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ctorfield @Vectorfield@qoto.org

@nil 全球化当然是很关键的因素，我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我提到的这些转变也是确实发生了的，它与全球化不冲突。我要提醒的是当代的左派并不只是觉得平等还不够，你可能以为那些新左派和旧左派的区别仅仅是一个要机会平等，一个要结果平等，新左派只是要求的很多了而已。他们的区别远不止于此，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以美国为例，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的左派也在反对种族主义，现在的左派也在反对种族主义，问题在于种族主义的含义己经完全改变了：旧式的对于种族主义的定义是以一种以种族为依据，忽视个人特质的偏见和仇恨。反种族主义就意味着不以种族取人，把人当作有思想的个体，就像马丁路德金说的''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不应当是他的肤色，而应当是他品格"。而新左派则彻底改变了种族主义的定义，种种主义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压迫''，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就算你不以种族取人，只要你客观上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你就是种族主义者。怎么评判你是不是"压迫制度的受益者''呢？看你的肤色，只要你是白人，你天生就是压迫制度的受益者，换句话说，种族主义是白人与生俱来的特质，白人负有"原罪"。白人唯一的救赎之路就是跟着这些左派反对当前的社会制度，接受''觉悟''左派的意识形态。你光是不歧视黑人是不行的，必须积级地支持我们的左翼运动才能减轻种族主义的罪恶。而且，根据这种说法，就算你是黑人，拉丁人，亚洲人，如果你不赞左翼意识形态，你也依然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你在''客观''上维护了"压迫制度''。说到这里，我想其荒诞之处已经不言自明了。我想说的是，光看名字，他们好像是同一类人，但事实上他们有着根本不同，前者是基于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对于自由平等的信念，后者则基于一种反启蒙，反自由的极左意识形态。前者基于《独立宣言》，后者基于批判理论(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和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均有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前者相信人的道德和理性，相信沟通和合作的力量，后者则认为人不过是权力的木偶，无法沟通和合作，只能通过残酷的权力斗争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你看到现在左派根本不打算消弥种族的壁垒，而是人为地制造隔离，不打算与他人沟通，而是完全容不下任何异已观念，不打算遵守民主的规则，而是为了夺权不择手段。这种区别另一个明显的体现就是他们对美国宪法的态度，我不知道你对1619计划了解多少，1619计划是纽约时报组织的重写美国历史的计划，强调黑人在美国所受的压迫。1619计划有三个核心的观念：1.美国真正的建国时期是1619年，而不是1776年，建国的目的是为了压迫黑人。2.美国独立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英国人解放奴隶，好维护奴隶制 3.美国的宪法是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维护既得利益的文件。这不仅仅是对美国宪法和美国建国精神的否定，而且是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拒斥(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这种拒斥不仅在"反种族"主义中可以看到，在''女权"主义，"Lgbt"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中，等等，只要是批判理论所涉及的，无一幸免，这才是当代新左派的危险所在。用秦晖的话来说，激进和保守的差异固然很重要，但方向的差异更为根本，新左派的方向是毀灭。

@nil 在这些发展的背后，与之平行的，还有哲学思潮的演变。我认为驱动这些变化的哲学思想便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覆盖的思潮很多，但是在这些变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我认为有两个人，一个是德里达，一个是福柯。德里达试图解构客观事实，福柯引入了权力政治，这两人对学术圈子和左翼运动都有不小的影响。

对于客观事实的承认是合作和交流的基础，但我们在新左派运动和身份政治中看到的是，这些人反事实，反理性，在这些人看来，事实是一种建构，是一种"霸权''，你有你的事实，我有我的事实，理性不重要，并不存在某种客观真理。而如果一个人认为真理是不存在的，理性是无意义的，他就不会试图理解他人的观念，也不会与他人进行理性辩论。这样的人就倾向变成充满意识形态狂热的疯子，与现实脱节。例如几年前Evergreen College的教授Bret Weinstein就曾被"觉悟"学生指责为种族主义者，当他反问学生说"证据何在？"时，这些学生就说道"试图询问证据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体现"，Brooklyn College的一个教授Laurie Rebel 则认为"2+2=4''并不客观中立，而是体现了白人至上主义和父权制的压迫。Guardian在2020发布的文章中声称''woke"(觉悟)是右派发明出来的假概念，然而在2019年Guardian还在把"woke" 当作褒义词使用。纽约时报的1619计划先是宣称当前的美国历史是假历史，自己的历史是真历史，在被历史学家们反驳之后又宣称自己只是''比喻''。主流媒体总是说川普的支持者生活在''另类事实''中，但一开始对客观真理进行无耻攻击的恰恰就是左派。

福柯从尼采继承的权力政治则将社会视为权力的角力场，的确，理解权力是理解政治的关键，权力是各种政治理论关注的核心，但福柯式的后现代主义对权力有一种病态的迷恋，认为人就想没有思想的橡皮泥一样，被权力任意地塑造，权力是唯一真实的东西，掌握权力就能控制一切。在自由主义者的眼里，权力倾向于腐败，故必须受限制，但在福柯式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权力体现了强者对弱者的压迫，因此弱者就应该拥有绝对权力搞专政，这些人还认为权力的合法性并不源于大众的认可，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合法性(公平正义)。"无产阶级之所以同领导阶级进行战争，并不是因为这是一场正义战争，而是因为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不管怎么说，我有点尼采信徒的味道。换句话说，我觉得公正概念自身就是被发明出来和被使用到各个不同类型社会里的概念，如同某些政权和经济权力的工具，或像用以反对这些权力的武器。但我觉得公正这个概念在阶级社会里运作起来就像被压迫阶级所要求的和压迫者所认定的那样。" 这是他说的话，这是在几千万人被无产阶级专政谋杀后说的话。我想这一批后现主义者知道旧式阶级斗争和革命专制再也骗不了工人阶级，于是便把目标转向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成为了权力政治的新载体。

@nil
在身份政治成为西方国家常态的背后，是左派的转向。比起旧式的西方左派，如今的左派有着几点重要的变化：

1.左派关注重点的变化：

左派原本最关注的是经济问题，注重的是经济平等和穷人生活的改善，在20世纪下半叶，部分左派把重心转移到了文化上面，文派左派关注的不再是人口多数的普通人，而是各种"受害者''和弱式群体，被压迫种族，被压迫性别，伊斯兰教，殖民地国家，残疾人，等等。如果只是对弱势群体表示关注，问题倒也不大，问题在于这些左派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弱势群体上，并且用一种十分黑暗的理论解释弱势群体的遭遇，认为整个国家的普通人通在刻意以制度化的方式与弱势群体为敌，心怀恶意，甚至认为民主制度就是压迫的制度，左派认为弱势群体要想改善生活，就只能靠夺权，并利用权力进行言论审查和意识形态灌输。他们并不关心如何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也不关心社会的长远发展，而关心怎么让这些人变得更激进，更革命，以此实现自身的政治议程。其实这些文化左派虽然自称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但弱势群体很可能是''被代表''的，成为代表的前提是获得被代表者的授权，这些人并没有获得授权，只是声音大而已。事实上，文化左派的许多做法甚至是与弱势群体利益背道而驰的，比方说，有些男性自称自我认同是女性，连手术都没有做，就可以参加女子运动会，进女性更衣间，有的女性感觉不安全和不公正，表示反对，但第三波女权主义者就认为这是在歧视变性人。还有的女权主义者主张把''强奸''的概念无限延伸，认为语言表达也算''强奸''，这最终会使''强奸''变成无意义的贬义词，那些真正的强奸受害者反而会受伤害。再比如说在伊斯兰教这个问题上，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件，查理周刊也好，砍头事件也罢，那些号称支持同性恋和妇女平权的左派都一边倒地站在伊斯兰教的立场，对同性恋和妇女在伊斯兰教下的真实遭遇毫不关心，就因为伊斯兰教在这些人的眼中是''弱势群体''。左派边境问题上的态度也愚蠢得令人吃惊。再比如，西方的文化左派整天张口闭口就是殖民主义的罪恶，把英国和美国当作全世界最坏的国家，中国则相反，是受害者，因此就把所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指控视为''西方媒体''的宣传和''文化霸权''的象征，文革时期有一大批恬不知耻的法国左派替毛拍手叫好，在今天的某些西方左派眼里，新疆的集中营并不存在，是"西方媒体''的宣传。耐克是一个"很觉悟"的企业，在BLM运动中热情参与，然而却矢口否认强制劳动的存在。文化左派标榜自己在替弱女人，同性恋，穆斯林和前殖民地人民说话，但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想法

2.左派的精英化：

在19世纪，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左派运动是贴合普罗大众的日常经验的，当时工人阶级境遇确实很糟，工时长，工资低，环境差，既无社会保障又无议价能力，在政治上也没有话语权，被迫向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出卖廉价的劳动力。左派所讨论的问题是一般人切实关心的问题，左派运动能给民众带来切实的好处，普选权，八小时工作制，保障制度，这都是当时的民众所迫切需要的。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畸变，列宁主义开始兴起，而列宁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便是''先锋队''理论，即一般的民众都是呆头呆脑，思想落后的笨蛋，需要革命精英来拯救和改造，典型的"精英统驭群氓''。这种思想迎合了知识分子爱当导师的特点，在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吸引力(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出身于中等家庭的小知识分子)。当左翼分子接受了列宁式的思想，不再试图理解普通人的想法，而是迷信意识形态，他们就开始与民众脱节了。接下来的几十年，当左翼分子把苏联当成祖国，反对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大清洗和古拉格辩解，甚至不惜为此撒谎，来掩盖共产主义的彻底失败时，这个裂缝就变得越来越大了。这是二十世纪上片叶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又发生了重要的两件事：赫鲁晓夫于1956年发表了秘密报告，同年，苏联坦克开进匈牙利，自此共产主义彻底丧失了信誉。面对苏联神话的破产，西方的左翼分子开始改变策略，不久之后就出现了''新左派"，''新左派"的一个方向就是将重心从经济转移到文化上，另一个方向则是从群众运动转向学院政治。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的左翼分子已经无法通过理性说服一个正常人，于是便改变策略，先控制大学，再利用大学的影响力控制媒体，文化等行业，再通过这些行业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学院左派喜欢使用一般人听不懂的行话和术语，例如intersectionality (交叉性) ，affirmative action (肯定性行动) ，cultural appropriation (文化挪用)，这些术语之所以被创造，就是故意让人听不懂的，如果它们被翻译成大白话，其荒谬便显而易见了。新左派的这一策略目前而言似乎是成功的，但长久而言，这对左翼无异于自杀。

3.左派抛弃了启蒙运动以来对于''进步"的信念：

19世纪的左派和当代左派另一个极大的不同之处在于，19世纪的左派认为，进步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追求的，当代左派则对进步持有一种极为负面的态度。对于一个旧式的左派，不论他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认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存在好坏的差别，民主要好于专制，自由要好过奴役，科学要好于迷信，等等。而当代的左派则有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倾向，这通常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体现的，这些左派认为任何价值体系都是人们主观随意的选择，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民主其实没什么优越性，科学更是一种霸权。这其实也能部分解释为什么查理周刊事件后左派一边倒地站在伊斯兰教那一边。一个启蒙主义者不需要思考就本能地知道神权专制是一种十分野蛮落后的制度，世俗民主要好于神权专制，但在这些左派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先进落后，也没有什么好坏之别，世俗社会并不值得维护，不需要反对神权专制。相反，神权专制是一种''文化''，是"受害者"，需要"保护"。旧式的左派并不一定要相信人类社会可以变得完美，但大都相信人类社会可以变得比现在更加美好。在这种信念背后是一种积极的人性观，他们相信很多人类的罪恶大部分是源于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扭曲作用，通过教育，学习，沟通，协作，人们可以建成更美好的社会。当代左派的人性观则相当地黑暗，他们认为人们的道德都是假的，人们在乎的只有权力，人与人的矛盾是必然的，不可调合的，人们无法达成共识。直接的体现就是当代左派对交流和对话的排斥，伯尼·桑德斯参加了乔·罗根(根本不是右派，却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的播客，结果一群左派就开始声讨他，一些学校和公司甚至又重新依照种族设置了''隔离区"，只不过这一次是那些自称反种族主义的人在搞种族隔离。当代的左派是负面，死气沉沉的。但左派最初是理想主义者，究竟为什么发生了这种改变呢？我想这和社会主义的失败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最极端的犬儒主义者往往曾经是最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人越是天真地相信理想，在理想破灭后就越容易产生空虚感，变得愤世嫉俗。马克思主义把理想主义推到了极端，甚至把进步当成了历史必然，那么，等到共产主义在现实中破产后，那些理想破灭的左翼分子变便一下子成了激烈的犬儒主义者。今天的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却失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对乌托邦的热爱已经没有了，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并且沿伸成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仇恨)，什么都试图解构，却不知道解构之后的替代物是什么，变得空虚，懦弱，衰老，像是一个病人。左派不再是推动进步的力量，而像是社会的恶疾。

我所描述的转向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左派，但是发生了这种转向的左派，至少在英美成为了主流，民主党和工党如今都变成了"觉悟"了的中产阶级精英政党，这是很糟糕的现象，不过近十年是世界迅速变化的转折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料。

@nil
身份政治是一个比较老的概念，这个词在1977年就己经出现了，2016年大选使得关于身份政治的讨论进入了主流大众的视野，身份政治也是希拉里败选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我认为身份政治是与民主社会和自由主义不相容的，因为民主社会的一个前提便是其成员是人身独立，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和常识做出政治选择的个体，而身份政治是反个体的，意图以群体取代个人。民主社会当然也承认群体存在的权利，承认结社自由，但它与身份政治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民主社会认为结社应基于公民们自身的自由意志，身份政治则将某个标签(通常是与生俱来的生物特征)强加于某个群体。此外，民主社会固然承认结社自由，但同时也保障其成员的退社自由，身份政治则是不许人退出的。民主制度要求个体做最终的决断者，说到底，民主制度是一人一票，而不是一群人一票。

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前提则是，不同的人和群体可以通过协商和沟通形成共识，和睦相处，身份政治完全抛弃了这一点，而将社会理解成丛林式的权力角斗场。如果人们真的以身份政治的方式看待社会，这意味着，在这些人眼中，与你观点，立场，利益不同的人不是与你一样的正常人，而是可怕的敌人，整天只想着夺你的权，如果一个人一但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列宁和毛就是这样的人)，那么他就不会试图与对方进行沟通和解，而会变得异常极端，把权力视为唯一真实和值得追求的事物，认为美德和诚信都是''遮羞布''，并且更进一步，会为了掌权可以不则手段(枪杆子里出政权)。一个社会一但掉进这种陷阱，社会中的矛盾便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正常解决，这样离分裂与瓦解就不远了，如果更不幸一点，就会像俄国和中国一样步入极权主义的深渊。我认为英美离这种境况还很远，受这种病态思维影响的依然局限于上层阶级，两国的平民并没有如此腐化，并且在正在用选票对这些反自由的倾向进行反击。在英国，工党在2019年丢掉了相当多的工人选票，这些人以后也很可能不会再投工党，在美国，川普虽然输掉了选举，但他在多个族裔的工薪阶层中获得的选票数量都在上升，这还是在发生了新冠大流行，媒体一边倒向民主党的情况下。工党和民主党如今都成了精英党，长期来看，它们只会被本国人民抛弃。但是这些反自由的趋势依然存在，并且在今年的BLM达到了高潮(我同意黑人的命也重要，但BLM显然夹带了太多与之无关的内容，有问题的内容)。今年胜选的Kamala是一个典型的擅长身份政治和''觉悟''政治的野心家，拜登本人并不左，也没有意识形态''觉悟"，但此人是一个功利的政客，只要身份政治对他有利他便会顺应身份政治。

@nil 我之前以为秦晖说的''共同的底线''在西方是被遵守的，但是近年来的趋向越来越明显，欧美国家很多的很多人缺乏最基本的公民素养，缺少对良知品德的尊重，不愿意倾听双方的意见，既瞧不起自身的自由，也容不下他人的自由，认为现有的自由秩序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需要维护的。将理性与节制当成耻辱，将激情与放纵当作光荣。在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尤其是这样，2016川普的上台使得这一切变得显而易见，2020的BLM运动则将其推上了新的台阶。

@jost 应该和屏幕有关，我就是出自对护眼的考虑，一直不用oled屏的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