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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o @kotovalexarian@liberdon.com And I think there is a danger of putting too many things under the category of evil because we do need to maintain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minor crimes and serious evil activities, and we should prevent the word "evil" from becoming a slur thrown against each other, as it is also in the case of words such as "Fascism", "Far right", "Bigot", etc.

@freemo @kotovalexarian@liberdon.com Honestly I would rank these activities as major incarnations of evil, I think harming people's economic interest are quite minor crimes as compared with deliberately destroying people's lives, coercing them to do things against their own will, sending then to concentration camps, depriving people of their rights in the name of a state or a particular ideology, starving them to death in a man-made famine. So far as a can see, these are better examples of evil and can only be done through the power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 of few.

@freemo @kotovalexarian@liberdon.com Should I take the word "Steal" literally? Or do you mean the evasion of taxes? Would you elaborate on that one?

@kotovalexarian@liberdon.com @freemo I think a better way to put it would be that everyone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evil(and be good), being a worker or citizens doesn't rip yourself this potential, as this is part of human natur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at those who possess a great amount of power is more likely to turn this potential to be evil into a reality and cause catastrophic damages to people around him, as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

根据文章的描述,用户的信息并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从所有的巨头手中转移到了唯一巨头的手中,我不认为这可以被称为“隐私”中转。尽管如此,这种阻做法的确能减少第三方所能获取信息的数量。

完整的说法:

产品经理应该像上帝一样了解人性普遍规律

我记得看过一句话是说我们喜欢简单,因为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他定下来的规则也非常的简单。这句话好像是开普勒说的,有没有谁记得开普勒定律这些东西?很多物理学家会说我们发现宇宙的规律是很简单的,既然宇宙的规律都这么简单,我为什么要把很多事情搞复杂化?为什么说产品经理是站在上帝身边的人?一个是我想奉承一下产品经理,赞美一下大家,另外一点是说大家很像上帝,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上帝是一个建立了简单的规则,然后让这个世界演化。

我这里想表达的是,产品经理和上帝一样,也会俯瞰芸芸众生,知道他们的欲望,然后给他们制定一些规则,让他们按照这个规则来运转。当你做到了这一点,你就会像上帝一样的,你会有上帝的成就感。

首先你要了解他们的欲望,然后你要通过你的产品去满足,并且他们在使用的过程里面是按照你的预期来的,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样自己去演化,然后你就在旁边看热闹就行了。

就像我们只做了一个很小的功能摇一摇,然后每天有几千万上亿次摇动在发生。我们知道这耗费了很多能量,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在摇动的时候做一个能量收集器,能够把摇动产生的动能收集起来用来发电,然后我们把它慈善的捐出去。因为每天浪费了太多的生物能,很多人都在做无用功,其实他又找不到女孩子。我们后台的数据看过这种搭讪的成功率是很低的,但是据无数的男性在那里拼命的摇啊摇,然后还有很多女性在那里摇,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们对女性的心理研究不透彻的话,你就损失了一半的用户。所以我们的产品经理现在都在看一本书叫《女性的起源》,我推荐你们也看一下。我们有一半的用户是女性。

女性为什么会摇呢?其实在座的很多女同学,她们不愿意说而已,有没有哪位女同学敢于说一下?(台下:检验魅力值。)

嘉宾:说得非常对,这里说一个小插曲,可以体现出产品经理对于女性的无知。当时做附件的人总以为我们会让女性用户受到骚扰了,我们很对不起她们,我们会有这种负疚感,我们为了让这个功能用起来,我们真的对不起这些女用户。

然后发布的第二天,我就赶紧给我们的那些女同事说,是不是有很多人骚扰你们,给你们打招呼过来了?然后跟我想的相反,她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底下看谁收到的打招呼多一些。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用户,每一个人千万不要说对我们的用户很了解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在座的是不是有这种虚荣心的体现?当然我们的隐私做得非常好,她会收到打招呼,但是她不会被骚扰,这些是我们做得好的地方。

之所以这么说,这里确实是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很大的奉承和赞美,但是你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要像上帝一样,要知道用户的心理,并且知道用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去引导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规则是很简单的,只有简单的规则才可以演化出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出来。所以我经常很不认同说,在很多做产品里面,一开始就做一个复杂的规则出来,最后没有任何演化的空间。我们看到很多的产品,像Twitter之类的产品都非常简单,它的规则简单到你们都瞧不起它,但是这样的东西是最有生命力的。如果谁一上来给我拿一个产品计划的逻辑,我都要花一个小时才能看懂,那一定不是一个好的产品。

我们再回来看,第一点是说乔布斯的理念,当然也不是乔布斯发明的,是之前的一个美国的嬉皮士说的这一句话。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它,我在它前面加了一句,意思是我们要让用户保持饥饿,让他们保持愚蠢。看起来是在嘲弄用户,对吗?

但是如果你在做一个产品里面,你没有这种信心说你把握住了用户的需求,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每一步所要做的方向,那你就控制不住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就已经在失控之中了。作为产品经理来说,一方面是自身要保持饥渴,保持一个觉得自己很无知的状态。但是对我们的用户来说,我们是要想办法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饥渴在哪里。

第二点,我们要满足他们的贪嗔痴。

贪嗔痴是什么?

在佛教里面说人的本性是贪嗔痴,佛认为所有的人是瞎子,是无名的,那么睁开了眼的人就看到了光明的人,觉悟了的人就叫佛。
普通的人,他认为有三个基本的约束力,使得人不是佛,而是普通的人,就是贪嗔痴。
贪是贪婪,嗔是嫉妒,痴是执着。

那我们要洞察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对用户产生黏性,就是让用户对你的产品产生贪,产生嗔,产生痴。

我们给大家各种钻,钻体现了什么心理?其实都体现了人性的这几个弱点,各种黄钻、绿钻,他会贪,他要升级;他会嗔,他会跟人比较,说你的钻比我的等级高,所以我也要升上去;他会痴,觉得我一定要把所有的钻给收齐。我们这里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去做钻之类的东西,即使是一个体验好的产品,就像苹果的手机,它同样的会对用户产生这样的吸引力,因为这是人性本身的一个共同的弱点。

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在研究人性,而不是说在研究一个产品的逻辑。

逻辑本身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开发的同事可能更懂一些。但最重要的是你的产品为什么是这样子,而不是那样子,最后是对于人性的分析。这个人性不是说我们一些产品需要,我们摇一摇需要有人性,其它产品就不需要了?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产品都需要有人性的研究。为什么要有白色的iPhone,为什么iPhone只有两种颜色?你可以对每一个好的产品都提出来问题,那么它背后肯定都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别的理由来说的。所以乔布斯曾经说过一句话,记者问他:你们推出新产品的背后是做了很多的用户调研吗?还是别的一些方式来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产品?乔布斯说我们不需要去做调研,我们也不需要去看统计数据,但是我们知道用户心里面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这个知道并不是说你去问一万个用户,而是你对于人心的洞察或者人在内心里面的一些渴望的洞察,那你就会知道了。

我们经常说什么是产品体验?总结一个字的话,产品体验就是什么?爽,作为两个字来说是好玩。事实上在微信,如果我们问一下用户为什么喜欢用微信?没有一个人会给你说它可以帮我省钱,或者是帮我很方便的发短信,他们反而不会这么说。他们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挺好玩的,或者用起来挺爽的。这个会超出你的预期,你们会觉得我们本来是做一个功能,做一个通讯工具,但是用户不是这么看的。用户看的重点和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你在拼命的给他说我帮你解决了通讯问题,用户说其实这不是我关心的。如果出现这种很大层面上的偏差,就很麻烦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面,这个聚会里面来了好几个女生,我跟这个女生说你们装一个微信吧,她们说装微信干什么?我说装微信可以免费发短信,可以发图片,都省了彩信的钱,还可以直接说话,连打字都不需要了。这几个女孩子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很奇怪的看着我,我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然后我现场给她们演示了一下,你看我附近有很多美女,我可以跟她们直接打招呼,这些人立马两眼放光,一个个拿出手机让我帮她们装。我当时都很震撼,这两个差别会这么大。我承认我当时对人了解太少了,但是真实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当我们的竞争对手360做了一个“口信”,他们的定位很清晰,因为他们很善于做这种用户的需求把握,觉得越实在的产品,对用户有实惠的产品,用户就会越喜欢。事实上很多产品之前也是这么成功的,所以他们做口信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说我帮你省了短信费,可以集成到一起。我看了以后就窃喜,因为我知道这个路是不对的。在很多时候,用户在你这里省一点钱干什么,他会去买一个别的东西,奢侈品什么的,他的钱总是要花掉的,但是他要的是一种很爽的感觉。

所以我们做产品要找到用户心理诉求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化一下,比如对微博来说,因为这个帖子是当时给微博的同事来讲的,所以用微博来举例。用户上微博干什么?用户上微博的原因是为了炫耀,是因为害怕孤独,不是利群而离群,是用它有追感。前面大家可能明白,后面这个“有追感”会比较难理解。想一下你们在微博上干什么?

台下:自言自语。

嘉宾: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你写一句话的时候,你脑袋里面想到哪些听众会看到,你会为他们写东西,你会构筑一个自己的形象,你会想我写了这句话以后,别人看了我的形象是不是又朝我想要的方向变了一点。你会看到一个人爱上你了,或者给你发私信了,马上第一时间去看一下,你会很在意。

实际上微博是一个构筑另一个自我的地方,构筑一个自我。就像我们平时在生活里面,通过各种行为来构建一个自我一样的,或者是自我形象。那里面爆出来很多人心的缺陷在里面,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是不需要写微博的。比如韩寒不写微博,韩寒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挺好的。他说他为什么不写微博的原因,那篇文章值得看一下。我当时说了一句话,韩寒对于微博的用户心理分析得这么清晰,他要不做互联网产品是中国互联网事业的一大损失。

如果做微博的人对于用户为什么写微博的心理不能够分析得很透彻的话,那我们就是在一个很肤浅的层面来做产品。所以微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我们自己写微博的时候,你观察一下自己的动静也发现挺有意思的。自言自语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没有人会写日记写那么多,那个才是自言自语,一旦有人群的地方就不是自言自语了,那挺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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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龙在2012年曾做过一次产品思路分享,在谈及产品经理应如何了解人性的普遍规律时,他说道:

“第二点,我们要满足他们的贪嗔痴。

贪嗔痴是什么?

在佛教里面说人的本性是贪嗔痴,佛认为所有的人是瞎子,是无名的,那么睁开了眼的人就看到了光明的人,觉悟了的人就叫佛。普通的人,他认为有三个基本的约束力,使得人不是佛,而是普通的人,就是贪嗔痴。贪是贪婪,嗔是嫉妒,痴是执着。

那我们要洞察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对用户产生黏性,就是让用户对你的产品产生贪,产生嗔,产生痴。

我们给大家各种钻,钻体现了什么心理?其实都体现了人性的这几个弱点,各种黄钻、绿钻,他会贪,他要升级;他会嗔,他会跟人比较,说你的钻比我的等级高,所以我也要升上去;他会痴,觉得我一定要把所有的钻给收齐。我们这里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去做钻之类的东西,即使是一个体验好的产品,就像苹果的手机,它同样的会对用户产生这样的吸引力,因为这是人性本身的一个共同的弱点。

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在研究人性,而不是说在研究一个产品的逻辑。

逻辑本身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开发的同事可能更懂一些。但最重要的是你的产品为什么是这样子,而不是那样子,最后是对于人性的分析。这个人性不是说我们一些产品需要,我们摇一摇需要有人性,其它产品就不需要了?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产品都需要有人性的研究。为什么要有白色的iPhone,为什么iPhone只有两种颜色?你可以对每一个好的产品都提出来问题,那么它背后肯定都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别的理由来说的。所以乔布斯曾经说过一句话,记者问他:你们推出新产品的背后是做了很多的用户调研吗?还是别的一些方式来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产品?乔布斯说我们不需要去做调研,我们也不需要去看统计数据,但是我们知道用户心里面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这个知道并不是说你去问一万个用户,而是你对于人心的洞察或者人在内心里面的一些渴望的洞察,那你就会知道了。

我们经常说什么是产品体验?总结一个字的话,产品体验就是什么?爽,作为两个字来说是好玩。事实上在微信,如果我们问一下用户为什么喜欢用微信?没有一个人会给你说它可以帮我省钱,或者是帮我很方便的发短信,他们反而不会这么说。他们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挺好玩的,或者用起来挺爽的。这个会超出你的预期,你们会觉得我们本来是做一个功能,做一个通讯工具,但是用户不是这么看的。用户看的重点和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你在拼命的给他说我帮你解决了通讯问题,用户说其实这不是我关心的。如果出现这种很大层面上的偏差,就很麻烦了。”

huxiu.com/article/2142.html

为什么说极权主义的恶是根本恶 

@bgme 这一切的前提是普世而客观的道德标准是存在的,不以人的身份、地位,或是主观感受而改变。而西方的知识界在二战后的倾向是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即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不存在熟优熟烈的客观标准,比方说,如果将人权的标准应用于伊斯兰教或者前殖民地国家,这就体现了“文化霸权”,按这种逻辑,极权主义就一点也不邪恶,因为道德是相对的,因阶级,身份,文化而易,评价极权主义是否邪恶的客观善恶标准是不存在的,例如福柯就曾说公正这一概念就是阶级社会发明的,无阶级社会中很可能不需要公正。既然道德标准并不是客观的,那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照这些知识分子的说法,它们是“建构”的。谁建构了它们?答案多种多样,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异性恋霸权,等等,但说到底都是“权力”。既然道德是权力的建构,而西方人的主流道德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殖民者的、白人男性的压迫权力,那么西方人的道德,例如民主、自由、人权根本谈不上什么优越,相反,它们根本比不上体现了无产阶级的,被殖民的,非西方的权力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如果顺着这些西方知识分子的这套逻辑一直推导下去的话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结论:极权主义不邪恶,反而很高尚。

中国互联网舆论的最近的一个动向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Mastodon上好像也没有人对此展开讨论。

简而言之,胡锡进认为最近的中文网络上出现了为文革翻案的倾向,有感于此,他于5月18日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博文,表达了他本人对文革的否定态度,并且称他从来没有在体制内听说过“文革”有可能被重新评价的信息。

「老胡从没有在体制内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有可能被重新评价的任何信息。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辅导教材《中国共产党简史》对“文革做了否定的定性,老胡近来几次参加党史学习活动,几位官方权威的主讲人提到“文革“,也都持批评态度,这些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千历史问题的会议》对“文革“的基本评价是一致的。

否定“文革“运动不意味着否定那10年里中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为推动国家发展所做的各种努力,那期间的确也有成就,不容抹杀,但这与认定发动那场运动本身是错误的,是两回事。

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有一些为“文革“运动正名的声音,个人有自己的看法,那是权利。但要防止这种声音多了,形成标种声势,那会对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没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产生误导。有影响力的人应当避免发出有可能导致与官方态度不同解读的声音。」

胡锡进的这篇博文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在该篇博文的评论区,除了有少数微博用户委婉地表示文革并不可取之外,多数的微博用户热情展现着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向往与崇拜,认为文革就是怀有高尚的革命理想的救世主毛泽东带领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反对贪污官僚的一场运动,官方之所以反对它,是因为这些背叛了革命的贪官污吏害怕无产阶级再次起来反抗,诸如此类。

胡锡进的博文之所以会引起情绪的反弹,从这篇博文本身的用词就能看得出来,这篇博文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反对文革的典型,他所引用的权威是“体制内的看法”,“党史教材的定性”,“官方权威主讲人的态度”,所采用的词汇是“否定”、“认定”、“防止”,所主张的是“避免出现与官方态度不同解读的声音”。然而在“造反派”的眼中,改革后的“体制”与“官方”本来就没有权威性,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们反对“官方”,反对“体制”,他们才成为了“造反派”。而且,根据造反派的理论,“当权派”反对文革的这种行为本身,恰恰证明了文革的必要。此外,这种高高在上的“当权派”口吻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反感,使得那些本来对文革没有多少了解的中间派转向“造反派” :既然“当权派”这么让人反感,那么反对“当权派”的人一定是好人。

在反对文革的人中间,除了有基于“当权派”的立场反对文革的人,还有基于别的立场反对文革的人。既然“当权派”式的反文革起不到预想中的作用,那么其它种类的反文革效用又如何呢?很不幸,由于基于其它立场的反文革通常难以避免地将文革与旧体制联系在一起,认为文革是旧体制造成的灾难,在否定文革的同时也否定毛泽东和49年以后的体制,而这就间接否定了现政权的执政根基,因此严受控制。

由于对于文革的解释只有官方认定的那一种,这种解释又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的,和许多人的经历相脱节,根本无法与普通民众产生共鸣,那么,对文革的另外一种解释自然就会兴起,即认为文革就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群众斗官僚。当社会发展出现不公和腐败的时候,更多人自然而然的就把目光投向了这种解释,这些人在中学的政治和历史课上所经历的灌输早已为这种解释提供了预备的土壤,再加上走上社会后能切实的体会到利益分配的不公,自然而然地会觉得这种解释很亲切,登上网络,整个互联网上都是对资本的批判(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批判的内容),他从小受到的教育,他长大后在社会上的经历,他在社交平台上刷到的文章,他接触的社会舆论,他无处释放的荷尔蒙,都在一步步地将他推向这一种境地。如果经历了文革的那一代能够对文革展开诚实的讨论,将他们的记忆传承给年轻人的话,这一趋势并非避免,可是他们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指望不去谈论这灾难,这场灾难就会永远地尘封在记忆中。对于完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他的父母不告诉他这一段历史,教科书对此一笔带过,网上也没有开诚布公的讨论,想了解这一段历史便只有依靠他的求知欲和对真理的热爱,去主动地搜寻相关的书籍和资料,可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受到的诱惑太多,得到的鼓舞太少,也许在完成繁重的课业之后他只想刷一刷段视频,打一打游戏,在视频网站上发几个玩梗的弹幕,在社交平台的热搜下面附上几句跟贴。社会上的种种力量都在趋向于使人对文革产生浪漫想象,而非了解文革的事实,以及导致文革的原因。

现有的体制可能会在某一天倒下,可是一个旧有的糟糕体制倒下之后,一个新的,更好的体制并不会自然地形成。权力的真空状态给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提供了空间,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更好的可能,但也包括了更坏的可能。未来的走向取决于具体的时势,也取决于时势的参与者,如果在旧体制倒下之后,新的一代人中间有大量的人对于49年以后的历史抱有的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中国的确有可能再次经历一段狂暴和野蛮的时期。

@shine 今天能以牺牲这一群人的权利为代价干成这件大事,明天就能以牺牲那一群人的权利为代价干成那件大事。

“怨恨研究”与学术腐败

一、何为“怨恨研究”?

“怨恨研究”(Grievance Studies)一词由哲学家Peter Boghossian, 数学家James A. Lindsay, 和杂志编辑Helen Pluckrose发明,指的是学术界的中那些并不致力于寻求真理,而是致力于渲泄怨恨的研究活动。在诸多学科中,人文学科是“怨恨研究”最为盛行的领域。从事“怨恨研究”的学者们试图强迫他人接受自己所信奉的,一种并不基于科学,而是基于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的世界观。许多对学术界有所关注的人都意识到这一问题正变得日益严重,但是缺少对此的直接证据,为此,Peter Boghossian, James A. Lindsay, 和 Helen Pluckrose 花了一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揭露。

二、“怨恨研究”事件

1.概述:

早在上个世纪末的1996年,时任纽约大学物理教授的索卡尔(Alan Sokal)就在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上投稿了一篇伪科学的文章,文题为《跨越界线:通往量子重力的转换诠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结果成功发表。索卡尔在文中说,客观现实的概念是西方启蒙霸权的产物,所谓物理世界的事实,其实是纯粹的社会或政治建构。他写道,量子引力破坏了“存在”这个概念本身,为“解放的科学”(liberatory science)和“解放的数学”(emancipatory mathematics)开出了道路。在《社会文本》刊出该文的同日,索卡尔在《Lingua Franca(英语:Lingua Franca)》声明该文是恶作剧,令出版《社会文本》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蒙羞。索卡尔自谓其文是“左翼暗号的杂烩、阿谀奉承式的参考、无关痛痒的引用、完完全全的胡扯”,说他用了学术界“在我能找到的范围中,有关数学和物理最愚昧的语录”。索卡尔之所以发表这篇文章,原意是要揭露“人文科学某些特定领域”里草率而荒谬的相对主义和智识的傲慢。他担心,在抛弃了几个世纪以来对科学理性的推崇之后,进步人士面对权力讲出真理的能力会受到侵蚀。

“怨恨研究”事件可以被视为索卡尔事件的继承,有些人又称之为"索卡尔平方“(Sokal Squared)。之所以会出现第二个索卡尔事件,原因之一在于,20多年后,索卡尔所揭示的趋势并没有消减,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之二在于,最初的索卡尔事件涉及的只有一家没有采用“业内审查”(peer review)的杂志,解释的范围有限。而在这一次的“怨恨研究”事件中,Peter Boghossian, James A. Lindsay, 和 Helen Pluckrose 三人则是在拥有“业内审查”(peer review)机制的著名杂志上(例如Affilia、Hypatia、Sexuality & Culture等)发表了多篇假论文,并且涉及了“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种族研究”、“酷儿研究”、“肥胖研究”等多个领域。三人原计划将这一项目继续到到2019年,但受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的影响,三人不得不提前收场。截至媒体曝光为止,发表的20篇论文中有7篇已被接受,其中4篇已被发表,3篇已被接受但尚未发表,还有7篇仍在审查当中,6篇已被拒绝。

2.具体的做法:

Peter Boghossian, James A. Lindsay, 和 Helen Pluckrose 三人所做的,无非是花时间学习和了解这些学术小圈子,融入它们的内部文化,学习它们的内部语言,熟悉它们的内部规则,成为这一领域的”业内人士“。等他们学会了这一套内部语言,摸透了这一套内部规则之后,就按照这套模式写成论文,并将其发表在经过“业内审查”的权威期刊上。这些论文逻辑混乱,毫无根据,并且跨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如果它们被发表了,就能证明学术界的这些问题是切实存在的,也就实现了三人的目的。

三人所写的论文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即先是预设一个结论(通常是一个很荒诞或者很不道德的结论),再用现成的一套语言体系去支撑这一论点,然后参考那些已经经历了“业内审查“的论文的行文特色,对之进行模仿,最后再发表在业界的权威期刊上面。

说到底,上述的这一系列做法无非是在玩弄诡辩之术,而不是在寻求真知,这些论文创造的根本不是知识,而是伪知识。与“怨恨研究”其余的从业人员相比,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当事的这三名作者是在明知做假的情况下写下这些文章的。三人所写的20篇假论文主题不一,所采取的方案各异,但这一共同特点将这些论文串联了起来。在这20篇论文里,有一篇论文写道,要防范强奸文化,就要像训狗一样训练直男,还有一篇论文写道,如果某个男人在私下想着某个女人自慰(在未经女方允许,甚至在未经女方知情的情况下),就等同于是在向她实行性暴力,另有一篇论文写道,直男之所以不喜欢用肛门自慰,是因为他们恐同,如果能让他们用肛门自慰,他们就不会那么恐同,更加支持女权主义。还有一篇论文主张在课堂中将白人学生栓上锁链,要求他们坐在地上,不许他们发言,这样白人学生就能体会到“赎罪”的感觉。更有一篇论文用女权主义的视角重写了《我的奋斗》第十二章,这篇论文被女权主义期刊“Affilia”接受。可以看到,只要你学会了圈内的这一套语言,紧跟圈内的道德风尚,装模作样地引用圈内的文章,那么再荒诞的论文都有可能发表。

3.详细的论文接受情况:

7篇论文已被接受,其中有4篇发表在了网上,3篇还没有来得及发表。

7篇论文仍在审查当中,其中有2篇已被修订并重新提交(revised and resubmitted)(如果一篇论文受到的评价内容是“修订并重新提交”,通常就意味着这篇论文经过适当修订之后即可发表,很少有论文是一次性就被接受的),有1篇正在经历初审,还有4篇由于时间问题仍在悬置。

6篇论文由于问题太多遭到拒绝。

4次参与“业内审查”(peer review)的邀请(因为三人所写的论文广受好评,被视为典范之作)

有1篇论文(把男人当成狗训练的那篇)受到了特别关注。发表了该论文的期刊“Gender, Place, and Culture”是女权主义地理学领域的著名前沿刊物,该刊认为这篇论文卓越出众,并在创刊25周年纪念会上给予了这篇论文以“女权主义地理学12大一流文章之一”的殊荣。

简而言之,三人在10个月里写了20篇论文(在多数大学,7年内发表7篇论文就可以获得终身教职了,具体的情况视学校而定),这20篇论文中,有80%基本上通过了完整的“业内审查”,这一比例达到了业内的主流水准,如果不是媒体过早曝光的话,数值还会更高。论文的总字数将近18万字,加上摘记,草稿,概要等,总字数有30多万,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了性别研究,男性特质研究,心理分析,种族批判理论,白人性质批判理论,肥胖研究,社会学,教育哲学。论文采用了基于批判社会建构论和心理分析的认识论,包括了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女权主义认识论,种族批判主义认识论,所采取的研究方式也很低劣,数据是伪造的,而且假得十分夸张,不仅如此,论点和数据还是脱离的,采用的定性分析也是由意识形态主导的,此外,这些论文还把诗歌(poetic inquiry)和"人种自传“(autoethnography)作为研究方法。

4.已被接受的7篇论文

(1)「Human Reactions to Rape Culture and Queer Performativity in Urban Dog Parks in Portland, Oregon 」—By Helen Wilson, Ph.D., Portland Ungendering Research (PUR) Initiative (fictional)

发表的期刊:“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主要论点:Dog parks are rape-condoning spaces and a place of rampant canine rape culture and systemic oppression against “the oppressed dog” through which human attitudes to both problems can be measured. This provides insight into training men out of the sexual violence and bigotry to which they are prone.

(“强奸文化”在犬类中间盛行,这正反映了人类对待强奸的态度,因此要像训狗一样训练男人)

(2)「Who Are They to Judge?: Overcoming Anthropometry and a Framework for Fat Bodybuilding」—By Richard Baldwin, Ph.D., Gulf Coast State College (a real person who gave us permission to use his scholarly identity for this project)

发表的期刊:“Fat Studies”

主要论点:It is only oppressive cultural norms which make society regard the building of muscle rather than fat admirable and that bodybuilding and activism on behalf of the fat could be benefited by including fat bodies displayed in non-competitive ways.

(社会之所以崇尚锻炼肌肉,不提倡增肥,是因为文化习俗的压迫。以一种非竞争的方式展示肥胖身体有益于肥胖事业)

(3)「Going in Through the Back Door: Challenging Straight Male Homohysteria and Transphobia through Receptive Penetrative Sex Toy Use」—By M Smith, M.A., PUR Initiative (fictional)

发表的期刊:“Sexuality & Culture”

主要论点:It is suspicious that men rarely anally self-penetrate using sex toys, and that this is probably due to fear of being thought homosexual (“homohysteria”) and bigotry against trans people (transphobia). (It combines these ideas into a novel concept “transhysteria,” which was suggested by one of the paper’s peer reviewers.) Encouraging them to engage in receptive penetrative anal eroticism will decrease transphobia and increase feminist values.

(男性之所以很少用肛门自慰,很可能是出于恐同心理和对变性人的偏见,如果能促使男性用肛门自慰,就能减少他们的偏见,增加他们对女权主义的认同)

(4)「An Ethnography of Breastaurant Masculinity: Themes of Objectification, Sexual Conquest, Male Control, and Masculine Toughness in a Sexually Objectifying Restaurant亅—By Richard Baldwin, Ph.D., Gulf Coast State College

发表的期刊: “Sex Roles”

主要论点:Men frequent “breasturants” like Hooters because they are nostalgic for patriarchal dominance and enjoy being able to order attractive women around. The environment that breastaurants provide for facilitating this encourages men to identify sexual objectification and sexual conquest, along with masculine toughness and male dominance, with “authentic masculinity.” The data are clearly nonsense and conclusions drawn from it are unwarranted by it. (NB. One reviewer did raise concerns about the rigor of the data)

(男性之所以喜欢大乳房,是因为他们怀念征服和控制女性的感觉,他们成长的环境鼓励物化女性,征服女性,发扬男性的阳刚之气)

(5)「When the Joke Is on You: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How Positionality Influences Satire」—By Richard Baldwin, Ph.D., Gulf Coast State College

期刊:“Hypatia”(已接受,但尚未发表)

主要论点:Academic hoaxes or other forms of satirical or ironic critique of social justice scholarship are unethical, characterized by ignorance and rooted in a desire to preserve privilege.

(“社会正义研究”可以讥讽他人,但是他人不可以讥讽“社会正义研究”,因为讥讽“社会正义研究”是不道德的,愚昧的,实际上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特权)

(6)「Moon Meetings and the Meaning of Sisterhood: A Poetic Portrayal of Lived Feminist Spirituality」—By Carol Miller, Ph.D., PUR Initiative (fictional)

期刊:“Journal of Poetry Therapy”(已接受,但尚未发表)

主要论点:No clear thesis. A rambling poetic monologue of a bitter, divorced feminist, much of which was produced by a teenage angst poetry generator before being edited into something slightly more “realistic” which is then interspersed with self-indulgent autoethnographical reflections on female sexuality and spirituality written entirely in slightly under six hours.

(一首漫无边际的诗歌,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论点,只是一个离了婚的女权主义者的自白。这首诗是电脑生成的,经过了轻微的润色,完成的总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7)「Our Struggle is My Struggle: Solidarity Feminism as an Intersectional Reply to Neoliberal and Choice Feminism亅—By Maria Gonzalez, Ph.D., and Lisa A. Jones, Ph.D., of the Feminist Activist Collective for Truth (FACT) (both fictional)

期刊:“Affilia”(已接受,但尚未发表)

主要论点:Feminism which foregrounds individual choice and responsibility and female agency and strength can be countered by a feminism which unifies in solidarity around the victimhood of the most marginalized women in society.

(女权版的“我的奋斗”,改写自《我的奋斗》第一卷第十二章,这篇文章提出,可以利用受害者身份将深受压迫的女性们联合在一起,对那些主张个人选择和个人责任,宣扬能动性和坚强品质的女权主义展开反击)

areomagazine.com/2018/10/02/ac

复杂化,集中化,专业化的后果便是稳定性的下降和适应力的弱化。
末端过于发达而根部长期不受维护的系统,在根基面临威胁时便容易丧失自卫的能力。

@nil 主讲人是谁?大概说了什么? 德国政治的现状和英美区别大吗?

@thor So, do you see a way out of this? I mean, once a society has widely adopted certain technologies (which at its present stage does more harm than good) and became dependant on it, It's very hard to reverse this process and get back to a world where such technologies has not much significance.

“肥胖研究”(Fat Studies)

“残疾研究”所展现的问题在也反映在了其它领域,比方说肥胖研究。和“残疾研究”一样,“肥胖研究”也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随着肥胖运动的兴起而出现,从60年代到现在,“肥胖研究”曾以多种形式出现在公共视野中,但是直到最近才正式成为了身份研究的独特一支。“肥胖研究”大量地依赖于酷儿理论和女权主义(在英国发展时这一点尤其明显),并且十分注重交叉性。“肥胖研究”试图将人们对肥胖的负面看法描述成一种类似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恐同主义的偏见,并且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明地确拒斥了科学。“肥胖研究”聚集于肥胖的“社会建构”,大力促使肥胖者拒绝医学建议,鼓励肥胖者接受一种肯定肥胖的“支持社区知识”(supportive community “knowledge”)。“肥胖研究”强烈依赖于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原则,认为知识是权力的建构,由“话语”维持,而“话语”则植根于对肥胖者的仇恨(fatphobia),与厌女主义(misogyny)和种族主义(racism)紧密相连。因此,“肥胖研究”倾向于建立关于压迫的理论,往往展现出对科学的极端怀疑,并且通常鼓吹“其他的认知方式”(other ways of knowing),其中包括了个人经历、(后现代)理论、女权主义,甚至还包括了诗歌。

尽管“肥胖运动”在英国最为盛行,但它最开始可能还是起于美国,随着“美国提升肥胖接受度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to Advance Fat Acceptance (NAAFA)]于1969年的建立,以及“肥胖先锋”(Fat Underground)于70年代的发展而兴起。“肥胖研究”直接源于70年代的美国由于社会,文化,政治上的变化而产生的文化研究和身份研究热潮和后现代主义风气。然而,和其它的那些依赖于实用后现代主义的身份研究相比,“肥胖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发生得更晚。这也许是因为“肥胖研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的时间比较迟,不过在此之前,女权主义者就对女性受到的减肥压力进行了理论化的表述。“肥胖研究”坚称,因为受到了无所不在,广为社会接受的“肥胖恐惧症”(fatphobia)的影响,“肥胖研究”此前没有收到认真对待。对于“肥胖研究”而言,任何把肥胖当作一种危险的健康状况,认为其可以医治的研究,都是“肥胖恐惧症”的体现。

肥胖研究在历史上的前身叫做肥胖女权主义,肥胖女权主义与极端女权主义和极端女同女权主义相连甚密,因此支持者比较有限。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随着社会朝向自由化趋势发展,注重于接受和庆祝“肥胖身体”的“积极身体运动”(Body Positivity movement)开始兴起。与之相关的还有另一场运动,名叫“各种体型大小都很健康”(Health at Every Size movement),该运动自从60年代以来就曾以多种形式存在,到了2003则变得广为人知,因为当年“体型多元协会”把“Health at Every Size”这句话作为了自身的标记。2010年,生理学和心理医疗学学者Linda Bacon写了一本比较流行的书,叫做<<Health at Every Size: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Your Weight>>。作者在书中认为,不管什么体型的身体都可以是健康的。医学界的共识则反对这一观点。

此后“肥胖研究”迅速发展,采取了实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式,而且很快就彻底地接受了交叉论,提出了类似于“要消灭体型压迫,就必须消灭其它的交叉压迫”之类的没有逻辑的主张。2012年,名为“肥胖研究”的期刊得以创立,促进了“肥胖研究”实现学科独立的目标。该刊明确地将人们对肥胖的负面看法—包括担忧肥胖有可能对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这种看法,与那些基于先天特征的歧视联系在了一起,称:“肥胖研究”和重点研究种族、民族、性别、年龄的学科十分类似。”

“肥胖研究”的领军人物,<<Fat Activism: A Radical Social Movement >>(2016)的作者,Charlotte Cooper,详细地记录了“肥胖研究”的发展历程。Cooper是一个英国人,她提到,肥胖运动先是几乎被激进女权主义完全放弃,随后又被后现代女权主义复活:

The origins of fat feminism are immersed within a feminism that is problematic, maligned, unfashionable and obscure, that is, radical lesbian feminism, including, at times, lesbian separatism. Critiques of this feminism surfaced within queer, third wave and postmodern feminisms because of, for example, its essentialism and its fundamentalism.

虽然种种事实都表明,肥胖是摄入过量卡路里的后果,而且对健康有显著的风险,但“肥胖研究”经常将人们对于肥胖的负面态度和视为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恐跨主义、残疾主义、帝国主义紧密相连的问题。现如今,肥胖运动和“肥胖研究”已被交叉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主导,并且强烈地依赖于酷儿理论以及布特勒式的"讽刺政治“(politics of parody)。Charlotte Cooper 还在她的书中描述了肥胖运动家们组织的一场名叫“胖林匹克”(Fattylympics)的活动,当年正值2012年伦敦奥运会召开,肥胖运动家们认为伦敦奥运会本质上歧视肥胖,因此自己在伦敦公园组织了一场“胖林匹克”,故意以一种看起来很愚蠢的方式参与类似的运动项目,以体现一种战略上的抵制和抗议。

“肥胖研究”受到的酷儿理论和朱迪斯布特勒的影响尤其之多。Charlotte Cooper在她书里的开头就宣布,这本书“公开酷儿”,并且要“鼓励肥胖运动家抵制同化,拒绝参与,关注酷儿战略,强化肥胖运动”。在这本书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福柯的“生物权力”概念:科学利用不正当的权力将自己包装成了知识的生产者,并且借助话语的力量渗透了整个社会,维持了自己的地位。Cooper偏执地采取了福柯的这种理论,她写道,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elsewhere, power is not enshrined within authorities feeding down to the lowliest subject, it is a dynamic field in which everyone is implicated.

她还写道,

Michel Foucault’s work on governmentality is commonly used to theorise bodies in relation to power and has been used by people interested in how fat people are socially controlled, stratified, surveilled, regimented, patrolled, and self-governing.

无独有偶,玛丽蒙特曼哈顿大学(Marymount Manhattan College)学术事务部门的高级联席主任Kathleen LeBesco在她的<<肥胖研究读者>>中也持有类似立场。她写道,

“Michel Foucault’s work (1980) has shown us that placing bodies under the microscope of science, in the name of liberal projects of self-improvement, in fact reinscribes their deviance and increases their oppression”

认为隐密不见的话语传达了权力并且维持了学科的这种观念,在肥胖运动的文本中随处可见,福柯和朱迪斯布特勒被广泛引用。对于Cooper来说,肥胖话语将自己描述成在肥胖问题上的唯一权威,否认其它的一切,因此是极权主义的。肥胖学者Marilyn Wann则认为,

Every person who lives in a fat-hating culture inevitably absorbs anti-fat beliefs, assumptions, and stereotypes, and also inevitably comes to occupy a position in relation to power arrangements that are based on weight. None of us can ever hope to be completely free of such training or completely disentangled from the power grid.

我们不妨放宽一下视野。想象一张权力柵网(power grid)。在后现代主义者的世界观里,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一张栅网。在这种思维看来,我们一出生就被依据身份安排在了不同的位置里,因此拥有不同级别的获取权力的机会,而特权就像电力一样接入了这张栅网。我们学习着扮演自己位置上的角色,因此就作为系统的一部分充当了权力的“导体”,而且我们在这么做时通常是无意识的,根本不知道这张栅网的存在。学习适应自身角色的过程,就是向由社会建构,被社会认可的“霸权”身份进行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的同时,也在维护着社会和文化的既有期待,拒绝着获取权力的机会。此外,获取权力的机会有一种自动的腐化作用,使得我们扮演自己的角色,使人们社会化,使人们认可系统中的不平等,使人们替自身获取权力的机会辩护,合理化对其他人的排斥。而这一切都是通过“话语”来完成的,“话语”就是我们说话的方式,这其中包括了它的非语言形式。这种社会观一开始起源于早期后现代主义者模糊而繁复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演进,逐渐进化成了一种经过巩固的信仰系统。因此,我们经常能看到实用后现代(批判)理论家们信心满满地把这种解释当作客观真理,这一点和早期后现代主义者很不一样。

妄想症式的理论

要应对这个充斥着权力话语的栅网,就要先学会发现它,就必须接受特殊训练。批判理论的作用就是提供这种特殊训练。批判理论凭借着这样一种循环论证和自我辩护,把自己包装成了解决方案。因此,对于一些肥胖理论家而言,性别理论、交叉女权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十分重要:

Sexism has become a deeply coded set of behaviors that are difficult to unlock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see them. It can take special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language in order to unveil sexist behavior. Often, that critical language is cast as suspect, overly intellectual, or a product of paranoid fantasy.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交叉理论和酷儿理论虽然有用,但一切的一切说到底还是都怪资本主义。比方说Charlotte Cooper就曾提出了一个和残疾理论家Goodley十分类似的观点。Cooper认为“新自由主义”(这里约等于资本主义社会)迫使人们自己去适应社会,而不是要求社会适应他们自己。因此,Cooper对“积极身体运动”(body positivity movement)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在她看来,该运动把重点放在了个体身上,而不是集体身上,象征着一种旧势力的反扑。她认为,积极身体运动的问题就在于它把喜爱和欣赏自己的身体当作个人责任,而不是要求社会清除自身对肥胖的负面看法。这种在肥胖理论家看来有问题的做法有时被称为“使责任化”(responsibilizing)。Cooper在与“肥胖社区”(fat community)的一位名叫Liz的成员采访时,Liz宣称,“因为许多公司都在创造减肥产品,所以资本主义促使了人们对肥胖的仇恨。”她还说,“把资本主义当作运动基础的做法表明旧势力的反扑使得肥胖运动的主要动力变成了获取机会,而不是社会转型"

你也许会觉得这听起来像是偏执狂式的妄想,没错,因为它就是。肥胖运动对于“交叉权力栅网”的看法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生物学和营养学都被错误地理解为福柯式的“生物权力”,被当成了压制与规训的工具。关于肥胖的医药科学也被误解为在利用叙事压迫和规训人们。Marilyn Wann在<<Fat Studies Reader>>的序言里采用了福柯的思想,说,把肥胖者称为胖子是在“医疗化”(medicalize)人类多样性,这种对人类多样性的“医疗化”鼓励人们去“治疗”天然的区别。Kathleen LeBesco则将肥胖类比于同性恋,既然同性恋现在已被视为一种不需要治疗的自然现象,那么肥胖也该受到同等待遇。尽管大量的证据表明,同性恋本身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而肥胖则会危害健康,缩短寿命,LeBesco还是认为,那些认为超重有害健康的胖子实际上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接受了对自己的压迫:

That fat and queer people would heartily embrace science and medicine as a solution to their socially constructed problems is redolent of Stockholm syndrome—after all, science and medicine have long been instrumental in oppressing fat and queer people, providing argument after argument that pathologize the homosexual or “obese” individual (whether the mind or the body).

对于肥胖理论家来说,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拥抱肥胖,甚至增加肥胖。“给身体增肥并非易事”,肥胖学者Allyson Mitchell 说道,“营造一个政治化的肥胖身体则更难“。LeBesco则更进一步,称“科学知识并不能揭示一切”,暗示道“肥胖恐惧症”的动机其实是优生学,并且鼓励人们运用政治和社会工具解决肥胖仇恨。与之相对地,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则被描述成一种有问题的意识形态,叫做“健康主义”(healthism)。

而“营养主义”(nutritionism)则又强化了“健康主义”,“营养主义”,根据肥胖理论家的说法,过度地关注了食物在营养学和饮食学意义上的营养价值。在营养学饮食学领域的内部,批判理论家们也在试图将研究的内容从营养和饮食转变成“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比方说,Lucy Aphramor和Jacqui Gingras就对营养学和饮食学基于科学的研究方式进行了严厉谴责:

Dietetics recognizes knowledge as that which can be supported by dominant scientific literature developed around rigorous, quantifiable scientific methods. Such rational knowing has implications for how dietetics is taught and practiced.

以及

But to uphold the rigor of the scientific convention limits engagement with meaning making: language is not a neutral tool but rather a powerfully charged political vector. The words that we use here influence our ability to generate possibilities.

这些“批判饮食学家”们不去从科学的角度理解什么是饮食和营养,正相反,他们选择把诗歌当作一种破坏现状,创造“实践导向型文化“的方式(“engage poetry as a way of ‘crafting a praxis-oriented culture’ and troubling the status quo.”)。他们还敦促大家“重新思考人们对肥胖和性别的饮食态度如何影响了科学的构建和合法化“。显然,这种做法不大可能对有关领域的研究有任何的促进,也不大可能对人们有任何的帮助,而只能短暂地让一些人感到自己很特别罢了。

因此,面向本科生的这本<<Critical Dietetics and Critical Nutrition Studies>>便有很多问题。和“各种体型大小都很健康运动”(Health at Every Size movement)对医学研究进行曲解的做法不同,“批判营养学”直接宣称,在食物、营养、饮食等方面,科学和别的研究方式相比没有多少优点:

Although we do not wholly reject the scientific method as a means of creating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 a critical orientation rejects the notion that it is even possible to produce knowledge that is objective, value-free, and untouched by human bias. A critical orientation similarly rejects the idea that any one way of creating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 is superior to another or is even sufficient…. As such, [Critical Dietetics] draws 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feminist science (two other windows) that hold that there is not one truth that can be generated about any single thing, that multiple truths are possible depending on who is asking and for what purpose, and that knowledge is not apolitical even if it is considered positivist (i.e. value neutral or unbiased).

肥胖理论家的这种做法明确地拒斥了人们所能获知的一切客观事实。他们采用“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科学”来拒斥堆积如山的证据,否认营养对健康的重要作用,否认肥胖会提高患有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的风险,造成多囊卵巢综合症、关节炎、行动障碍、呼吸困难,提高短寿的机率。Cooper也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拒斥现实的做法,她主张,为了揭示肥胖人士创造的知识,因该提倡“研究正义”(research justice),即用“社区知识“取代关于肥胖的实证研究。

来源:<<Cynical Theories>>第七章“DISABILITY AND FAT STUDIES”,在转述的过程中有所简化。

我的看法

这些基于后现代理论和批判理论的身份研究看起来很深奥,但抛开那些兜圈子的术语,究其实质,无非是:先寻找一群弱势群体,然后代表这些弱势群体,把这些弱势群体遭受的一切解释为系统化的压迫,然后找一个“敌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西方文明,白人,男人,异性恋者,非性转者,四肢健全的人,身体健康的人),再对“敌人”进行攻击和丑化,然后把自己的一套理论当成唯一的解决方案兜售。

这类研究之所以能发展壮大,一部分是因为“挟弱势群体以令大众”,关爱弱势群体在许多国家是富有同情心,富有道德的体现,而这类研究把弱势群体捧得更高,把“敌人”踩得很低,因此这类研究就能在主流社会中,尤其在左翼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中获得道德权威。在电视和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理性比较昌明的时候,这类研究很可能并不会有多少市场,但在电视和社交媒体盛行,理性衰落的时代,这类研究就能在众多低理性而情绪化的人群中间迅速扩大。

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这类研究利用了人性的固有缺陷,比方说逃避现实的倾向。现实是不完美的,让人失望的,有时是残酷的,在现实世界中生活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但(后现代)批判理论给了一个捷径:现实=现状=霸权=压迫=规训,你不需要适应现实,现实需要适应你,如果现实让你失望,那么就改造现实,操纵现实,虚构现实。不仅如此,这类研究还移除了理性,逻辑和科学,视其为西方霸权的产物,这样信徒就可以完全脱离事实与逻辑的限制,全心全意地相信(后现代)批判理论。

人性的另一固有缺陷就是自恋,认为自己很特别,需要受到人们的关注,他人必须关心自己的感受,不能冒犯自己,不能让自己觉得不开心。而(后现代)批判理论则赋予了人们一种特殊的身份,让人们觉得自己很特别:“看,我在受压迫,快来关注我”。 此外(后现代)批判理论还鼓吹“安全空间”(safe
space, 即没有反对意见,不会被冒犯的空间),“主观生活经历”(subjective lived experience,在这些理论看来,主观生活经历和科学一样可靠)这些概念,显然这些概念迎合了人的自恋心理。

这类研究还利用了人类的抱团倾向,将社会分成我们和他们,好人和坏人,我们支持你,我们是好人,他们反对你,他们是坏人。我们相信(后现代)批判理论,所以你也该相信批(后现代)判理论。X反对(后现代)批判理论,是出于个人利益,因为他想保留自己的特权,Y反对(后现代)批判理论,是出于无知,因为他已经内化了资本/男权/反同/健全/健康主义。人性中本来就存在这些弱点,主流社交媒体的算法又放大了这些缺陷。

造成这些问题原因肯定远远不止这些,我只给出了部分的解释,这些问题的背后是西方国家中整个学界的腐败,也就是正当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的重要内容。

“残疾研究”(Disability Studies)

残疾运动起于20世纪60年代,与民权运动、第二波女权主义、光荣同性恋运动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目标也基本相似,即建设一个对残疾人更友好,更方便的社会,以此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具体的做法就是使残疾人拥有和常人一样的机会。大体而言,这一做法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该运动吸收了来自实用后现代主义,交叉女权主义,酷儿理论,种族批判理论的思想,于是改变了原有的合理目标。“残疾研究”开始把“身体健全”视为一种社会构建,越来越怀疑乃至于否认现实。

经历了80年代的这场变化后,“残疾运动” 和“残疾研究” 改变了原有的观点,不再把残疾视为个体的一种状态,而是把残疾视为一种社会迫使人们接受的一种事物。在这场变化发生以前,残疾人被视作身患残疾的人,在这场变化发生之后,残疾被视为由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强加而生的产物。 打一个比方,在以往,如果一个人听不见声音,他就会被视为聋人,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残疾人,因为他听不见。这场变化后,如果一个人听不见声音,他就会被视为一个“被残疾”的聋人,所谓“被残疾”,就是说社会没有学会适应聋人的需要,使得聋人和非聋人享有同等的便利。换句话说,如果某人是残疾人,那一定是因为在社会的预期中身体建全是一种有益的一般状态。残疾人所遭到的各种不便是社会强加的。

这种社会建构论的转向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80年代,在这一阶段,“社会残疾模型”取代了传统的“医疗残疾模型”(又称“个体模型”),这一阶段的发展是由英国社会学家 Michel Oliver主导的,Michel Oliver试图改变人们以往的观点,将解决残疾的责任从个体转移到社会身上,要求社会适应残疾人,而不是让残疾人适应社会。他写道,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acknowledges impairment as being a cause of individual limitation, but disability is imposed on top of this. This may be summed up this way: Disability is the disadvantage or restriction of activity caused by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norms of a society which takes little or no account of people who have impairments and thus excludes them from mainstream activity. (Therefore disability, like racism or sexism, is discrimination and social oppression)…. This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like all paradigms, fundamentally affects society’s world-view and within that, the way particular problems are seen

在第一阶段,Michel Oliver的研究方式并未明显地受到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他的社会建构论倾向也不严重。但这一切很快就改变了,他于1983年出版的<<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对身份研究进行了大量引用,语言风格也受到了“交叉论”(Intersectionality)的明显影响,他写道,

[E]xperiences will undoubtedly be culturally located and reflect differences of class, race, gender and so forth, and so discourse may well be culturally biased. When using the social model, understanding also comes from recognising that historically experiences of disability have been culturally located in responses to impairment. The social model can be used by those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within ethnic, queer or gender studies to illustrate disability in those situations. Equally these disciplines all need to take account of disableism with their communities.

如今的“残疾研究” 则强烈地受到了两条后现代原则的影响:1.知识是社会建构。2.社会充斥着权力和特权体系。“残疾研究”常常引用种族批判理论,并高度依赖米歇尔·福柯和朱迪斯·布特勒的思想。

“健全主义”

对于“残疾研究”而言,“健全主义”指的是认为身体健康是一种常态,并且通常要好于身体残疾的这种观点。相反,“残疾主义”则意味着对残疾人的偏见,例如把残疾当作一种异常状态,认为健全好于残疾。号称自闭、残疾、无性、酷儿的活动家Lydia X. Y. Brown这样定义“残疾主义”:

[A]bleism might describe the value system of ablenormativity which privileges the supposedly neurotypical and ablebodied, while disableism might describe the violent oppression targeting people whose bodyminds are deemed deviant and thus disabled. In other words, ableism is to heterosexism what disableism is to queerantagonism.

酷儿理论关注于“解构常态”,因此就非常适于“残疾研究”,于是Robert McRuer 在他2006年的<<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6 which examines how queer Theory and disability studies inform each other>>里就将酷儿理论应用到了“残疾研究”上,他写道,

Like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then, compulsory able-bodiedness functions by covering over, with the appearance of choice, a system in which there is actually no choice…. Just as the origins of heterosexual/homosexual identity are now obscured for most people so that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functions as a disciplinary formation seemingly emanating from everywhere and nowhere, so too are the origins of able-bodied/disabled obscured … to cohere in a system of compulsory able-bodiedness that similarly emanates from everywhere and nowhere.

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福柯的影响,即认为权力渗透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人们进行控制和约束,迫使他们满足社会的期待,所以就必须模糊乃至消除类别之间的界限。福柯和吸收了福柯思想的酷儿理论家宣称,性别和疯病都只是医学话语的建构,在他们看来,医学话语试图把人分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并且将“不正常人”排除在社会的主流话语之外。自从“残疾研究”接受了酷儿理论,这一看法就占据了主导。

“残疾研究”就是在这时候进入了第二发展阶段:实用后现代主义阶段,在于2014年出版的<<Disability Studies: Theorising Disableism and Ableism>>里,作者Dan Goodley直接借用了福柯的观念,他写道,“人们通常透过医疗凝视来理解残疾,医疗利用自身话语,以一种还原论的的方式对人进行医治“。他采用了福柯的“生物权力”概念,认为创造了各种类别的科学话语在社会上广受尊敬,长期被当作真理。但在他看来,科学话语只是一种压迫话语,科学的严谨程度并不比其它的认知方式更高—在他将科学与殖民主义做类比时,这一点尤其明显,

We know that colonial knowledges are constructed as neutral and universal through the mobilisation of associated discourses such as humanitarian, philanthropic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We might also ask: how are ableist knowledges naturalised, neutralised and universalised?

更危险的是,Goodley认为,任何试图诊断、医治、痊愈残疾人的做法,必然都动机不良,在他看来,这些做法基于腐败的“健全主义”期待,受着“新自由主义系统”(neoliberal system)的支持,“新自由主义系统”希望所有人身体健全,这样就可以充当资本主义市场的劳动力。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宣称“自主、独立、理性都是“新自由-健全主义”所期待的品德。

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原则,即认为权力系统构建了社会的这种看法,充斥于Goodley的书中。他采用交叉论的词汇,将社会描述成“各种权力话语的重叠与合并”,他写道,

I argue that modes of ableist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disabling material conditions can never be divorced from hetero/sexism, racism, homophobia,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Goodley认为Oliver的社会模型缺少“交叉性”,应该再加入种族和性别的分析,Goodley还主张从酷儿理论的角度,将残疾人作为一种破坏社会规范,颠覆社会价值的身份进行庆祝。

这种认为残疾人有责任利用自身的残疾颠覆社会习俗,乃至拒绝任何治疗,以便于服务后现代主义对类别的破坏的看法,是“残疾研究”的另一危险特点,这一观点并不限于Goodley,在广受引用的<<Contours of Ableism: The Production of Disability and Abledness>>里,作者Fiona Campbell认为,把残疾视为一种需要医治的问题的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A] chief feature of an ableist viewpoint is a belief that impairment or disability (irrespective of “type”) is inherently negative and should opportunity present itself, be ameliorated, cured or indeed eliminated.

Campbell还吸收了种族批判理论,认为“健全主义”和种族主义一样,无所不在,是西方社会的常态,以至于很多人都意识不到它。她还对一些残疾人进行攻击,认为他们“内化”了健全主义。Lydia X. Y. Brown和Joseph Shapiro更是认为残疾是一种荣誉,一种值得骄傲的身份。

无可否认,人们不应该因为性别,种族,宗教,残疾而羞愧,但很多残疾人也许并不认为身患残疾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那些想摆脱残疾的人来说,这一态度毫无益处。虽然“残疾研究”千方百计地污名化人们摆脱残疾的想法,但希望摆脱残疾并不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

另一个问题在于,残疾活动家们一方面把残疾人当作一种光荣身份,一方面却又反对医界人士称这些人为残疾人。他们信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原则,认为医生并不比其他人高明,因此没有资格对残疾做出诊断。这种看法还鼓励人们为了从属于一个群体身份而自行诊断。Lydia X. Y. Brown 与 Jennifer Scuro 的一场对话就是很好的例证

LB: People do say to me, “I think I’m Autistic but I don’t really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ve never been diagnosed,” that is, given a diagnosis by someone with letters after their name. My response is: “Well, it’s not up to me to tell you how you should or should not identify,” but I don’t believe in giving power to the 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 and its monopoly over getting to define and determine who counts and who does not count as Autistic …

JS: Yes, once I started to get into the territory of diagnosis, once I started playing around with the problem of diagnostic thinking when it is only left to trained diagnosticians, this allowed me to challenge how all of us must contend with thinking diagnostically.

这段对话似乎在鼓励人们自我认同为残疾人,这样他们就能获得一个(后现代主义式的)群体身份,和后现代主义一起破坏医学知识(后现代主义知识原则),或者破坏主流社会对于残疾的看法(后现代主义政治原则)。很难看出这种做法能对残疾人有什么帮助。

来源:<<Cynical Theories>>第七章“DISABILITY AND FAT STUDIES”,在转述的过程中有所简化。

我这样总结了“残疾运动”的变化:

1.残疾是个体遭遇的不幸,社会应该帮助残疾人➡2.残疾是个体遭遇的不幸,社会必须帮助残疾人➡3.残疾是社会的错,社会对残疾人负有原罪➡4.社会对残疾进行着系统性压迫➡5.根本不存在残疾,社会构建了残疾➡6.残疾是一种光荣的身份,残疾优于健全

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一场运动,不论它一开始的目的有多么高尚,多么合理,如果它的参与者总把自己当作救世主和道德的化身,用一套不可证伪的抽象理论解释一切现象,对客观事实缺乏基本的尊重,而且拒绝接受批评,那么任何运动都难免会走上“残疾运动”的道路。

很少人原则上会反对社会帮助残疾人,正如很少人会支持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以帮助残疾人,反对歧视为名义的运动和理论就代表了不容批判的道德权威。因此,首先要明确一点,即口号本身不能成为批评的挡箭牌,支持工人阶级,不代表就不能攻击共产主义;反对歧视,不代表就不能反对批判理论;反对辱华,不代表就不能质疑习近平思想。

其次,要重新思考什么叫做“代表”,各种左翼批判理论和“觉悟”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弱势群体,就像共产主义宣称其“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受压迫人民。可是他们的“代表”身份究竟是谁规定的?谁授予的?人们选举了他们作代表吗?还是说他们“被代表”了?布尔什维克是一小撮职业革命人士,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是一帮左翼知识分子,从事残疾研究、肥胖研究、性别研究的是一帮政治化的学生和教授,而且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革命先锋队、左翼学生、批判理论教授是在把自己信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民之上,一旦那些“被代表”的人反对这些人的强加意识形态,这群自命不凡的精英就以"错误觉悟“(false consciousness)”身份叛徒“(identity traitor) 的名义对反对者进行污名化、封杀。左翼精英总是以救世主自居,可是人们并不需要这种自以为是的精英来拯救。真正的代表是选出来的,而不是自封的,代表的合法性应该源于选民的认可,应该试去理解普通老百姓在想什么,而不是假定他们拥有应该拥有的想法。

第三,要警惕“永远正确”的抽象理论。人性中的固然缺陷使得人们倾向于逃避复杂的现实,寻求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终极答案,然而这种答案根本不存在,能解释一切的只有谎言。从事身份研究的许多“学者”制造的抽象理论,无非是经过了“思想洗钱”的高级谎言而已,这些人用一大堆枯奥晦涩,装模作样的专业词汇,得出了毫无根据,脱离现实的可笑结论,对真正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并且让民众对学界彻底失去信任。要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就必须面对现实的复杂性,用科学的方法真正地去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能先预设一个不可证伪的结论,再用这个结论倒推原因。

正当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1.何为正当性危机?

所谓正当性危机就是指民众对公共机构,比方说政府,政党,学术机构等丧失了信任。

2.民众对公共机构,比如说学术机构的不信任会产生什么后果?

学术机构是一个社会的知识引擎,如果人们不信任学术机构,就不会相信学术界的研究结果。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地球气候变化可谓是人类正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但不少美国人本完全不相信关于气候变化的学术研究,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是“是自由派和左派骗人的把戏”。

但他们的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2020年的夏天,美国的将近1000名公共卫生专家共同签了一封联名信,信中认为,BLM的街头抗议对美国人(尤其是黑人)的健康”至关重要“(edition.cnn.com/2020/06/05/hea 哈佛的公共卫生学院则宣布,种族主义是美国的一项“公共卫生危机“(hsph.harvard.edu/news/hsph-in-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也做了同样的事。(businessinsider.com/cdc-direct
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

许多人如今不相信来自学术机构的任何研究成果,但这并不因为他们智商不够,而是因为学术机构制造了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又用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构建了一个虚假的事实。许多人真正不相信的其实是学术人士的政治偏向,因为强烈的政治偏向会使得学术人士一厢情愿地思考,用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解世界。福柯式的活动人士认为,只要你获得了权力,你就获得了正当性。“觉悟者”认为,只要你占据了优势,你就能决定何为真伪。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当性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

3.思想洗钱

这种用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构建虚假的事实的做法,可以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来形容,那就是“思想洗钱”(Idea Laundering)。我们知道洗钱(Money Laundering)就是把钱从非法的转化成合法的,而“思想洗钱”就是把某些人的幻想或道德冲动转化成权威的知识。打一个比方,两个学者产生了某种道德念头(但不一定非是道德念头),于是这两人就创立一个期刊(Journal),找一个评审员,然后就像理工科的那些期刊一样,走一遍学术流程,于是这两个学者的念头就成了知识。然后其他人(通常相互认识)也在此期刊以及类似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且互相引用,于是这些人的想法就成了一套“知识体系”。如果外人质疑他们的观点,他们就把这些期刊摆出来,说:“看,xxx上就是这样说的“,给人一种权威知识的假象,然而事实上只不过是同一群人在强化他们制造的幻象而已。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肥胖研究”(Fat Studies),很多人从来都没听说过“肥胖研究”,在听到“肥胖研究”时,他们都会以为这是在开玩笑。然而这根本不是玩笑,有一个期刊的名字就叫做<<肥胖研究>>。而且,和人们想的不一样,<<肥胖研究>>研究的不是饮食和锻炼与体重的关系,这家刊物真正想做的是使肥胖成为一种常态。在<<肥胖研究>>看来,肥胖只是一种叙事,(这又是一个来源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肥胖研究>>宣称,体重超标对于健康没有任何风险,并且引用经过了“思想洗钱”的Charlotte Cooper的观点,认为“任何体重都很健康”(health at any size)。有的人甚至攻击癌症研究组织,因为该癌症研究组织指出肥胖是致癌的第二大原因,攻击者称肥胖没有任何危险,真正危险的是用肥胖羞辱他人。但是问题在于,肥胖真的是会给人带来危险的,一旦当人们真的因为肥胖而死亡,就可不是这些抽象理论能解释了的。肥胖研究还只是冰山一角,在欧美国家的不少大学,这类“研究“甚至成为了大学生的学习课程。(除了肥胖研究,还有性别研究,种族研究,文化研究等等,统称为“怨恨研究” en.wikipedia.org/wiki/Grievanc


4.学术人士为什么会想着虚构现实?

原因有三点:第一点,学术界的很多人把教授当作了一种政治行为。第二点,学术界的很多人接受了后现代思想的灌输,认为事物的真伪仅仅取决于谁认为它真,谁认为它伪,而不是事物本身是真是伪。第三点,也是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这些学术人士的道德冲动压倒了他们的理性思维,并且成为了“学者活动家”(Scholarship Activist)

5.解决办法何在?

也许西方国家需要彻底地重新思考学术机构存在的意义,并且建立新的,以追求真理为核心的学术机构。人文社科已经彻底沦陷,数学和自然科学还有希望,虽然如今就连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受到了去殖民计划(Decolonization Project)的影响。在学术机构已经病入膏肓的情况下,也许只有将其彻底重建。这未必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是值得人们的考虑。

来源:
youtube.com/watch?v=8Qa_4gDs3K audioboom.com/posts/7749266
本文只是概括了大意,并且有不少的信息损失,点击链接可获得完整内容。

能够作为一个人类在俗世中走完一生是何能幸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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