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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一部分系批判地吸收了欧洲启蒙时期思想家们所倡导的关于人性的理念。在西方世界,一向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人是由肉身和灵魂这两部分所组成,这二者均系造物主所赐；灵魂包括理想和价值观,是与生俱生的。人的智愚善恶,是先天决定的。当然,这是一种保守的观点,因为它认定人性是不可改变的：生来如此,今后也永远如此。易言之,一个人生来贪得无厌,那么他一生一世就永远是贪得无厌的。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首先站出来挑战,驳斥这种先天决定论。洛克在他所写的《人类理解论》(1690年出版)中,根本否定有什么“先天的理念”。 按照洛克的说法：人在出生时,头脑 (或称之为灵魂) 是一块白板；一切理念和一切价值观,都是由后来的感官经验产生出来的。这套理论就说明：人性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可以改变,可以引导到好的方面去的。欧洲启蒙时期的那些哲学家多持性善之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因此就认为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改造：发挥其本来的善心,去克服那种自私自利的恶念。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把这种涵意说得更明白。他争辩道：只要采用适当的教育和立法手段,不但能够促使而且可以强迫人们达到至善的境界。这种颇有疑问的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却被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继承了下来,成为他们共同的遗规。后来,他们就是在不同程度上,用教育或强迫改造的方法,或二者同时并用,以求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从某些方面说来,列宁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中所建立的那个共产主义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按照爱尔维修的模式来推行公民教育,以求培养出一代完全新型的人,要求他们纯洁无瑕,毫无自私自利之心。」

在列宁主义，纳粹理论，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以及在当代关于性别和种族的时髦思想背后，有这样一种思想若隐若现：即人无本性，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均为环境塑造，自由意志仅仅是一个幻象；人们现存的种种观念并非其本人独立思考的结果，而是环境潜移默化的产物；人们所认为的对与错，是与非，美与丑，其实是既得利益者者用来维护秩序的谎言。说到底，人性好比是一团橡皮泥，掌握了权力的人可以把它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既然如此，那么这个捏橡皮泥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我这么先锋，这么高尚，这么无私，有着一整套完美的改造世界的方案，有什么理由不将我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呢呢？

暗含于这种“看穿”和“看透”的，是一种与对世俗权力的极端崇拜，和对个体意志的深深蔑视，以这样的一种人性观为基础，就可以得出这样一种推论，即只要控制了每个个体的全部外部环境，控制了他所能看到的和听见的一切东西，就可以控制每个个体，就可以想在白纸上作画一样改造整个社会。

例如，毛泽东曾经就说过：“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白纸是没有个人意志的，被动的，易受支配的。事实上，在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以及为这类独裁者打下了意识形态基础的进步知识分子看来，人与白纸没有任何区别，或者说，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人与白纸没有任何区别，可以被改造成整齐划一的”新人“。

希特勒也有过类似的言论：“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们那边的’，我就平静地告诉他：‘你的子女已经不属于你了，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你的后代将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个新社会’”。

德国民众的子女，就是希特勒眼中的橡皮泥，可以被用来作画的画布。

看起来像是一个悖论，但当一个人将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于外在环境的影响或权力的驯化的时候，他本人也准备好用同样的方式去操纵和支配他人了，因为他人在他眼中已然不再是有独立意志的个体，而是供自己实现目的的微不足道的棋子。

同样出自阿道司•赫胥黎的《重返美丽新世界》

「可是很不幸，单单拥有正确的知识和合理的原则还不够。朴素的真理或许会被骇人的谬误所遮掩，而娴熟地吁求激情则往往败坏理性的决定。荒谬而险恶的宣传，其后效很难消除，除非训练人们学会分析宣传的技巧并看透其中的诡辩术。在人从动物境界跨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语言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语言也能唤起人心中持久的、系统化的愚昧，激起那种仿若魔鬼的邪恶——这可不像是人类的行为。其实，语言本来是能激起人心中种种美德的，比如做事有条理、深谋远虑、仁慈如天使。

语言有助于使用者关注人、事、物，即使人、物已不存在，而事情则已过去。语言定义了我们的记忆，它通过将经验转化为象征符号，能使即时的渴望、厌恶、仇恨、爱意转化为稳定的情绪和行为准则。通过某种我们完全意识不到的途径，大脑的网状系统能从海量的刺激因素中，选取少量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实际意义重大。从这些无意识中选择的经验，我们则或多或少有意识地选择、提炼其中一部分，从我们的词汇库中选择词语给他们贴上标签，并将之分类，立刻放入一个形而上学的、科学的、伦理的系统中，这个系统则由更高层次的抽象词语来为其中的概念一一命名。

这一过程有两种结果。其一，如果选择、提炼经验的过程能就事情的本质，以正确的观念系统做支持，并聪明地选择合适的标签，使其符号性质简单易懂，那么，我们的行为会倾向于务实、相对正派。其二，如果选择、提炼经验的过程以错误的观念系统做支持，并错误地选择、使用标签，其符号性质近乎无人能懂，那么，我们的行为将倾向于一种组织化的愚蠢，而且邪恶无比，这种愚蠢、邪恶的本性，感谢上帝，连哑巴一般无知无识的动物们（确实，它们都是哑巴，不能开口说话）都未曾有过呢。

在反理性的宣传中，自由的敌人们系统性地颠覆语言的本源，以甜言蜜语、恐吓威胁迫使民众如思想操纵员们所希望的一样思考、表达情绪、行动。故此，关于自由的教育（当然还包括爱和理解力，它们是自由的必要条件，也是自由的结果）必须首先解决正确使用语言的问题。在过去的两三代人里，哲学家们花费大量精力，致力于分析象征符号、意义。词语、句子我们每日在用，它们是如何关联到我们每日生活中都要处理的人、事、物的？讨论这个问题，恐怕要花费大量笔墨，且容易离题万里。

不过，我们只需要明确如下事实就够了，那就是：以正确的用语方式进行合理的教育所需的智识储备已然完成，它可以告知学生辨别正确、错误使用符号的方法，它可以覆盖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所有教育阶段，而现在，我们立刻就可以启动这种教育。其实，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的任何时候，它随时都有可能实施，但是，却没有地方可以用系统的方式，教育孩子学会辨别真与假、意义与荒谬。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长辈，即使生活在民主国家中，也不希望孩子们接受这样的教育！

关于这点，我们要提到宣传分析学院那短暂、失败的历史——其实它在人类发展中有重大的意义。1937年，当时纳粹的宣传最喧嚣，也最有成效，于是，法林先生这位新英格兰地区的慈善家起而创建该学院。在该学院的支持下，专家们不仅对非理性宣传进行了分析，而且还为高中生、大学生编写了几本教材。但是，大战爆发了，这次大战的破坏力是全方位的，其对人心理的破坏，毫不亚于它对人身体的破坏。当同盟国政府都已经全力部署“心理战”的时候，还坚持对宣传进行分析，已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1941年，该学院关闭。

但是，即使在战争开始之前，也已经有一些人似乎对该学院的事业深为反感。比如，某些教育家就反对说，向学生传授如何分析宣传材料，将使年轻人变得过分的愤世嫉俗。军方高层也表示反对，他们担心新兵会对军训教官的指令予以分析并质疑。还有牧师和广告商们。牧师们反对的理由是，人们的信仰会被削弱，也会减少去教堂的次数；而广告商们的理由是，对品牌的忠诚度将会降低，销售量因此会萎缩。

这些担忧和厌恶不是没有道理。如此之多的普通民众也能详细剖析牧师们、长官们的话，似乎确实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即使在当下的生活中，社会秩序也依赖于民众不假思索即接受由各种权威或本地传统提供的宣传。所以，问题的关键又一次归结到寻找中庸之道，也就是说，个人必须足够敏感，愿意而且能够履行自己的社会工作，但并没有敏感到完全拜倒于专业思想操纵员的符咒的程度。

与之相似，民众需经足够的教育，能分析宣传材料，以避免对纯粹的胡说八道都毫无批判地信赖；但又不可太过，以至于对传统的宣扬者善意的宣传（虽然不总是全然理性）也完全拒之门外。或许在盲目轻信与盲目怀疑之间永远都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且单靠分析，也无法始终保持这种平衡。看来，要解决上面那个疑问，刚才讨论的方法有些消极，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积极的方法来加以补充，即：在事实的坚实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大家普遍都能接受的价值观。

当然，说到价值，首先就是个人自由，它源于人的差异性和基因的独一无二性；其次还有互爱与同情，它们源于古老的事实，而且为现代心理学所再次发现，即：不管人的精神、体质的差异性有多么大，爱就如同事物和居所一样，对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最后还包括智识的价值，没有智识，爱将徒然无功，自由将无处可觅。这一套价值观将给我们提供一个标准，我们可以此来评判宣传。任何宣传，如果纯粹胡言乱语，且淫邪苟且，则我们立刻抛弃；如果仅仅是不讲理性，但与爱、自由等价值观是相容的，且不违背智识的原则，我们则可斟酌其价值，考虑暂时接受。亅

「如果一种伦理系统以非常实际的态度评估各种实践经验的数据，那么它便能造福人群；但事实恰恰相反，很多伦理系统在评估实践经验、观察事物性质时，却不切实际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导致这种伦理系统自然弊大于利，遗患无穷了。

因此，直到最近，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坏天气、疯牛病、阳痿可能是因为邪恶的魔法师在作祟，而且有很多事例表明确实如此。于是，抓捕、杀死魔法师变成了一种责任；此外，这种责任已然白纸黑字写在神圣的《出埃及记》里了：“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以此种错误的观念为基础（在许多个世纪里，权势人物极端相信这些观念），建立起来的种种伦理系统和律法系统，制造了最骇人听闻的邪恶勾当。

在这些关于魔术的错误观念流行的年代，遍地监视、死刑盛行、冤死无数，种种恶果皆自成逻辑并强制执行。能与这样邪恶的时代匹配的，是不久前的纳粹德国。纳粹的伦理系统，其立论基础是关于种族的错误观念，且得到强制推行；披上合法外衣的暴行，其规模之庞大，则远胜过去的时代。

其结果便是，几乎没受多少阻力，人们便大抵信奉这样的社会伦理体系了。其实，它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认定人类是一种完全社会化的物种，所有婴儿自出生起本质即一样，而个人乃是经由集体环境驯化出来的产品。如果这类观点无误，如果人类实际上真是一种完全社会化的物种，如果个人的差异性微不足道——而且通过适当的驯化可以彻底抹杀，那么，很明显，自由将不复存在，而国家也将公开正义地迫害那些追求自由的异端。

于是，个人好比白蚁，对白蚁窝的奉献便是纯粹的自由。问题是，人类并非纯然社会化的物种，人类只是适度群居；人类社会也不是一个有机体，并不像蜂房或蚁垤一样；人类其实是被组织起来的，所谓的组织，换一种说法就是为集体生活而临时安排的一架架机器罢了。此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如此巨大，即使有强力文化的熏陶与“熨烫”，最底层的“内容矿物”（借用W.H．谢尔登的概念）仍然保留着其内在的敏感特质——即使已经社会化；而病人与瘦弱之人的体内，也仍然保留着巨大的精力与体力；而最强的“外部矿物”将始终存留于大脑敏感部分。如此一来，人必定是内省的、过度敏感的。

在我的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中，通过基因控制和后天驯化，人的行为被塑造为适应社会需求；胎儿放在瓶子中培育；为了确保产出的胎儿具有高度同一性，社会便精选少量母亲，取其卵子，采用高科技手段，使这卵子一次又一次地分裂，于是造出了一百个甚至更多的成批成批的孪生子——他们一模一样。这样便能制造标准化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机器上劳动。为保证这些“机器人”的标准化更加完善，婴儿生产出来之后，社会便以婴儿驯化、睡眠教育、嗑药等方式产生的快感，替代过去人类对自由、创造力的满足感。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指出，在当今世界，巨大的客观势力正在导向极权政治和管制社会。虽然个体通过基因控制成为标准化的人目前仍然不大可能，但是大政府和大财团已经或即将掌握我在《美丽新世界》里描述过的那种“思想操纵法”，还有其他一些邪恶手段，我那贫乏的想象力是无法预见的。

只因尚无法对胚胎进行同一性的基因控制，于是，在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未来的世界里，独裁者们只能把社会和文化的同一性强加在成人与儿童身上。为达此目的，他们将全面使用（除非被阻止）“思想操纵法”，并将毫不犹豫地通过经济胁迫和身体暴力，来强化这种非理性的劝导手段。要想避免这样的独裁社会，我们必须毫不耽搁，立刻开始教育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以确保自由和法治。正如我前面所言，关于自由的教育，首先需注重事实和价值。这些事实，包括了个人的差异性、基因的独一无二性；由这些事实则推衍而出相关的价值，包括自由、宽容、互爱。」

教育为自由

「教育的根本，是为人类的自由。这个道理要畅达天下，务必先陈述自由之事实、弘扬自由之价值；务必继续发展相关技术，以实现此价值；对于那些无论动机为何，刻意忽视自由之事实，否定自由之价值的人，则务必与其决战。

在刚开始的几章中，我讨论了社会伦理，据此论证了组织膨胀、人口过剩必将引来邪恶，此邪恶得到社会伦理的理论支持，且会改头换面，让人以为它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呢。这种邪恶的价值体系，与人的体质和气质能协调吗？社会伦理假定，后天的教养在决定人的行为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人类生来即有的生理、心理的种种特质却是微不足道的。这话有道理吗？是否人类真的只不过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如果这话没有道理，我们又如何自圆其说，证明个人与其所在的群体相比较，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呢？

其实证据自足。所有现存证据可以归结到一点：在个人与社会的生活中，遗传的重要性与文化相比毫不逊色。每个个体在生物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与别人并不相同。因此，人人自由是极好的事情，人人宽容是极大的美德，控制个体则缔造不幸。因了种种实用的、假设的理由，独裁者们、组织官员、某些科学家却急于简化人类遗传天然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会令他们发疯），控制社会处于一种同一性状态之中。在行为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J.B．华生一股热诚，悍然宣称他能够证明“行为模式并无遗传性，天赋（音乐、艺术等）亦然，人们以为天赋会在家族里遗传，这纯属无凭无据的瞎想”。直到今天，我们还发现有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B.F.斯金纳教授——坚信，“随着科学发展，科学能解释的现象其范围越来越广。比如人们宣称个人所做的贡献，如今看来几乎等于零；人们夸夸其谈的所谓创造力，在艺术、科学、道德上的成就，所自夸的自主选择的能力，以及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态度如今在新科学的自画像里，早已不再耀眼。”

一言以蔽之，莎士比亚的戏剧作者不是莎士比亚，不是培根，也不是牛津伯爵，它们的真正作者乃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

六十多年前，威廉·詹姆斯写过一篇文章《论伟人及其环境》，驳斥赫伯特·斯宾塞[4]对杰出个人的攻击。后者曾宣称，科学（该词将一定时期内所有的X教授、Y教授、Z教授们的观点以动人、便捷的方式人格化了）已然彻底废除了所谓的伟人。他写道，“伟人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必须归类为社会的产物，他实在仅仅是其祖先的一个延续罢了。”伟人也许是（或者看起来是）“变革的最先发起人，……但如果真的可以解释清楚这些变革的发生，也需要在导致变革发生的总的社会条件中去寻找原因，连伟人本身也是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诞生的呢。”

这种假装深奥的虚无言辞，几乎不可能有实际意义。我们这位哲学家的真实意思是：只有在认识清楚每一个事物之后，我们才能透彻理解单个事物。说得好极了。不过，实际上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清楚认识每一个事物，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自己片面的世界观，并用直接原因去解释事物——其中也包括伟人的影响力。

对此，威廉·詹姆斯写道，“假如人性可以确定的话，那么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伟人的社会并不曾造就伟人，相反，是伟人诞生之后，这个社会才称之为伟人的社会。社会、政治、地理，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人类学，这些条件对生理力量的影响，好比维苏威火山对瓦斯火花的影响一样，你说这影响是大是小呢？其实是生理力量塑造了伟人。斯宾塞先生莫非以为，社会诸种压力恰好汇聚一起，时间恰好在1564年4月26日左右，恰好作用于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然后便必须在此地诞生某个莎士比亚，此位莎士比亚，必定还得智力超常？……他是不是说假如上述这位莎士比亚幼时患了婴儿吐泻病不幸夭折，那么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还得有另一个母亲务必得再生一个孩子，与上述这位莎士比亚一般无二，以重建社会的平衡？”

斯金纳教授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他的论文《科学与人类行为》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但不幸的是，这些事实局限在小范围之内，于是，当他冒险进行概括时，其结论的不切实际，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理论家们一样彻底。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像赫伯特·斯宾塞一样，斯金纳教授对詹姆斯所称的“生理的力量”满不在乎，他只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把决定人类行为的基因问题一带而过。在他的著作中，他对体质医学的新发现不屑一顾，对体质心理学根本连提都不提，其实，依据这些（根据我的判断，只需要依据这些即可），都可以写一本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个人传记了，这本传记要与传主存在的相关事实紧密联系，包括：他的身体、气质、智力禀赋，他生活的直接环境（随时间变化而不同），他的时代、所处地理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文化。

人类行为的科学就像抽象的运动科学一样——在研究上是必要的，但是就研究本身来说，却完全与实际事物不相关。来比较一下蜻蜓、火箭和近破波，这三者可以说明相同的运动规律，但是其表现形式却并不一样，可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至少与它们之间的共性一样重要。其实，就其运动研究本身来说，这种比较几乎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

与此类似，行为研究就其本身来说，同样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比如个人的身心是如何呈现其“行为”的。但是作为身心俱全的我们来说，了解身心却非常重要。此外，我们通过观察和实际经历可以知道，个体与个体之间，其身心之差别可谓天上地下，而其中一些个体，其身心之强大，可以而且确实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环境。在这最后一点上，罗素与威廉·詹姆斯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我要说，几乎每个人（斯宾塞行为主义的信奉者们除外）都会同意威廉·詹姆斯的意见。

按照罗素的观点，历史变革原因有三：经济形势、政治理论、重要个体。他说：“我相信，这三者缺一不可；同时，三者中单独的一个是不能全面解释清楚历史变革发生的原因的。”

如此说来，假如俾斯麦和列宁幼年夭折，我们的世界将截然不同；正因为有了他们，世界才成为如今这般模样。“历史尚不是一门科学，只有通过歪曲和有意省略才能让它看起来像科学。”在真实的人生中，生活究竟是如何一日复一日地过下来，人们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所以，只有在理论上才能说“人们宣称个人所做的贡献，如今看来几乎等于零”，而在实际中，任何个人都是重要的。当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做成了，请问究竟是谁做的？是谁的眼睛和耳朵在感知事物，是谁的大脑皮层在思考，又是谁拥有积极的情感和坚强的意志去克服困难？显然不是什么社会环境，也不是什么群体——因为群体并不是一个有机体，仅仅是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组织。

任何一个社会里，每一件事情都是由个人来做的。这些个人当然会受到当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古人的图腾和道德观加上正确的信息和错误的信息一起代代相传，并通过口传或书面文字的方式保存在个体身上。但是不管个人从社会中获得任何东西（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不管个人从属于某个团体的个人那里获得什么东西，或从他人——无论是生者死者——编辑的符号文献中获取什么东西），他使用此物的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包括他独特的感受、他的生物化学的构造情况、他的体格和气质——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科学解释再丰富，解释范围再广，也不能解释清楚这些不证自明的事实。我们务必记住，斯金纳教授视人为社会环境的产物，但这个世上不是只有他一人才能对人类做科学的描述。这里便有一人，乃是罗杰·威廉姆斯教授，他对人类行为的描述，不是将其抽象化，而是视其为身心的共同作用，每个人身心的发展，部分源于与他人共存的环境，部分则源于个人独一无二的遗传性。在《人性之边界》和《自由但不平等》两书中，威廉姆斯教授以翔实的证据，论述了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差异，这种差异，华生博士认为“纯属无凭无据”；而其重要性则被斯金纳教授一笔抹杀——“几乎等于零”。

在动物中间，尤其在特定物种之中，进化程度越高，生物差异度就会变得越来越醒目。尤其是人，其生物差异度在整个自然中是最高的，人在生化、结构、气质等方面的多样性，高过其他任何一个物种。这是简单事实，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因为我所命名的“整合的意志”的存在，世上总有人意图把一种简单易懂的同一性强加到万事万物身上（因事物的多样性令其抓耳挠腮），如此一来，许多人便被诱导，遂忽略了这一简单的事实。他们于是降低生物的独特性，全神贯注于较为简单的、更易被人理解（就目前知识水准而言）的环境因素，因为环境总会介入人类行为中。“思考与研究皆关注于环境因素，”威廉姆斯教授写道，“由此导致人们普遍认为婴儿有必要按照统一模式养育。一大帮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人类学家，以及其他一些专家，比如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法律学者，还有社会大众，居然一致信奉这一教条；那些将去制定教育政策和政府大政方针的人，他们的主导思维模式中也复刻了这一教条；而那些毫无独立批判精神的人，对这一教条则无条件地接受。”」

出自阿道司•赫胥黎的《重返美丽新世界》

「有这么一个问题：“谁来把守守卫者？”我们可以延伸来发问，监护我们的人又由谁来监护？或者，管理者又由谁来管理？答案可能很乏味，监护者、管理者根本无需监管。就像在某些社会学博士们口中似乎流行过的一个令人动容的说法，说社会学的博士们绝不会被社会的权力腐蚀。像加拉哈德爵士一样，因为心地纯洁，他们一分的力量有十分的功效，而他们之所以心地纯洁，是因为他们可是社会学家呀，他们可是花过六千个小时学习社会学的呢！

哎，算了吧，高等教育可保证不了高尚的品德，也保证不了较高的政治智慧。除了这些出于伦理和心理原因的担忧，还要加上一种纯科学性的担忧：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理论吗——社会工程师依据此理论进行社会管理，又从这理论中找到种种说辞，为自己操纵民众辩解？

举个例子，埃尔顿·梅奥曾直截了当地说：“人们希望与自己的伙伴不间断地保持工作的联系，这种愿望是人性的彰显——即使不是最强烈的彰显。”但我会说，这句话毫无疑问大错特错。或者有人会具备梅奥描述的这种愿望，但其他人并不一定如此——此愿望其实是气质与遗传的结果。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倘若其理论基础是假设人（不管这个人是谁）“希望与自己的伙伴不间断地保持工作的联系”，那么，对于组织里的男男女女来说，他们就好比被捆绑在了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只有经刀俎之苦，截长补短，他们才能适应这个组织。

再比如，人们用抒情的语言对中世纪的历史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误读，可是当下众多的社会关系学家是何等佩服这样的著作啊！“行会、庄园、乡村里的成员，在其一生中，都受组织保护，得享和平与宁静。”我们很想问问，这些中世纪的人需要保护，那么他们面对的危险是什么？肯定不会是组织里的权势者要残酷欺凌他们吧？

至于所谓的“和平与宁静”？我们只知道在整个中世纪，弥漫的是无数人长久的挫伤、深刻的忧愁、强烈的愤恨，这种愤恨，针对的是那僵化的等级体制，以至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通道彻底封死，至于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人，则几乎没有自由迁徙的可能。

人口过剩、组织膨胀这两股冷酷的势力，以及想控制它们的社会工程师们，一起驱赶着我们走入一个新的中世纪体系，这回魂的幽灵世界或许会比其前身更加合人心意，因为它会充斥《美丽新世界》里提供的种种赏心悦目之物，比如婴儿驯化、睡眠教育、嗑药快感；但是，对于大部分男男女女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奴役。」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群居生活的程度只能算中等，还不是一种彻底群居的物种。这么说吧，人更像狼或者大象，而不是蜜蜂或蚂蚁。最初，人类社会与蜂巢、蚁垤毫无相似之处，它们不过是一些集群。别的不提，文明其实就是指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把原始人的集群转变为类似于这些群居昆虫一样粗糙、呆板的有机共同体。

现在，人口过剩的压力和科技的日新月异，正在加速这一“文明化”的过程。白蚁窝看来是可以在人类中建成的，在某些人眼里，它甚至是令人艳羡的理想文明呢。当然，不用说也知道，这个理想文明事实上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群居昆虫和我们这种不那么热衷群居的、脑容量硕大的哺乳动物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即使后者再竭尽全力模仿前者，也无法弥补这一鸿沟。人类不管多么努力，也无法创建一个社会有机体，他们只能创建一个个组织。如果他们试图创建一个社会有机体，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仅仅是创建一个独裁体制。

《美丽新世界》呈现了一幅想象的、有点粗鄙的社会风俗画，在那个社会里，人类像白蚁一样重建了自己的生活，几乎达到了最大的相似性。而现在，我们正被强迫走向“美丽新世界”，这一趋势甚为明显。不那么明显的是，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拒绝与强迫我们的那些盲目的势力合作。不过，目前这种抵制的欲望并不那么强烈，也没有那么普遍。正如威廉·怀特先生在他那本有名的著作《组织人》里所说的，新的社会伦理体系正取代旧的社会伦理体系，后者认定，个人价值是首位的。但新的社会伦理体系的关键词却是：“自我调节”和“适应”“社会导向的行为”“归属感”“社会技能的获得”“团队精神”“集体生活”“集体忠诚”“群体动力学”“群体思维”和“团队创造力”。它有一个基本假设，社会整体比微观的个体有更大的价值和重要性，个体天生的生物多样性需为单一性的文化让步，集体的权利则远胜十八世纪甚嚣尘上的“人的权利”。根据这一新的社会伦理，基督宣称安息日特为个人制定，实乃大错特错，与之相反，个人是为安息日而存在，故此务必牺牲其遗传特质，假装自己为善于交际的标准个体，而团体活动的组织者则视这样的个人为团队目标的践行典范。

这典范之人显示出了“动态一致性”（何等标致的术语）：对集体高度忠诚，毫不松懈地渴望着贬抑自己，渴望着被接纳。这典范之人亦必有典范的妻子，极其热爱社交，有无穷的适应能力，她不仅深信丈夫应首先忠诚于集体，而且她自己效忠集体时还格外活跃呢。正如弥尔顿评论亚当和夏娃时说的那样：“他只为上帝而存在，她则通过他而臣服于上帝。”只是有一点，这典范之人的妻子与我们的女祖宗相比还是每况愈下的。需知，上帝曾应许夏娃和亚当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青春纵乐”，我以为，上帝也不曾驱逐亚当远离其白皙的配偶，而夏娃，也从不曾拒绝那夫妇之爱的神秘仪式。然而今天，据《哈佛商业评论》的一位作者所言，为达到当代社会伦理提出来的典范要求，男人努力奋斗，而其妻子，“绝不可占据丈夫太多的时间，也不可要求丈夫与其分享太多的乐趣，因为当他一心一意地集中于自己的工作，他的性活动的重要性也必定降到次要的位置”。僧侣宣誓要清贫、服从、贞洁。而今日的典范男人可以发家致富，却一样要宣誓服从（墨索里尼所言不错：“他毫无怨言地服从于权威，凡事皆恭敬等候上级吩咐。”），而为了雇佣他的集体的荣耀，他甚至随时准备好将夫妻白头之恩弃如敝屣。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八四》里，党的成员们被迫服从一种性爱伦理，甚至比清教徒的还要严酷苛刻。《美丽新世界》与之相反，所有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享受性爱。奥威尔的小说描述的是一个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统治者的首要目标自然是为了政权的顺畅而行使权力，其次是确保臣民们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发动了这场持续战争的统治者们需要这种状态。于是，通过消灭性欲，长官们可以使其追随者保持必需的紧张感，同时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满足自己贪婪的权力欲。

而《美丽新世界》描述的世界是一个“万国邦”，战争早已消灭，统治者们的首要目标是不惜代价肃清臣民中的捣乱者。他们做到了，方法（亏他们剔除了其他办法）是允许性自由（通过取消家庭，性自由成为可能），如此一来确保了“新世界”里的人们自觉反对任何破坏性或创造性的情感冲动。

在《一九八四》里，权力欲的满足是通过承受痛苦的方式；而在《美丽新世界》里，却是通过几乎没有任何羞耻感的寻欢作乐的方式。

很明显，在组织膨胀产生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后果之后，当下的社会伦理体系不过是对膨胀的组织的辩护说辞罢了。它可怜巴巴地试图为组织的必然性披上有利的外衣，试图从令人憎恶的数据中提炼出组织的正面价值，因此，它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是极其危险的一套道德体系。需知，不管怎么假设社会整体的价值远高过个体价值，它也绝不可能像蜂群或白蚁群那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机体，它仅仅是一个组织罢了，是社会机器的一分子，本身毫无价值，除非它真的关心个体的生命与自觉。一个组织既无意识也无生命，它的价值仅仅是工具性的、衍生的，它并无好坏之别，只有当它促进了作为团队分子的个人福祉，才能称其是好的组织。

使组织优先于个人，等于使目的服从手段。目的服从手段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清清楚楚地展示过。在二人可憎的统治之下，民众的目的服从了组织的手段，包括一手暴力一手宣传，以及系统性的恐怖和洗脑。在未来更高效的独裁政权中，也许会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少许多的暴力。未来的独裁者治下的臣民，则将毫无痛苦地被一批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工程师所管理。

关于社会管理这门新科学，一位狂热的支持者曾这么写道：“当今这个时代，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就像五十年前技术管理面临的挑战一样。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技术工程师的时代，那么下半叶很可能就是社会工程师的时代。”——我还认为，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世界元首们的时代，科学化的种姓制度的时代，也将是“美丽新世界”的时代。」

「在进化中，为了使人人有别，自然曾克服无穷困难。终于，人类选择杂糅父母的基因以繁衍后代，双方遗传因素合并的方式，可谓千变万化，于是，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每个人本来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却有文明以效率为理由，或借着某些政治的、宗教的、教条的名义，试图让人们变得整齐划一，它们实在是在扭曲人类的生物特性，这岂非暴行？

科学其实就可以定义为不断减少多样性，以达致单一性。它试图忽略任何单一事件的独特性，而聚焦于这些单个事件的共性，乃至提炼出所谓的“定律”，既可自圆其说，亦能有效解释无穷无尽、千差万别的自然现象。例如，苹果从树上落下，月亮在天上运动，自古以来，人类都知道这两种现象，他们一定认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说法：“苹果之为苹果，因其本来就是苹果；月亮之为月亮，因其本来就是月亮。”

到伊萨克·牛顿出世，窥见这两种毫不相干的现象居然有其共性，便生造出一个万有引力的理论，以此单一的理论及其种种说辞，便可解释和处理苹果、天体乃至物理宇宙间一切物体的某种行为特征。

与之类似，艺术家们将外部世界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和万物皆有的独一性融合于他们的想象中，以造型的、文学的、音乐的艺术形式来建构整齐划一的理论系统，以此赋予外部世界和万物以意义。

试图以秩序取代混沌，以和谐取代杂乱，以单一性取代多样性，说来倒是人类才智的天性，是精神的一种原初的、基本的冲动。在科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里的这一现象，我称之为“整合的意志”，它大体上算是有益的。固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整合的意志”也曾制造出某些不成熟的综合性结论；也曾生造出某些荒谬的玄学、神学体系；也曾试图以迂腐的错误概念去解释现实，以卖弄式的象征与抽象解释直接经验产生的数据。

只是不管这些失误多么令人遗憾，它们却至少从不直接造成破坏——虽然也发生过某种糟糕的哲学体系间接造成伤害的情况，但那是当它被利用来为无聊和不人道的行为辩解的时候。

“整合的意志”真正给人类造成危险，是当它出现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时候。将莫测的多样性减少为易理解的单一性原本只是理论，在实践中却走形了，变成取消人格的丰富性而以单一人格代替，取消自由而以奴役代替。于是，在政治领域，独裁体制被认为等同于一种成熟的科学理论或哲学体系；在经济领域，工人完全听从机器指令使企业运转良好，被认为等同于一件完美建构的艺术品。

在“整合的意志”作用之下，原本只是单纯想解决麻烦的人可能成为独裁者，建设干净整洁的市容市貌也能成为独裁的理由。

组织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能提供自由。由一小群自由合作的个体组成的小团队，以其自治精神，可以体现出个体的自由。

但是，即便不可或缺，组织化却也可能是致命的。太多的组织将男男女女变得机械化，压抑创造精神，终至消灭自由的任何可能性。

一如惯例，唯一安全的办法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取中庸之道，这两个极端，一是彻底的放任，一是全面的管制。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科技不间断的进步相应地伴随着组织的发展。复杂的机器生产，需要匹配相应复杂的社会管理，以使工作顺利、高效地开展，就像先进的生产工具一样。为了适应这些组织，人们不得不去除自己的个性，否定原本多样化的人格，使自己顺从于唯一一个标准样板，并竭尽全力成为一个机器人。

同时，组织膨胀与人口过剩相互作用，使去除人性的效果大为增强。譬如，工业企业扩张，就会吸引不断增长的人口中的大部分迁移至大城市，可是，大城市的生活对精神健康却是有害的（据说，在工业区贫民窟那蜂群一般的庞大居民中，精神分裂症的得病率是最高的），而大城市的生活也无助于培育负责任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原本活跃于小型的自治团体中，且是真正民主制度的首要条件。

城市生活其实是隐姓埋名者的生活，似乎也是抽象的生活。人们确实保持相互联系，却不是以独立完整的人格出现，而是作为经济功能的化身出现；当他们不工作的时候，则以寻欢作乐的不负责任的形象出现。

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个人易于感觉孤独、卑微，他们的存在已然不再有任何意义。」

「但是迫使人类走向极权主义的原因，不仅仅是持续增加的人口对资源的压力——这种生物学上盲目的扩张是自由的敌人，还包括因为科技进步而壮大起来的诸多极其强大的力量——我们对此甚至还沾沾自喜呢。

自然，需要补充的是，对这些进步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因它们皆源于人类的天才、勤奋、理智、想象、忘我，一言以蔽之，乃是人类道德与智力优胜的硕果，对此，我们只有敬意。但万物难逃此理：有所得必有所失。取得这些令人崇敬的、惊奇的成就，人类亦必须付出代价。确实如此，可举去年流行的洗衣机为例，人们还在为它付出代价：每一期的分期付款都比前一期要高。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皆有妙文，深切关注因科技的进步，西方人已经付出和即将付出的种种代价。比如，他们指出，在政治力量和经济日益集中的社会里，是基本不能指望民主生根发芽的，但是科技的进步恰恰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当机器大生产越来越高效，机器也就越来越复杂、昂贵，对资源有限的工厂主来说，他们很难采用此种生产方式；此外，机器大生产必须有庞大的物流系统做支撑，而庞大的物流系统运转起来困难重重，只有那些实力最为雄厚的生产商才能顺利解决这些困难。在机器大生产和庞大的物流系统主宰的世界里，小人物们缺乏营运资本，在与大人物们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于是，他们不仅亏本，而且最终会丢掉独立生产者的资格——小鱼终于被大鱼贪婪地吞噬了。

随着小人物们销声匿迹，越来越多的经济力量被越来越少的一群人掌控。其中，在独裁体制下，一个个财团通过推动科技进步和打压小本经营者来日益壮大，其背后的控制者其实就是国家，也就是说，是一小撮党派领袖、他们的跟班、政客以及文职官员在发号施令。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比如在美国，控制财团的人——按赖特·米尔斯教授的说法——就是权力精英。

这些权力精英直接雇佣几百万劳动者，遍布于工厂、写字楼、商店；又通过借贷使更多的人购买商品从而控制他们；再通过控制大众传媒，事实上影响了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从未见过如此之少的人以如此之手段操纵如此之多的人。”如今，我们已然远离当年杰斐逊对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的理想，他以为，真正自由的社会理应由一个个自治的政治单元组成，由下而上自成体系：“由社区的基本共和体制，到郡县的共和体制，到各州的共和体制，直到整个联邦的共和体制，共同组成层级清晰的权力机构。”

可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科技导致政治、经济力量的集中，也导致社会被大财团和大政府所控制。在极权国家中这种控制是无情的，而在民主国家中这种控制尚算得彬彬有礼，人们倒是不知不觉。但是社会永远都是由单个个体组成的，只有当一个社会鼓励个人发展其潜能，并帮助个人过上幸福、富有创造力的生活时，我们才会说这个社会运转良好。

但是近年来的科技进步对个人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一位哲学家兼精神病学家——埃里希·弗罗姆博士给出了如下答案：今日的西方社会，虽然物质、智力、政治皆有所发展，却不断损害人心灵的健康，这一趋势，削弱了个体内在的安全感、幸福感、理性和爱的能力，使人成为机器，这机器因人为的故障，心理疾病日益增多，被工作驱动陷入疯狂，不停掩饰挫败感，还装出所谓的快乐。

“心理疾病日益增多”可以在各种神经官能症中得到体现，这些症状既常见又令人沮丧。但弗罗姆博士说了，“我们千万不要误把精神健康定义成预防精神病症状。症状并非我们的敌人，相反是我们的朋友，症状存在之处，意味着存在冲突，冲突的存在，则意味着生命的力量仍在为其完整和幸福做抗争。”反倒是在那些最正常的人群中隐伏着真正无药可治的精神疾病患者。“许多人看上去很正常，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目前的生存模式，在生命的早期，他们就已失声，放弃抵抗，不愿受苦，也不可能像那些神经过敏者一样发展出精神病症状。”

说他们“正常”，不是从这个词纯粹的本义来谈的，而仅仅是指他们在一个深度变态的社会里是“正常”的，他们能“适应”这个深度变态的社会，这恰恰体现出他们的精神疾病。

这无数“正常”地生活于变态社会的人们，不仅泰然自若——其实，倘若具有真正的人格，他们本不应该“适应”这样的社会——而且还做着“个性自足的迷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去个性化”了，成为一个同一性的人。对环境普遍顺从，使他们渐渐发展为千人一面。但是，“同一性与自由是绝不相容的，同一性与精神健康也是绝不相容的……人之为人，不是要像机器，倘若成了机器化的人，其精神健康的基础也就被破坏殆尽了”。」

在我们这样的专制国家，政治的风云变幻，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

舆论观察：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了不受制约的政治力量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灾难，“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本” 这种论点正在失去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