社会的「文化“超结构”」，而非马克思所做的只针对「经济子结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Antonio Gramsci和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Georg Lukacs对这个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贡献最多。

Antonio Gramsci于1923-24年间在Moscow和Vienna给「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工作。他在后来被监禁于Mussolini的一个监狱里，在那里他写了著名的"监狱笔记“（Prison Notebooks）。在马克思主义者中，Gramsci最有名的理论是：以「文化霸权」来取得「阶级主导」。在他的观点中，只有在创造出新的”共产主义人类“后，任何政治革命才可能成功。这导致他们开始集中更多精力于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上。Gramsci设想了进军社会各机构，包括政府，司法，军事，学校和媒体。他还得出结论：只要工人们还有基督徒的灵魂，他们就不会响应革命号召。

Georg Lukacs是一个富有的匈牙利银行家的儿子。Lukacs在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是一个「共产国际」的特工。他的书「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让他获得赞誉，成为继Kar Marx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导者。Lukacs相信，要想让马克思主义文化占主导，现有文化必须被摧毁。他说，”我看对社会进行「革命式」的摧毁是唯一的解决世纪「文化矛盾」的方案，“，还说，”要想实现世界范围的价值观颠倒，必须要先灭绝旧的价值观，并由革命家们建立新的价值观。“

当他在1919年成为匈牙利的Bolshevik Bela Kun帝国的文化部副政委时，Lukacs发起了后来被叫做”文化恐怖主义“（Cultural Terrosism）的行动。他在当时在匈牙利的学校里设立了一个极端的「性别教育课程」。匈牙利的儿童被教导：「自由恋爱」，「自由性爱」，中产家庭传统观念的落后性，单一婚姻的过时，宗教的不重要（剥夺了人们的所有乐趣）。女人也一样，被号召起来反对当时的性观念。Lukacs的”文化恐怖主义“运动，是后来进入美国校园的「政治正确」的前身。

在1923年，Lukacs和其他的马克思知识分子与「德国共产党」在德国Frankurt的Frankurt大学联合建立了「社会研究机构」（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这个机构，后来被叫做「Frankurt派」（Frankurt School)，以Moscow的Marx-Engels机构为原型。在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Frankfurt派」的成员逃离。多数人来到了美国。

「Frankfurt派」的成员，对于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崛起的背后起推进作用的，信仰，心态和价值观上展开很多研究。「Frankfurt派」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分析和Freudian（弗洛伊德式，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结合，形成了后来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对西方文化主要元素的毁灭性批判，包括对：基督教，资本主义，权力，家庭，父权制，阶级，道德，传统，性节制，忠诚，爱国，国家主义，传承，种族中心主义，常规和保守主义。这些批判反映在了「Frankfurt派」的作品中，如Erich Fromm的「逃离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和「耶稣的教条」（The Dogma of Christ），Wilhelm Reich的「法西斯的群体心理」（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还有Theodor Adorno的「独裁者的性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独裁者的性格」出版于1950年，它对美国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影响很大。这本书基于一个基本观点：社会中存在的基督教，资本主义和父权家庭，产生的性格，易导致「种族偏见」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独裁者的性格」成为了一场反对任何偏见与歧视的国家运动的手册，它基于的理论是：如果这些恶不铲除，另一场「大屠杀」可能会在美国的土地上上演。这场运动提供了「政治正确」的基础。

「批判理论」中纳入了一些子理论，他们都是为了破坏现有文化的特定元素，子理论包括“目权主义理论”， “双性理论”，“性格理论”，“权威理论”，“家庭理论”，“性取向理论”，“种族理论”，“合法理论”，“文学理论”。付诸实践后，这些理论会被用来推翻主导的社会秩序，并带来基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

为了实现它，「Frankfurt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意识到现有社会结构中的「传统信仰」必须要被破坏并替换。父权社会结构将被替换为母权；「男人与女人是不同的，扮演不同的角色」的观念将被替换为「双性」；「异性恋是正常」将被替换为「同性恋是正常」。

作为一个为否定白人，异性恋男性的内在价值的大计划，「Frankfurt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打开了Trotsky随从对种族和性别的敌视的大门。Leon Trotsky相信受压迫的黑人会成为在北美爆发共产革命时的先锋军。他指责那些歧视黑人的白人工人，并指导他们与黑人团结起来一起革命。Trotsky的想法在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中被很多学生领袖采用，他们在运动中尝试抬高黑人革命者的领导地位。

学生革命也被Herbert Marcuse的思想所影响，他是「Frankurt派」的另一个成员。Marcuse布道“大拒绝”（Great Refusal），拒绝所有西方概念，主张性解放，女权主义和黑人运动的正当性。他的主要论文讲的是：大学生，贫民区的黑人，被边缘化的人，反社交的人，和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可以在共产革命中取代父权主义。在他的书中，「一篇谈解放的短文」（An Essay on Liberation），Marcuse宣称他的目标是激进地重新解读价值观；放松禁忌，文化颠覆；「批判理论」；系统性地歪曲对于语言解读的语言学式反抗。对于种族冲突，Marcuse写到：白人男性是有罪的，黑人是最天然的反抗力量。

从「政治正确」的起源来看，Marcuse或许是「Frankfurt派」的最重要成员，因为他是1960年代发生的「反文化」运动的关键链条。他的动机很明确：“一个人可以正当地谈论文化革命，因为抗议是直接针对整个文化根基的，包括现在社会的道德观念……”。他的方法是把强大的，原始的「性」的力量从文明的制约中解放，这个信息在他的出版于1955年的书「爱神与文明」（Eros and Civilazation）中阐释。Marcuse成为了1960年代青春期性反抗的引领着之一；他自创了这句口号，“创造爱（做爱），而不是战争”（make love, not war）。在这一角色下，「Frankfurt派」所释放的链条式马克思主义影响已经完成：从1919年Lukacs在Bolshevik匈牙利政府任职文化部副政委，到1960年代美国学生烧国旗，占领大学办公室大楼。今天，很多这些大学是「政治正确」的堡垒，之前的极端学生成为了大学工作人员。

「政治正确」的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是Betty Friedan。通过她的书「女性的神秘性」（The Feminine Mystique），Friedan成为了美国现代女权运动之母。Friedan不是「Frankfurt派」的成员，但她深受其影响。她的书提供了对「政治正确」研究的很好案例。

在「女性的神秘性」中，Friedan用了几乎一整章的篇幅来写Araham Maslow的「自我实现理论」。Maslow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在他早年研究过「女性主导」和「性取向」。Maslow在Bandeis大学是Herbert Marcuse的一个朋友，并在1936年见过Erich Fromm。Fromm的「Frankurt派」意识形态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他写了一个文章，“独裁性格结构”（The Authoritarian Character Structure），出版于1944年，文章反映了「批判理论」中的性格理论。Maslow也被Wilhelm Reich的作品影响，后者是「Frankfurt派」性格理论的发起人。

要想了解「政治正确」历史根源 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看清Betty Friedan对「性别角色」发起的革命的本质——一个由Karl Marx发起的社会革命过程的体现。Friedan的作品依赖于Abraham Maslow对「Frankurt派」意识形态的反思，是一个表现。其他的体现包括：Friedan对「性别角色」的革命，与Georg Lukacs对旧有价值观的灭绝并替换，与Herbert Marcus的重新解读价值观，相互对应。但是把父权社会转换为母权社会——也就是「性别反转」想要实现的——可以直接关联到Friedrich Engels的书「家庭，私产，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出版于1884年，这本书流行化了一个现在被接受的女性信仰：针对被压迫的女性的歧视是「父权社会」的一个基本功能。「母权社会是解决父权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想法来自Marx出版于1845年的「日耳曼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在书中，Marx推进了这一想法：妻子和孩子是父权社会中男性的第一财产。「Frankfurt派」的母权理论（和它的类似的，双性理论）都出自于这些作品。

主张「政治正确」——或者说它的真实名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公众面前讲话时，会把他们的想法说的很诱人。他们会说，那只是因为他们对其他人感到很“敏感”。他们用一些词，比如“容忍”，“多元化”，质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相处？”

现实并非如此。「政治正确」根本不是“对其他人好些”，除非有人觉得gulag（古拉格，俄国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是好地方。「政治正确」是马克思主义，它们同样意味着：失去言论自由，思想控制，颠覆传统社会秩序，并最终，变成极权国家。如果有任何，「Frankurt派」所建立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比摧毁了俄国的旧的「经济马克思主义」，更加让人感到恐怖的特点的话。只要，「经济马克思主义」没有抬高「性变态」，也没有尝试建立「母权社会」，正如「Frankfurt派」与其衍生意识形态所做的。」

@momoro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原本是有维基百科的详细介绍的，但是现在在维基百科搜索“文化马克思主义”，只会告诉你说这是极右阴谋论。应该说这种说法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的确有许多反犹的阴谋论者说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阴谋。但是这并不表明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客观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20世纪初马克思的预言失败后的确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将重点从经济转向文化，代表者有葛兰西、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详见https://newdiscourses.com/tftw-cultural-marxism）
简而言之，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失败后的产物，当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一战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共产革命，各国的工人阶级选择站在了自己祖国的一遍，于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反思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反思的结果是共产主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工人阶级身上，因为西方的工人从小受到资本主义、爱国主义、消费主义、基督教等等的洗脑，所以丧失了革命觉悟，“看不到自己的真实利益”。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共产革命，就必须瓦解掉西方国家的传统观念、传统信仰、通过教育系统把革命觉悟灌输给年轻一代，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进行"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这应该是葛兰西的原话，即通过“长征”的方式，控制西方的重要文化机构，例如高校学府，就结果来看，这场“长征”很成功。另一个方向则是身份政治，这应该是由马尔库赛首先提出的（马尔库赛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中曾经呼风唤雨），即以种族、性别等身份为切入点，借助身份政治实现革命，马尔库塞的这套理论由他的黑人女学生安吉拉·戴维斯发扬光大，戴维斯是美共成员，同时又是种族批判理论的先驱，她的思想又深刻影响到黑人女权运动，继而促成了BLM运动的诞生。这是战后左翼思想的一条重要的线路。另一条线路就是“后学”，即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酷儿理论等理论，代表人物有德里达、利奥塔、福柯这些人，后现代主义先是兴起于60年代的法国，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与法共连接甚密，有的直接诶都是法共成员，但这类人大都经历了一个共产理想破灭的阶段（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发表了秘密报告，把左派一直遮遮掩掩的大清洗和大饥荒的事情公布了开来），总之，这些人理想破灭后就开始走向虚无主义，要把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等“元叙事”都否定掉，乃至于否定掉客观现实本身和一切价值标准(当然也就包括自由人权），认为语言不能表达确定的意义，知识都是建构，“文本之外无他物”，等等，取而代之的就是福柯式的权力万能论，认为权力塑造了一般人的知识、语言和价值观，使人们对压迫习以为常。福柯在世纪末曾经和乔姆斯基有一场辩论，里面他就直说无产阶级不是基于正义才要打到统治阶级的，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想要夺权，夺权就是为了夺权本身，正义是掌权者构建出来的空洞概念。后现代思想80年代后便在法国消声匿迹了，但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根发芽，通过各种“文化研究”为美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再往后又与新马克思主义合流，形成了在美国盛行的Woke意识形态，一些人笼统地称其为白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90年代也一度盛行后现代思潮，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六四运动的失败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的犬儒风气。

这是左派思想在西方的转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但我认为这一切不能完全地归于左翼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我们知道自由主义是主张自由、平等、宽容的，但这些原则一旦发挥到了极端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方说自由，极端化的自由倾向于否定一切传统、规范、法规、而新马克思主义恰恰迎合了这种极端自由，在新马克思主义主义看来，西方国家的自由都是假的，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要否定一切的旧传统，旧思想，旧伦理，旧文化，建立一个人间天堂，这些理论对于哪些急于否定传统的自由派大学生显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极端自由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自由和责任的分离，导致对个人责任的否定。比方说，自由派在解释犯罪的时候，倾向于认为犯罪是由环境滋生的，是因为生活环境差才导致人犯罪。再比如，在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群的收入要低于另一个人群的时候，自由派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社会的打压和歧视，或者是受到了更加说不清的“隐形歧视”。这种逻辑推到了极致，就变成了：假如一个人没有过上好生活而是成为了罪犯，那么他自身没有任何责任，错的都是社会。而新马克思主义就特别擅长解释“为什么错不在你而在西方社会”，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理论叫做“批判理论”，专门来解释那些“看上去很公平，实际上是压迫”的制度的，所谓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就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但事实上，把一切问题都归结“西方社会的问题”，那么西方社会本身也就变成了一个筐，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自由主义的另一原则就是平等。而平等原则被发挥到了极致后，就会从“机会平等”变成“结果平等”，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来“平等”地分配资源，这正与共产主义理想不谋而合。但事实上，这种结果平等只会产生新的权贵，而且是极权主义的新贵。再有一个就是自由主义的宽容倾向，自由主义是主张宽容异见的，是主张普遍的言论自由。但是，正如卡尔·波普说的：“无限制的宽容一定会导致宽容消失。如果我们把无限制的宽容延伸至不宽容之人，不去捍卫一个宽容的社会，任其遭受不宽容之人的打击，那么宽容者反而会被消灭，宽容本身也将不复存在。”一味地主张自由，一味地给不尊重他人自由的威权左翼开绿灯，结果便是让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和Woke信徒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于“反西方”反而成为了西方的主流，使得葛兰西这类人的“长征”居然真的达到了目的，整个学术界和媒体界都纷纷左转，那些主张宽容的自由主义者，反而成了列宁所说的“Useful Idiot"。所以说，造成西方的现状的不仅仅是左翼，西方自身也存在着很多弊病，再加上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等因素给西方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这一切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momoro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批评西方”不仅在中国的舆论是主流，在西方的舆论中也是主流。在中国会成为主流，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正常的舆论，是因为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太强。在西方会成为主流，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部，以反殖民、反资本、反帝国理论为代表的左翼思潮本就在知识分子中间长期盛行。传统的爱国观念和对西方制度自身的自信均被斥为反动的西方中心论，许多进步人士为了更快地推进自身的议程，例如种族正义，性别平等，宗教宽容，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西方描述成一个集聚了种族主义、男权主义、帝国主义诸多原罪为一身的万恶之源，因为仿佛只有把自身的社会描述得一无是处了，才能唤起人们变革的激情。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在骂西方，骂到最后西方人自己（主要是知识分子）也忘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西方国家的许多年轻人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他们自己的社会是最邪恶，最压迫的，他们评价一件事物的是与非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正常的价值坐标，理解不了，或者说接受不了西方说带来的那些事物并非全部是负面的，而所谓的被殖民的地区，也并不能简单地以一种“被压迫者”的标签简而化之。

中国与西方，一个是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通过民族主义叙事将西方描述成压迫者，将共产党描述成解放者，用以为一党专政服务，另一个则是从“文明原罪”的基点出发，通过左翼理论瓦解西方内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把自身的传统描述得一文不值，号召年轻人把自己的社会打到。这两派思想出发点截然相反，却殊途同归，推导向了同似的结论，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momoro 我的经验是如果一个人因为受到欺骗而曾经强烈过支持过某种事物，那么在欺骗失效之后，强烈的爱就会转变成强烈的恨。由于我从小就拒绝接受中国特色爱国主义的灌输，所以在我思想成熟之后也没有因此转变成一名彻底反对国家和民族的人。

事实上，我从小就一直被学校里的老师认为“西化严重”。老实说我当时根本都不知道西化是什么，但是这就是当时许多老师对我的直接感受。我在小时候是很不受忠党爱国教育的影响的，在听到“红领巾是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的时候，我心中泛不起任何波澜，从小到大，每次升国旗唱国歌的时候我都只会象征地动动嘴皮假唱。

少年时期，我曾经在书中读到过最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民众有烧国旗的自由，当时觉敢于烧毁本国国旗是一种不畏权威，追求自由的表现，而且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中国。此外，当时我也赞同“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种言论。至于”民族劣根性“的这种观点，我也曾经是很赞同的，我在初中时就读过鲁迅的许多杂文，也读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我还记得当时的我具有强烈的反儒倾向，认为传统文化基本没有任何价值

让我发生观点上的转变的原因有很多。我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阅读了关于先秦历史的书籍，例如《左传》、《战国策》、《史记》，而阅读这些书籍给我的一大感受就是中国的先民并不是些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的确，春秋战国的那个时代存在各种各样的争权夺利和相互背叛，但那个时代的涌现了许多重义轻利，道德高尚的人。有为了替死去的主人报仇不惜吞炭毁容行刺的豫让，有在伍子胥逃亡的路上慷慨相助而不求回报的渔父和浣纱女。也有像鲁仲连，虞卿这样为了阻止秦国一统天下而四处奔走的反秦斗士。这些人的事迹让人感叹生命的壮烈，这些人的言论也引起人广泛的共鸣。例如鲁仲连对秦国的评价：“秦国是个抛弃礼仪而只崇尚战功的国家，用权诈之术对待士卒，像对待奴隶一样役使百姓。如果让它无所忌惮地恣意称帝，进而统治天下，那么，我只有跳进东海去死，我不忍心作它的顺民。”对于这些历史的认识使我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自古以来的劣根性或者奴性，而中国也并不只有秦朝以后的历史，所谓的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思想也并不像共产党和一些革命人士说的那样是压迫工具，造成中国苦难的根源是“法里”，而不是“儒表”。另一个促使我转变观点的因素就是我所了解的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例如胡适、殷海光等人，对于本国的传统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持以的是一种相当尊敬的态度，而对所谓的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彻底否定的，反而大都走向了共产主义的新式独裁。最后，对于西方当下的各种问题，包括对取消文化，Woke意识形态、身份政治这类问题的认识，使我对造成这些现象的各种思想，例如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批判理论产生思考。我认为二战后长期在西方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对“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导致了知识阶层的自我厌恶、自我仇恨和与民众的脱节。民族主义发挥到了极端，会出现各种问题，但对于本国传统和本国历史的否定走到了极端，也会出现另一系列问题。在类似于乌克兰战争这样的事件中，使得小国拥有足够大的精神力量抵抗大国入侵的，实际上也正是民众对于自己国家和本民族传统的热爱。基于这些情况，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并没有糟糕到需要全部否定，而且，即便是一个自由国家，也需要维持一定的民族国家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