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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观察：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了不受制约的政治力量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灾难，“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本” 这种论点正在失去市场。

"The anti-elite focus of populist politics should not be misunderstood. Implicit in good populism is a vision of the virtuous elite against which the current incumbents are judged and found wanting. That populism is generally more conceptually pro-elite but practically anti-elite, while bourgeois revolutionaries of the Marxist and Jacobin stripe are more conceptually egalitarian but practically elitist, should not surprise us at all. Genuine populism is rooted in the intuitions and desire for the dignity of working people, whilst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tend to involve the frustrated desires of ousted or marginalised elites and middle-rankers. It’s a subtle but crucial difference. "

每个人的心里，

都隐藏着不同的感情，

表现在脸上，就会时而阴郁，时而喜悦。

——彼特拉克

绝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并不是不知道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下那些可憎可恶的事态。然而,他们却想出种种理由来为之辩解,说那都是由外因所造成的,诸如沙皇专制政体的遗毒,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等等。他们还认为,苏联是以史无前例的努力来建设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缺点。英国作家阿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 此人曾于1932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并且在苏联居留了一年,但在1938年就脱离共产主义运动了。他写出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说明那是一种什么思想状况,使那些共产党人以及那些共产党的同情者得以容忍苏维埃政权残害其人民的大清洗和大饥荒。其文如下：

“我学会了自觉自愿地把事物分为两类：凡属那些使我震驚不已的事,我歸之为‘旧时代的遗留’；凡属那些使我欢欣鼓舞的事,我归之为‘未来新事物的萌芽’。自从在自己头脑里安上这样一个自动分类器,才使得一个西欧人还能于1932年寄寓在俄罗斯,并且仍然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柯斯勒还把参加共产党比做精神上的一次脱胎换骨。他写道：

“谁参加了共产党,若说他是‘见到了光明’,那还不足以形容惟有其本人才感觉到的精神上的愉悦。……拨开云雾见天日,新的光芒从四面八方射来,头脑为之一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就像玩拼板游戏的那些凌乱的板块一样,一经拼起来,立即形成有模有样的东西。现在,对一切问题都找到了答案,过去所为之困惱的疑虑和思想斗争完全冰释……此后再也没有什么难题会擾亂其内心的平静。——他所担心的,就是怕以后这个信仰会幻滅,从而失去这个唯一使其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信心,又回到黑暗中去。”

在北欧诸国以及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没有多大的市场,莫斯科方面只能在自由主义者和“同路人”中找到可以供其使用的盟友。这些自由主义者和“同路人”,绝大部分都是知识份子,他们不必参加共产党,却在为共产党的目标尽心尽力。他们对共产党非常有用,因为他们不是党员,却起到党员所不能起的作用。党员说话,那会被当做是奉党的命令行事,而他们说话,那只是申述其个人的信念。这种同路人的心态,可以拿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为例来说明。在1919年,斯蒂芬斯为苏俄题了一首有名而且常常被引用的赞美诗：“我在苏俄看到了人类的未来,那是多么美好！” 后来查明, 这首诗是他在乘火车从瑞典到莫斯科的旅途中写的,人还没有踏进苏俄的国土呢。接着,当斯蒂芬斯在捷克那风景绮丽的休养胜地卡尔斯巴德(Karlsbad) 度假时,他又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矢忠于俄罗斯,在那里,展现了人类的未来。我坚信,俄罗斯一定会胜利,它将拯救全世界。然而,我却不想生活在俄罗斯。”

典型的同路人,还得推魏伯夫妇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这夫妻二人都是英国备受尊敬的社会主义者,其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始自费边社。起初,魏伯夫妇是敌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但在1932年,他们却突然改变了主张。那一年,魏伯夫妇到苏联旅游了三个星期,在那里受到帝王般的特殊接待。他们对所看到的一切都着了迷,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爱上了俄罗斯”。1935年,魏伯夫妇就根据苏联提供给他们的印刷品,编写并且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著作：——《苏联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后来在1941年的版本中,那个问号被删掉了。)他们把苏联所提供的文件看做和英国的官方文件一样,把每一页都送到苏联驻英大使馆去核实,“看有没有错误”,丝毫没有想到这些文件是苏联为了宣传目的而提供出来的。他们根据这样的文献资料来写书,当然就是胡编乱造,把苏联的生活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魏伯夫妇根据苏联方面的文件,替斯大林开脱罪责,说他不是个独裁者；他们认为,斯大林是按照集体领导的原则来治理苏联的。而且,就他们看来,斯大林的权力还不及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的权力来得大。至于苏联特务统治的恐怖,大饥荒,书报检查制度等等,他们都或者是避而不谈,或者是轻描淡写,或者是将之比做资本主义国家也常有之事。纵然如此,那位费邊社的老友萧伯纳,却把魏伯夫妇这部轻率的、充满虚妄不實之词、几乎长达一千二百页的应时之作,誉为“第一部真正经过科学分析的关于苏联的著作。”

1942年,魏伯太太又出版了一部比较简明的论述苏联的书,《苏联真相》。其中在论述苏联于1936年颁布“宪法”的章节里,她把苏联描绘为世界上最充份、最平等化的民主国家。

魏伯夫妇也真太聪明、太熟悉学术工作的规范了,他们竟不知道他们那些关于苏联的论述是何等地片面,偏狭。不过,他们为什么不能写出一部比较公允平实的书呢？其原因就在于当时人们有一种迫切的心理需求——当时西方文明正面临着危机,似乎就要最后崩溃了,大家心里都在企求能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魏伯夫妇描述苏联,也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位柯斯勒一样,他们在脑海里安上了“自动分类器”,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把所有一切不利于苏联的信息都摈棄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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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序的结果就是许多人内心失去“平衡”及“稳靠感”。因而心身的马达总不能像俾斯麦时代的德国那样开得足。在脱序过甚的社会文化里，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常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之感。人不能仅靠面包活着。人是必须活在表里如一的气氛中的。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蔑视过去的价值系统，并因而对一切价值系统存愤疾的态度。他们自以为步入一个价值的真空地带，不受一切系统的羁绊。他们似乎如释重负。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的！人实在是一种最奇怪的动物。当着他们不能勉力向道德境界升进时，就常会下降到受生物逻辑的作弄。当人的内心什么必须信持的原理原则也没有时，就有一种空茫无寄之感。自信力也就丧失了。他除了胃在蠕动，鼻子在呼吸，脉搏在跳动以外，好像什么也没有了。这时，他就成为街头的流浪者。信步走去，莫知所知。于是，任何人只要摆出一点肯定的态度，他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走，盲目地走。他完全流离失所了。所谓流离失所，并非一定没有房子住，也许他住的是高楼大厦，甚至出入汽车。然而，尽管他的身体在教室里，在办事室里，可是他的心田早已没有生物需要以上的原则，早已没有任何主张，早已无一点信持了。他放弃了自我，听任某甲今天装进什么货色就装什么货色，某乙明天装进什么货色就装什么货色。一切都“满不在乎”。多少知识分子，一忽儿被叫恭维某张，就恭维某张。一忽儿被叫詈骂某张，就詈骂某张。一切都“无所谓”。一切不和谐的动作都引不起剧痛。人，早已工具化了。他已经不是他的他了！这是最彻底的失所。虽然内心空虚，可是只要活着一天生物逻辑却一天不空虚。生物逻辑一天不空虚即一天要宰制他。内部的价值没有了，就追求外部的价值。孔雀要展屏。生物文化驱策着知识分子追求虚荣和面子，不择手段地制造空虚的声威，轻易地把自己的生命和时光换油条吃。规格没有了，风范随着秋风以俱去，体统只有在记忆里去追寻。剩下来的是藉挫折他人以弥补自己的挫折，藉锥痛他人来医治自己的创伤。多奇异的时代啊！罗素说，人是一种残暴的动物。被生物文化层愚弄而脱序的人可能更残暴。戈矛时代盛行身体残暴。知识分子则擅能进行“观念残暴”。冷漠的眼光一扫，就藉虐待以取快。虐待异类不够意思，虐待同类才够味。于是，我们看见今日若干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幅悲剧图。

脱序，导引人们走向非洲的原野！

有许多人轰轰烈烈地活着，有许多人悲壮地死去。在一些角落地，也有许多人无精打采地挨日子。生命对于他们似乎是多余的。但是扔掉可舍不得。扔掉生命，需要比混着活有更大的勇气。一些人感到人生味同嚼蜡。然而，嚼蜡毕竟占有时间，也填充了空虚。所以，嚼蜡虽然没有实际的营养，但有画饼充饥的功效，它给人以象征的满足。于是，嚼蜡成了一种时髦。隔夜的馊饭，阴沟的积水，垃圾箱里的渣滓，都捧出来作经典。在无何有中，一切廉价的代用品出现。低级的刺激比没有刺激有助于驱走心田的疲惫，换来临时的快感。脱序者的生命在灰色中打发过去。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4）

观念人物在一个动荡时代常削弱流行的信仰，批评既存制度的权威，为新的信仰之普及而开路。真正的观念人物视追求真理为一重要的事。照他们看来，上述行动人物的真理观简直荒谬到不能忍受。他们常视理想为第一。人身常置于理想之下，一切为理想，一切努力向理想集中。有些观念人物好争辩，乐于看到不同的思想之冲突。正如霍弗尔所说，他们提出一个主张时，用意在炫耀才华，或希图惊世骇俗。“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般而论，观念人物渴望受到尊重。中国的观念人物，受传统影响，渴望出人头地。当他们得不到这些满足时，不是离异了自己，便是远避了现实。

从上面的陈列看来，真正的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有内在心性上的不调和。当势利抬头时，真理一定远避。就一特定的情况而言，真正的观念人物是对付不了行动人物的。由于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传承脱节，与社会及家庭脱节，与经济来源脱节，再加上因与行动人物脱节而与权位脱节，于是变成脱节人。脱节人最易陷于脱序（Anomie）的空虚之中。

脱序是伦范互相冲突造成的一种社会情况。在这种情况里，个人同时要适应两种互不相容的伦范。例如，“为公”是一种伦范，“为家”也是一种伦范。在有的情形之下，这两种伦范要实行起来会互相冲突。这种冲突到了某种程度，会使身当其冲者不知如何是好。这类冲突多了，就发生脱序的结果。在外来文化价值和主位文化价值冲突时，在社会文化激变时，在相当长期的混乱时，最易产生脱序的现象。脱序人在权威面前丧失了自己，又常为极廉价的自我拍卖者。在学校里教的是一套，进入社会行的是另一套，乃脱序之一源。在学校里教的是重理想、进步、正义，要规规矩矩，是就是、非就非。进入社会行的，必得是重现实，要懂得怎样“混”，要圆圆滑滑，势势利利，要明白是就是非，非就是是，要能对许多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两个价值系统背道而驰，使刚出学校的青年不易适应，甚至终于锐气消磨。积累所及，会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所谓“阳奉阴违”也是脱序的一个报告目录。权威方面所说的话，所作的要求是一套。这一套不能实行，或不合执行者的利益；但是，又不能正面公开批评或反对。因为，根据过去的实际经验，批评或反对都有灾殃。这两个价值系统冲突。于是，分别办理：“表面敷衍”的是一套；骨子里实行的是另一套。

在一个权威主义的气氛浓厚而许多倡导又极不切合实际的社会文化里，一定会出现这类脱序现象。而且，由权威所发动的极不切合实际的倡导愈多，则脱序的现象也愈多。于是，许许多多本应可以用来做有益贡献的时间和精力悉浪费在应付权威倡导之中。这也就是说，于这样的社会文化里，在一方面权威的倡导势在必行，可是在另一方面代办又不能不巧为应付。这样一来，社会文化中许许多多分子的许许多多努力都在这两个不相容的价值系统的冲突里抵消了。社会文化中重要的价值系统因互相冲突而彼此抵消，结果之一就是脱序。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3）

陈伯庄说：“最为中国社会独具的，而在一部中国历史上占了重要角色的便是士大夫。自从封建消灭而入于大统一的中国，无统治阶级统治部族的特殊拥护，而孤立于上的皇室，君临版图极大而社会结构以宗法农村为主体的中国，士大夫阶级一直是中国的准统治阶级。他们从政问政的性格最发达，不是想做‘大臣’，即想做‘权臣’。经过近代意识的转变，‘大臣’即是救国志士，‘权臣’便是政党领袖。……”近代“打天下”需要“一套理想”。谈“理想”是中国近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乐事和特长。所以，在变革运动的初期他们得到实际的行动人物藉重，因而这两种人物大致可以相处得不错。可是，等到新的统治结构出现以后，实现的问题逐渐来临，理想的问题逐渐褪色，权力的一元化问题成为转变的枢纽。随着这一转变，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无法不起分化。在观念人物之中，比较能放弃理想而自认为目的已达的人又变为辅治阶层。比较坚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一种被诱拐（being betrayed）的感觉。当有别的机会时，这类的人可能投奔别的公司行号。第一流而又有独自思想的人，不是别立门户，就是遗世独立。

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的这种分化实在是动理（dynamism）上不易避免的结果。因为，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不仅在基本的想法上不同，而且在性格形成方面也不同。他们是一个运动中的两种异质要素。

行动人物的基本兴趣是成功。至于怎样成功的，使用什么手段成功的，是否由于因缘时会，是否由于巧取豪夺，对于这些问题他们认为是些空洞的问题。他们对于空洞的问题向来不感兴趣。行动人物在必要时也标榜一些主张。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的作用是把主张当做结纳精干并吸引人众的工具。至于标榜的主张是否实行，那要看对他们同他们的团体是否有利。他们口里似乎也强调理想，但是他们更重视现实的人身崇拜。当着理想可以用作人身的装饰时，他们拉拢理想。当着理想妨害人身崇拜时，他们可以翻修理想，不然就束之高阁。所谓意底牢结，他们弄成一种制度化的心理。所谓制度化的心理，就是一个团体或组织以内的每个分子必须共同承认的成文的甚或不成文的那些前提。既然如此，他们不太注意到这些前提的本身是否为真，而只注意到是否为团体所要求而且大众是否承认。即令这些前提是假的，但是，既然团体是这么要求而且大众又这么承认，所以也就是真的。既然这些前提是真的，于是在势力圈内的任何个人也得承认他们是真的。这种“真理观”的作用是为了抒发团体的意志，维持建制的尊严，并且延续组织的存在。在这一关联中，所谓的“真理”与权威是不分的。行动人物的这种真理观与科学上的真理观很不相同。科学上的真理观是，一个语句如果合于某一事实，那末它便是真的。最低限度，这种真理观不受情感的拨动和意志的支配。行动人物的真理观是，因为我们需要它是真的所以它一定得是真的，至于是否合于事实那是次要的问题。就事论事，这只能算是一种团体应迫（group imperative）。

正如霍弗尔（Eric Hoffer）所说的，真正的行动人物并非要改造世界，他只要占有世界。他的内在冲动是要掌握和控制，并令既得权力能够行使。

在这类要求之下，他要以制度来规范人众的行为。人众的任何重要的自发活动都在可疑因而当禁之列。在对付人众时，他们好诉诸镇制力和官司制度。因为，使用这类工具最可靠。为了保持权力，他们可以用自己创造的方法，可以用外来的方法，可以用古旧的方法，甚至也可以用敌人的方法。这么一来，彼等于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为权力而权力。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2）

逃离自我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这种人喜欢搬弄是非、打听试探、越俎代庖，同时对国家和种族事务表现出炽烈兴趣。在逃离「自我」的同时，我们不是会依偎着邻人朋友的肩，就是会掐着他们的咽喉。

夸耀神圣事业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替代自信

信仰一件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了的自信。

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节选：

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动带有浓厚的群众运动之色彩。群众性的运动之发展趋向，通常经由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宣传。第二个阶段是组织。第三个阶段是新的权力形态可能出现。在头两个阶段，有两种人物居于主导地位： 一种人物是狂热分子；另一种人物是观念之士。当然，有时一个人既可以是狂热分子又可以是观念之士。我之所以把二者分开，有两种理由。第一，在有些情形之下，有的人是狂热分子而不是观念之士，有的人是观念之士而不是狂热分子。第二，据我的经验所及，如果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太清楚了，常狂热不起来。在第二个阶段里，即在组织阶段，常有一种潜在的行动人物（potential man of action）。这种人物常常隐身在组织中，职卑位低，不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如果有新的权力形态出现，那末这种潜在的行动人物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实际的行动人物（actual manof action）。所谓实际的行动人物，意指行政官、司法官、计划家，以及做最后决定的人，等等。

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除了狂热分子以外，是观念之士的黄金时代。所谓“观念之士”即是“搞观念的人”。例如，好谈主义学说的人，爱演说的人，擅长写文章著书立说的人。这一类的人物我们送他们一块招牌，叫做“观念人物”。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所需要的是宣传、煽动、激励这一类的汽油。因此，这一期间所需要的是新的观念启发，贬抑既存制度，对人众提供理想社会的蓝图，作海阔天空式的诺言，开列伟大的空头支票，种种等等。这些工作观念人物俱优为之，而实际的行动人物不太高明。所以，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观念人物得以长才大展，头角峥露。至少在表面上，这类人物此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他们的人生得到最大的满足。

然而，好景不常！等到新的权力形态出现，就是该换主角演员的时候了。到了这一阶段，就是实际的行动人物登台的时候了。可是，从初期阶段到权力形态出现的阶段，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形迹可分，同时观念人物满脑袋还是幻想。在事实上，从权力的巩固着眼，群众性的运动确有收场的必要。因为，群众性的运动是像洪水一般的盲力。这股盲力既可被“革命”工程师导来冲垮旧的统治建构，也未尝不可导来冲垮新的统治建构。在这一转形的过程中，从事巩固权力的实际行动人物首先要设计“收拾”的就是带头的狂热分子，其次就是鼓动性的观念人物。所以，紧接着旧的统治建构瓦解而新的统治建构成立时，往往发生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整肃事件”。实际的行动人物富于对付人的经验，头脑冷静，精于计算，且行动不为自己口里所标尚的主义所拘限。狂热分子则沉醉于狂热之中。观念人物则执著于自己的观念，从观念的展望孔里延伸出对将来世界的美丽图像。这两种人因用心之不同，在“权力斗争”中常非行动人物的敌手。托洛斯基（LeonTrotsky）和史达林的对弈就是很有名的例子。俄国革命成了功，波尔希维克党人的政权已经拿到了手。史达林很现实地主张从事“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托洛斯基犹不忘理想，不尚权争，高唱“不断革命论”，终于被史达林打垮，流亡海外。接着而来的，是史达林所策划的一连串的整肃。在这一连串的整肃之中，始原的“革命人物”差不多都整完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像一个大食魔（Gargantua）。为了维持它的生存和气力，它要吞食一个社会的一切才智、真诚、希望，以至于生命。这个普遍的律则，在相同的基本条件之下，可以用来说明不同时空里发生的实例。当然，表现的形态和程度的强弱可因时地之不同而不同。

中国近几十年来，实际的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有发人深省之处。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里，依前所述，根本就没有培养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教的责任感，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绝缘。于这一关联上，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较特殊的挫败。这类陷入的情形，自清末以来似乎更深。因为，如前所说，社会文化的动乱逼着他们纷纷走出书房，为脱节的他们自己寻觅新的安排。在这一情态之中，他们很难完全摆脱前人走过的旧路。在背后的这一因素推动之下，恰好又要拼命去追求如前所说国族诸大问题的解决。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 （1）

这种说法还有另一个依据，那就是附录谈论的虽然是“新话”，但附录本身却并不是用“新话”写成的。这意味着，要么大洋国放弃了”新话”，要么大洋国与“新话”一起覆灭了，而后者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得多。写下这篇附录的，大概是后世的研究者和历史学家。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1984》的结局其实是开放的。

完整地看完了《1984》的人，很少有不为书中描绘的那个暗无天日、没有希望的极权社会感到压抑、沮丧乃至抑郁的。让人沮丧的不仅仅是“大洋国”本身的黑暗，更是面对这样一种极权体制的无力感，仿佛以后的人类世世代代都要接受它的奴役一样。

如果单看正文，不看附录的话，那么读者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很正常的。即便是看了中文版附录，读者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异常。可是当你查看英文原著的附录时，你就会发现这里实际上埋了一条暗线。

我们来将中英两板的附录做一下对比。

中文版附录：

新话的原则

「新话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社——即英格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到了一九八四年还没有一个人能用新话作为唯一交流手段，不论是口头上的，还是书面的。《泰晤士报》上的社论是用新话写的，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技巧，只有专家才能做到。估计到了二〇五〇年新话终将取代老话（即我们所称的标准英语）。在此之前，它逐步地扩大地盘，所有党员在日常谈话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新话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一九八四年使用的那一种，见诸第九版和第十版的新话词典，是临时性的，其中有不少多余的词和过时的结构，以后就要废除的。这里所涉只是第十一版词典中应用的最后修订稿。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大家采用了新话，忘掉了老话以后，异端的思想，也就是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无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进行的。
……
……
的确，过去的许多文学都已用这个办法加以改写。出于名声的考虑，有必要保持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同时使他们的成就与英社哲学一致。因此像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都在翻译中；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的原作以及所有残存的过去的文学作品都将统统销毁。这项翻译工作既费时又费力，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二十年恐怕不会完成。还有大量的实用文献——不可缺少的技术手册之类——也需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有时间进行这项翻译工作，新话的最后采用日期才定在二〇五〇年这么迟的一个年份。亅

英文版附录：

The Principles of Newspeak

「Newspeak w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Oceania and had been devised to meet the ideological needs of Ingsoc, or English Socialism. In the year 1984 there was not as yet anyone who used Newspeak as his so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either in speech or writing. The leading articles in ‘The Times’ were written in it, but this was a TOUR DE FORCE which could only be carried out by a specialist. It was expected that Newspeak would have finally superseded Oldspeak (or Standard English, as we should call it) by about the year 2050. Meanwhile it gained ground steadily, all Party members tending to use Newspeak words an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more and more in their everyday speech. The version in use in 1984, and embodied in the Ninth and Tenth Editions of the Newspeak Dictionary, was a provisional one, and contained many superfluous words and archaic formations which were due to be suppressed later. It is with the final, perfected version, as embodied in the Eleventh Edition of the Dictionary, that we are concerned here.

The purpose of Newspeak was not only to provide a medium of expression for the world-view and mental habits proper to the devotees of Ingsoc, but to make all other modes of thought impossible. It was intended that when Newspeak had been adopted once and for all and Oldspeak forgotten, a heretical thought—that is, a thought diverging from the principles of Ingsoc—should be literally unthinkable, at least so far as thought is dependent on words.
……
……
A good deal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was, indeed, already being transformed in this way. Considerations of prestige made it desirable to preserve the memory of certain historical figur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ringing their achievements into line with the philosophy of Ingsoc. Various writers, such as Shakespeare, Milton, Swift, Byron, Dickens, and some others were therefore in process of translation: when the task had been completed, their original writings, with all else that survived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would be destroyed. These translations were a slow and difficult business, and it was not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finished before the first or second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re were also large quantities of merely utilitarian literature—indispensable technical manuals, and the like—that had to be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It was chiefly in order to allow time for the preliminary work of translation that the final adoption of Newspeak had been fixed for so late a date as 2050.」

看出区别来了吗？

区别就是中文版附录是用现在时写成的，英文版的附录则是用过去时写成的。时态不一样，意思就天差地别。中文版的附录实在描述一个正在推行的制度，英文版的附录则是在描述一个曾被推行的制度。我查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三家的译文，发现它们都没有把译文中过去时时态表现出来，它们都遗漏了这处重要的信息。

知道了原著的附录采用的是用过去式的视角，我们就能够明白附录中的“新话”和“大洋国”其实是后人记录或研究的对象。这里暗示的是“大洋国”可能最后还是被推翻了，人们也许把曾经在大洋国发生的这些事情总结成了历史教训，用以警示后人。当然，这是一种猜测，因为奥威尔透露的信息实在太少，没有人知道附录的作者是谁，没有人知道两者之间隔了多少年，也没有人知道这么多年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从《1984》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其实能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例如《1984》中反复地提到过一句话：“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这是温斯顿在日记本里记录的内容，在文中出现过三次。具体的解释是这样的

“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尔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

此外，在奥威尔的其他文章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观点，例如在《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中，奥威尔就回忆到他曾经看到过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见此场景，奥威尔就想到，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在评论伯恩汉姆的那篇“Second Thoughts On James Burnham“里，其实也有类似的表示。其实说到底，奥威尔一直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像他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特点就是不论现实让他多么灰心沮丧，都依然会保留对普罗大众的信心，也许极权统治能维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但它总会有被推翻的一天，人类从来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建成。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奥威尔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总之，《1984》的结局是开放的，极权主义很可能最终还是被推翻了，如果你知道了结尾用的是过去时再去看这本小说，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

乔治·奥威尔的这篇评论文章，主要讲的就是这些，原文有八千多个字，是一篇长文。我觉得奥威尔的评论很深刻。他承认了伯恩汉姆的理论的价值，也犀利地指出了伯恩汉姆的核心缺陷，并且以点带面地分析了这一缺陷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做出了出色的辩护，逻辑严密，内容翔实，是一篇精彩的文章。

我个人认为，伯恩汉姆的理论中比较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他对苏俄制度的分析，关于国有化的论述，以及对行政部门扩张的论述。他的理论虽然没怎么提到中国，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一些话很好地描述了中共夺权和掌权的过程。此外，我觉得美国的“建制派”，（即所谓的“establishment”，关注美国政治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由“管理者”变过来的。

奥威尔在这篇文章中对伯恩汉姆的一些批评我很认同。我感觉伯恩汉姆的“现实主义”和权力崇拜也同样体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身上，即信奉成王败寇、赢者通吃，认为“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崇拜强权和暴力。这些特点可以在那些同情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怀念“昭和男儿”的一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也可以在那些从底层一直爬到高位的“奋斗者”中看到。后者大多有过美好理想被残酷现实击碎的经历，于是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心态，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是虚伪的，人性中没有美好的成分，唯一值得依赖的只有权力，有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于是要么努力奋斗成为拥有权力的人，要么选择依附一个外在的强权。

关于权力崇拜，我还有另一个感受，那就是权力崇拜通常会引向道德虚无主义，认为道德就是强者制定的规则，不存在普世道德。这种思想见于尼采的超人理论，即认为强者不需要遵循规则，只需给别人制定规则的这种观念，也就是《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一开始信奉的那种理论。这种思想也可以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中看到，例如福柯的“权力知识论”，大意就是客观知识和客观真理并不存在，对与错，是与非，乃至于人们日常沟通，都是权力所塑造的。我们可以发现这与伯恩汉姆对纳粹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伯恩汉姆认为人们之所以认为纳粹邪恶，是因为纳粹是新事物，等到纳粹掌了权，控制了道德话语权，人们就不会认为纳粹邪恶了。福柯的这种思想本质上和伯恩汉姆的这种观点是一种思路，都是权力崇拜论，只是形式不同而已，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他们共同的祖先。福柯后来和乔姆斯基辩论时就直说了，他觉得公正本身就是压迫阶级发明出来的概念，用来稳固自身统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可以无视公正的概念，推行血腥独裁的恐怖政治。事实上，当一个人认为权力无所不能，那么这种对权力的迷信很快就会转化成对权力的崇拜。

最后，这种“现实主义”式的权力崇拜还让我想起了Andrey Illarionov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访谈，在访谈的结尾，Andrey Illarionov说，我们要明白，普京之所以咄咄逼人，不择手段，是因为他受到了许多西方人的帮助。假如没有这些人的帮助的话，普京是绝不会入侵乌克兰的，成千上万的人也不必死于非命。使得普京获得帮助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势力范围理论。这正是之前提到的米尔斯海默所信奉的那种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国际关系学派”的理论。拜登，伯恩斯，布林肯他们都信奉这种理论，这是西方的真正问题所在。这种理论否认了独立国家的主权，也否认了它们的自由选择权，否认了它们在文明和暴政中做出选择的权利。我想Andrey先生指的这个理论，就是“现实主义”的变种。这种“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当前强大的一方，以后也一定会强大，弱国面对强权就应该放弃抵抗，假如乌克兰人民听信了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如泽连斯基真的采取了美国政府的建议流亡海外，那么乌克兰的人心可能早就溃散了。有时候，为了未雨绸缪，人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但在一些时候，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之下，也不应该失去信心和希望。只有勇敢地去抗争了，才会获得崭新的未来。

另外再补充一些额外信息：在这篇文章中，奥威尔认为《管理者革命》所描述的未来并不会成为现实。但是读过《1984》的人都知道，这本小说就是以伯恩汉姆预言的“管理者社会”作为基础设定的，这也许表明奥威尔尽管不赞同这种理论，但还是认为现实可能会朝着这条轨道发展。所以对于“管理者革命”这一理论，奥威尔的态度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在另一篇文章《原子弹与你》中，奥威尔就认为伯恩汉姆的预言可能成真，他是这样写的：

“当詹姆斯·伯恩汉姆写出《管理者革命》时，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德国人将赢得欧战的胜利，因此统治欧亚大陆的将是德国而不是俄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日本仍将是东亚的霸主。这番预言落空了，但它的主旨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伯恩汉姆对新世界地缘政治图景的勾勒是正确的。世界越来越明显被三个庞大的帝国分割占据，每个帝国可以自力更生，与外部世界断绝联系，由一个自我加冕的寡头集团以某种伪装形式进行统治。划定疆界的讨价还价仍在继续进行，而且还将持续好几年，而第三个超级大国——由中国统治的东亚——现在仍只是潜在的可能而并非事实。但大致上的趋势是不会错的，每一个科学上的发现都在加速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