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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个问题：“谁来把守守卫者？”我们可以延伸来发问，监护我们的人又由谁来监护？或者，管理者又由谁来管理？答案可能很乏味，监护者、管理者根本无需监管。就像在某些社会学博士们口中似乎流行过的一个令人动容的说法，说社会学的博士们绝不会被社会的权力腐蚀。像加拉哈德爵士一样，因为心地纯洁，他们一分的力量有十分的功效，而他们之所以心地纯洁，是因为他们可是社会学家呀，他们可是花过六千个小时学习社会学的呢！

哎，算了吧，高等教育可保证不了高尚的品德，也保证不了较高的政治智慧。除了这些出于伦理和心理原因的担忧，还要加上一种纯科学性的担忧：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理论吗——社会工程师依据此理论进行社会管理，又从这理论中找到种种说辞，为自己操纵民众辩解？

举个例子，埃尔顿·梅奥曾直截了当地说：“人们希望与自己的伙伴不间断地保持工作的联系，这种愿望是人性的彰显——即使不是最强烈的彰显。”但我会说，这句话毫无疑问大错特错。或者有人会具备梅奥描述的这种愿望，但其他人并不一定如此——此愿望其实是气质与遗传的结果。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倘若其理论基础是假设人（不管这个人是谁）“希望与自己的伙伴不间断地保持工作的联系”，那么，对于组织里的男男女女来说，他们就好比被捆绑在了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只有经刀俎之苦，截长补短，他们才能适应这个组织。

再比如，人们用抒情的语言对中世纪的历史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误读，可是当下众多的社会关系学家是何等佩服这样的著作啊！“行会、庄园、乡村里的成员，在其一生中，都受组织保护，得享和平与宁静。”我们很想问问，这些中世纪的人需要保护，那么他们面对的危险是什么？肯定不会是组织里的权势者要残酷欺凌他们吧？

至于所谓的“和平与宁静”？我们只知道在整个中世纪，弥漫的是无数人长久的挫伤、深刻的忧愁、强烈的愤恨，这种愤恨，针对的是那僵化的等级体制，以至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通道彻底封死，至于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人，则几乎没有自由迁徙的可能。

人口过剩、组织膨胀这两股冷酷的势力，以及想控制它们的社会工程师们，一起驱赶着我们走入一个新的中世纪体系，这回魂的幽灵世界或许会比其前身更加合人心意，因为它会充斥《美丽新世界》里提供的种种赏心悦目之物，比如婴儿驯化、睡眠教育、嗑药快感；但是，对于大部分男男女女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奴役。」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群居生活的程度只能算中等，还不是一种彻底群居的物种。这么说吧，人更像狼或者大象，而不是蜜蜂或蚂蚁。最初，人类社会与蜂巢、蚁垤毫无相似之处，它们不过是一些集群。别的不提，文明其实就是指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把原始人的集群转变为类似于这些群居昆虫一样粗糙、呆板的有机共同体。

现在，人口过剩的压力和科技的日新月异，正在加速这一“文明化”的过程。白蚁窝看来是可以在人类中建成的，在某些人眼里，它甚至是令人艳羡的理想文明呢。当然，不用说也知道，这个理想文明事实上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群居昆虫和我们这种不那么热衷群居的、脑容量硕大的哺乳动物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即使后者再竭尽全力模仿前者，也无法弥补这一鸿沟。人类不管多么努力，也无法创建一个社会有机体，他们只能创建一个个组织。如果他们试图创建一个社会有机体，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仅仅是创建一个独裁体制。

《美丽新世界》呈现了一幅想象的、有点粗鄙的社会风俗画，在那个社会里，人类像白蚁一样重建了自己的生活，几乎达到了最大的相似性。而现在，我们正被强迫走向“美丽新世界”，这一趋势甚为明显。不那么明显的是，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拒绝与强迫我们的那些盲目的势力合作。不过，目前这种抵制的欲望并不那么强烈，也没有那么普遍。正如威廉·怀特先生在他那本有名的著作《组织人》里所说的，新的社会伦理体系正取代旧的社会伦理体系，后者认定，个人价值是首位的。但新的社会伦理体系的关键词却是：“自我调节”和“适应”“社会导向的行为”“归属感”“社会技能的获得”“团队精神”“集体生活”“集体忠诚”“群体动力学”“群体思维”和“团队创造力”。它有一个基本假设，社会整体比微观的个体有更大的价值和重要性，个体天生的生物多样性需为单一性的文化让步，集体的权利则远胜十八世纪甚嚣尘上的“人的权利”。根据这一新的社会伦理，基督宣称安息日特为个人制定，实乃大错特错，与之相反，个人是为安息日而存在，故此务必牺牲其遗传特质，假装自己为善于交际的标准个体，而团体活动的组织者则视这样的个人为团队目标的践行典范。

这典范之人显示出了“动态一致性”（何等标致的术语）：对集体高度忠诚，毫不松懈地渴望着贬抑自己，渴望着被接纳。这典范之人亦必有典范的妻子，极其热爱社交，有无穷的适应能力，她不仅深信丈夫应首先忠诚于集体，而且她自己效忠集体时还格外活跃呢。正如弥尔顿评论亚当和夏娃时说的那样：“他只为上帝而存在，她则通过他而臣服于上帝。”只是有一点，这典范之人的妻子与我们的女祖宗相比还是每况愈下的。需知，上帝曾应许夏娃和亚当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青春纵乐”，我以为，上帝也不曾驱逐亚当远离其白皙的配偶，而夏娃，也从不曾拒绝那夫妇之爱的神秘仪式。然而今天，据《哈佛商业评论》的一位作者所言，为达到当代社会伦理提出来的典范要求，男人努力奋斗，而其妻子，“绝不可占据丈夫太多的时间，也不可要求丈夫与其分享太多的乐趣，因为当他一心一意地集中于自己的工作，他的性活动的重要性也必定降到次要的位置”。僧侣宣誓要清贫、服从、贞洁。而今日的典范男人可以发家致富，却一样要宣誓服从（墨索里尼所言不错：“他毫无怨言地服从于权威，凡事皆恭敬等候上级吩咐。”），而为了雇佣他的集体的荣耀，他甚至随时准备好将夫妻白头之恩弃如敝屣。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八四》里，党的成员们被迫服从一种性爱伦理，甚至比清教徒的还要严酷苛刻。《美丽新世界》与之相反，所有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享受性爱。奥威尔的小说描述的是一个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统治者的首要目标自然是为了政权的顺畅而行使权力，其次是确保臣民们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发动了这场持续战争的统治者们需要这种状态。于是，通过消灭性欲，长官们可以使其追随者保持必需的紧张感，同时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满足自己贪婪的权力欲。

而《美丽新世界》描述的世界是一个“万国邦”，战争早已消灭，统治者们的首要目标是不惜代价肃清臣民中的捣乱者。他们做到了，方法（亏他们剔除了其他办法）是允许性自由（通过取消家庭，性自由成为可能），如此一来确保了“新世界”里的人们自觉反对任何破坏性或创造性的情感冲动。

在《一九八四》里，权力欲的满足是通过承受痛苦的方式；而在《美丽新世界》里，却是通过几乎没有任何羞耻感的寻欢作乐的方式。

很明显，在组织膨胀产生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后果之后，当下的社会伦理体系不过是对膨胀的组织的辩护说辞罢了。它可怜巴巴地试图为组织的必然性披上有利的外衣，试图从令人憎恶的数据中提炼出组织的正面价值，因此，它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是极其危险的一套道德体系。需知，不管怎么假设社会整体的价值远高过个体价值，它也绝不可能像蜂群或白蚁群那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机体，它仅仅是一个组织罢了，是社会机器的一分子，本身毫无价值，除非它真的关心个体的生命与自觉。一个组织既无意识也无生命，它的价值仅仅是工具性的、衍生的，它并无好坏之别，只有当它促进了作为团队分子的个人福祉，才能称其是好的组织。

使组织优先于个人，等于使目的服从手段。目的服从手段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清清楚楚地展示过。在二人可憎的统治之下，民众的目的服从了组织的手段，包括一手暴力一手宣传，以及系统性的恐怖和洗脑。在未来更高效的独裁政权中，也许会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少许多的暴力。未来的独裁者治下的臣民，则将毫无痛苦地被一批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工程师所管理。

关于社会管理这门新科学，一位狂热的支持者曾这么写道：“当今这个时代，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就像五十年前技术管理面临的挑战一样。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技术工程师的时代，那么下半叶很可能就是社会工程师的时代。”——我还认为，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世界元首们的时代，科学化的种姓制度的时代，也将是“美丽新世界”的时代。」

「在进化中，为了使人人有别，自然曾克服无穷困难。终于，人类选择杂糅父母的基因以繁衍后代，双方遗传因素合并的方式，可谓千变万化，于是，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每个人本来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却有文明以效率为理由，或借着某些政治的、宗教的、教条的名义，试图让人们变得整齐划一，它们实在是在扭曲人类的生物特性，这岂非暴行？

科学其实就可以定义为不断减少多样性，以达致单一性。它试图忽略任何单一事件的独特性，而聚焦于这些单个事件的共性，乃至提炼出所谓的“定律”，既可自圆其说，亦能有效解释无穷无尽、千差万别的自然现象。例如，苹果从树上落下，月亮在天上运动，自古以来，人类都知道这两种现象，他们一定认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说法：“苹果之为苹果，因其本来就是苹果；月亮之为月亮，因其本来就是月亮。”

到伊萨克·牛顿出世，窥见这两种毫不相干的现象居然有其共性，便生造出一个万有引力的理论，以此单一的理论及其种种说辞，便可解释和处理苹果、天体乃至物理宇宙间一切物体的某种行为特征。

与之类似，艺术家们将外部世界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和万物皆有的独一性融合于他们的想象中，以造型的、文学的、音乐的艺术形式来建构整齐划一的理论系统，以此赋予外部世界和万物以意义。

试图以秩序取代混沌，以和谐取代杂乱，以单一性取代多样性，说来倒是人类才智的天性，是精神的一种原初的、基本的冲动。在科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里的这一现象，我称之为“整合的意志”，它大体上算是有益的。固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整合的意志”也曾制造出某些不成熟的综合性结论；也曾生造出某些荒谬的玄学、神学体系；也曾试图以迂腐的错误概念去解释现实，以卖弄式的象征与抽象解释直接经验产生的数据。

只是不管这些失误多么令人遗憾，它们却至少从不直接造成破坏——虽然也发生过某种糟糕的哲学体系间接造成伤害的情况，但那是当它被利用来为无聊和不人道的行为辩解的时候。

“整合的意志”真正给人类造成危险，是当它出现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时候。将莫测的多样性减少为易理解的单一性原本只是理论，在实践中却走形了，变成取消人格的丰富性而以单一人格代替，取消自由而以奴役代替。于是，在政治领域，独裁体制被认为等同于一种成熟的科学理论或哲学体系；在经济领域，工人完全听从机器指令使企业运转良好，被认为等同于一件完美建构的艺术品。

在“整合的意志”作用之下，原本只是单纯想解决麻烦的人可能成为独裁者，建设干净整洁的市容市貌也能成为独裁的理由。

组织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能提供自由。由一小群自由合作的个体组成的小团队，以其自治精神，可以体现出个体的自由。

但是，即便不可或缺，组织化却也可能是致命的。太多的组织将男男女女变得机械化，压抑创造精神，终至消灭自由的任何可能性。

一如惯例，唯一安全的办法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取中庸之道，这两个极端，一是彻底的放任，一是全面的管制。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科技不间断的进步相应地伴随着组织的发展。复杂的机器生产，需要匹配相应复杂的社会管理，以使工作顺利、高效地开展，就像先进的生产工具一样。为了适应这些组织，人们不得不去除自己的个性，否定原本多样化的人格，使自己顺从于唯一一个标准样板，并竭尽全力成为一个机器人。

同时，组织膨胀与人口过剩相互作用，使去除人性的效果大为增强。譬如，工业企业扩张，就会吸引不断增长的人口中的大部分迁移至大城市，可是，大城市的生活对精神健康却是有害的（据说，在工业区贫民窟那蜂群一般的庞大居民中，精神分裂症的得病率是最高的），而大城市的生活也无助于培育负责任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原本活跃于小型的自治团体中，且是真正民主制度的首要条件。

城市生活其实是隐姓埋名者的生活，似乎也是抽象的生活。人们确实保持相互联系，却不是以独立完整的人格出现，而是作为经济功能的化身出现；当他们不工作的时候，则以寻欢作乐的不负责任的形象出现。

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个人易于感觉孤独、卑微，他们的存在已然不再有任何意义。」

「但是迫使人类走向极权主义的原因，不仅仅是持续增加的人口对资源的压力——这种生物学上盲目的扩张是自由的敌人，还包括因为科技进步而壮大起来的诸多极其强大的力量——我们对此甚至还沾沾自喜呢。

自然，需要补充的是，对这些进步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因它们皆源于人类的天才、勤奋、理智、想象、忘我，一言以蔽之，乃是人类道德与智力优胜的硕果，对此，我们只有敬意。但万物难逃此理：有所得必有所失。取得这些令人崇敬的、惊奇的成就，人类亦必须付出代价。确实如此，可举去年流行的洗衣机为例，人们还在为它付出代价：每一期的分期付款都比前一期要高。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皆有妙文，深切关注因科技的进步，西方人已经付出和即将付出的种种代价。比如，他们指出，在政治力量和经济日益集中的社会里，是基本不能指望民主生根发芽的，但是科技的进步恰恰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当机器大生产越来越高效，机器也就越来越复杂、昂贵，对资源有限的工厂主来说，他们很难采用此种生产方式；此外，机器大生产必须有庞大的物流系统做支撑，而庞大的物流系统运转起来困难重重，只有那些实力最为雄厚的生产商才能顺利解决这些困难。在机器大生产和庞大的物流系统主宰的世界里，小人物们缺乏营运资本，在与大人物们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于是，他们不仅亏本，而且最终会丢掉独立生产者的资格——小鱼终于被大鱼贪婪地吞噬了。

随着小人物们销声匿迹，越来越多的经济力量被越来越少的一群人掌控。其中，在独裁体制下，一个个财团通过推动科技进步和打压小本经营者来日益壮大，其背后的控制者其实就是国家，也就是说，是一小撮党派领袖、他们的跟班、政客以及文职官员在发号施令。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比如在美国，控制财团的人——按赖特·米尔斯教授的说法——就是权力精英。

这些权力精英直接雇佣几百万劳动者，遍布于工厂、写字楼、商店；又通过借贷使更多的人购买商品从而控制他们；再通过控制大众传媒，事实上影响了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从未见过如此之少的人以如此之手段操纵如此之多的人。”如今，我们已然远离当年杰斐逊对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的理想，他以为，真正自由的社会理应由一个个自治的政治单元组成，由下而上自成体系：“由社区的基本共和体制，到郡县的共和体制，到各州的共和体制，直到整个联邦的共和体制，共同组成层级清晰的权力机构。”

可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科技导致政治、经济力量的集中，也导致社会被大财团和大政府所控制。在极权国家中这种控制是无情的，而在民主国家中这种控制尚算得彬彬有礼，人们倒是不知不觉。但是社会永远都是由单个个体组成的，只有当一个社会鼓励个人发展其潜能，并帮助个人过上幸福、富有创造力的生活时，我们才会说这个社会运转良好。

但是近年来的科技进步对个人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一位哲学家兼精神病学家——埃里希·弗罗姆博士给出了如下答案：今日的西方社会，虽然物质、智力、政治皆有所发展，却不断损害人心灵的健康，这一趋势，削弱了个体内在的安全感、幸福感、理性和爱的能力，使人成为机器，这机器因人为的故障，心理疾病日益增多，被工作驱动陷入疯狂，不停掩饰挫败感，还装出所谓的快乐。

“心理疾病日益增多”可以在各种神经官能症中得到体现，这些症状既常见又令人沮丧。但弗罗姆博士说了，“我们千万不要误把精神健康定义成预防精神病症状。症状并非我们的敌人，相反是我们的朋友，症状存在之处，意味着存在冲突，冲突的存在，则意味着生命的力量仍在为其完整和幸福做抗争。”反倒是在那些最正常的人群中隐伏着真正无药可治的精神疾病患者。“许多人看上去很正常，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目前的生存模式，在生命的早期，他们就已失声，放弃抵抗，不愿受苦，也不可能像那些神经过敏者一样发展出精神病症状。”

说他们“正常”，不是从这个词纯粹的本义来谈的，而仅仅是指他们在一个深度变态的社会里是“正常”的，他们能“适应”这个深度变态的社会，这恰恰体现出他们的精神疾病。

这无数“正常”地生活于变态社会的人们，不仅泰然自若——其实，倘若具有真正的人格，他们本不应该“适应”这样的社会——而且还做着“个性自足的迷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去个性化”了，成为一个同一性的人。对环境普遍顺从，使他们渐渐发展为千人一面。但是，“同一性与自由是绝不相容的，同一性与精神健康也是绝不相容的……人之为人，不是要像机器，倘若成了机器化的人，其精神健康的基础也就被破坏殆尽了”。」

在我们这样的专制国家，政治的风云变幻，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

舆论观察：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了不受制约的政治力量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灾难，“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本” 这种论点正在失去市场。

"The anti-elite focus of populist politics should not be misunderstood. Implicit in good populism is a vision of the virtuous elite against which the current incumbents are judged and found wanting. That populism is generally more conceptually pro-elite but practically anti-elite, while bourgeois revolutionaries of the Marxist and Jacobin stripe are more conceptually egalitarian but practically elitist, should not surprise us at all. Genuine populism is rooted in the intuitions and desire for the dignity of working people, whilst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tend to involve the frustrated desires of ousted or marginalised elites and middle-rankers. It’s a subtle but crucial difference. "

每个人的心里，

都隐藏着不同的感情，

表现在脸上，就会时而阴郁，时而喜悦。

——彼特拉克

绝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并不是不知道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下那些可憎可恶的事态。然而,他们却想出种种理由来为之辩解,说那都是由外因所造成的,诸如沙皇专制政体的遗毒,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等等。他们还认为,苏联是以史无前例的努力来建设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缺点。英国作家阿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 此人曾于1932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并且在苏联居留了一年,但在1938年就脱离共产主义运动了。他写出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说明那是一种什么思想状况,使那些共产党人以及那些共产党的同情者得以容忍苏维埃政权残害其人民的大清洗和大饥荒。其文如下：

“我学会了自觉自愿地把事物分为两类：凡属那些使我震驚不已的事,我歸之为‘旧时代的遗留’；凡属那些使我欢欣鼓舞的事,我归之为‘未来新事物的萌芽’。自从在自己头脑里安上这样一个自动分类器,才使得一个西欧人还能于1932年寄寓在俄罗斯,并且仍然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柯斯勒还把参加共产党比做精神上的一次脱胎换骨。他写道：

“谁参加了共产党,若说他是‘见到了光明’,那还不足以形容惟有其本人才感觉到的精神上的愉悦。……拨开云雾见天日,新的光芒从四面八方射来,头脑为之一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就像玩拼板游戏的那些凌乱的板块一样,一经拼起来,立即形成有模有样的东西。现在,对一切问题都找到了答案,过去所为之困惱的疑虑和思想斗争完全冰释……此后再也没有什么难题会擾亂其内心的平静。——他所担心的,就是怕以后这个信仰会幻滅,从而失去这个唯一使其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信心,又回到黑暗中去。”

在北欧诸国以及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没有多大的市场,莫斯科方面只能在自由主义者和“同路人”中找到可以供其使用的盟友。这些自由主义者和“同路人”,绝大部分都是知识份子,他们不必参加共产党,却在为共产党的目标尽心尽力。他们对共产党非常有用,因为他们不是党员,却起到党员所不能起的作用。党员说话,那会被当做是奉党的命令行事,而他们说话,那只是申述其个人的信念。这种同路人的心态,可以拿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为例来说明。在1919年,斯蒂芬斯为苏俄题了一首有名而且常常被引用的赞美诗：“我在苏俄看到了人类的未来,那是多么美好！” 后来查明, 这首诗是他在乘火车从瑞典到莫斯科的旅途中写的,人还没有踏进苏俄的国土呢。接着,当斯蒂芬斯在捷克那风景绮丽的休养胜地卡尔斯巴德(Karlsbad) 度假时,他又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矢忠于俄罗斯,在那里,展现了人类的未来。我坚信,俄罗斯一定会胜利,它将拯救全世界。然而,我却不想生活在俄罗斯。”

典型的同路人,还得推魏伯夫妇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这夫妻二人都是英国备受尊敬的社会主义者,其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始自费边社。起初,魏伯夫妇是敌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但在1932年,他们却突然改变了主张。那一年,魏伯夫妇到苏联旅游了三个星期,在那里受到帝王般的特殊接待。他们对所看到的一切都着了迷,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爱上了俄罗斯”。1935年,魏伯夫妇就根据苏联提供给他们的印刷品,编写并且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著作：——《苏联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后来在1941年的版本中,那个问号被删掉了。)他们把苏联所提供的文件看做和英国的官方文件一样,把每一页都送到苏联驻英大使馆去核实,“看有没有错误”,丝毫没有想到这些文件是苏联为了宣传目的而提供出来的。他们根据这样的文献资料来写书,当然就是胡编乱造,把苏联的生活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魏伯夫妇根据苏联方面的文件,替斯大林开脱罪责,说他不是个独裁者；他们认为,斯大林是按照集体领导的原则来治理苏联的。而且,就他们看来,斯大林的权力还不及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的权力来得大。至于苏联特务统治的恐怖,大饥荒,书报检查制度等等,他们都或者是避而不谈,或者是轻描淡写,或者是将之比做资本主义国家也常有之事。纵然如此,那位费邊社的老友萧伯纳,却把魏伯夫妇这部轻率的、充满虚妄不實之词、几乎长达一千二百页的应时之作,誉为“第一部真正经过科学分析的关于苏联的著作。”

1942年,魏伯太太又出版了一部比较简明的论述苏联的书,《苏联真相》。其中在论述苏联于1936年颁布“宪法”的章节里,她把苏联描绘为世界上最充份、最平等化的民主国家。

魏伯夫妇也真太聪明、太熟悉学术工作的规范了,他们竟不知道他们那些关于苏联的论述是何等地片面,偏狭。不过,他们为什么不能写出一部比较公允平实的书呢？其原因就在于当时人们有一种迫切的心理需求——当时西方文明正面临着危机,似乎就要最后崩溃了,大家心里都在企求能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魏伯夫妇描述苏联,也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位柯斯勒一样,他们在脑海里安上了“自动分类器”,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把所有一切不利于苏联的信息都摈棄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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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序的结果就是许多人内心失去“平衡”及“稳靠感”。因而心身的马达总不能像俾斯麦时代的德国那样开得足。在脱序过甚的社会文化里，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常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之感。人不能仅靠面包活着。人是必须活在表里如一的气氛中的。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蔑视过去的价值系统，并因而对一切价值系统存愤疾的态度。他们自以为步入一个价值的真空地带，不受一切系统的羁绊。他们似乎如释重负。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的！人实在是一种最奇怪的动物。当着他们不能勉力向道德境界升进时，就常会下降到受生物逻辑的作弄。当人的内心什么必须信持的原理原则也没有时，就有一种空茫无寄之感。自信力也就丧失了。他除了胃在蠕动，鼻子在呼吸，脉搏在跳动以外，好像什么也没有了。这时，他就成为街头的流浪者。信步走去，莫知所知。于是，任何人只要摆出一点肯定的态度，他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走，盲目地走。他完全流离失所了。所谓流离失所，并非一定没有房子住，也许他住的是高楼大厦，甚至出入汽车。然而，尽管他的身体在教室里，在办事室里，可是他的心田早已没有生物需要以上的原则，早已没有任何主张，早已无一点信持了。他放弃了自我，听任某甲今天装进什么货色就装什么货色，某乙明天装进什么货色就装什么货色。一切都“满不在乎”。多少知识分子，一忽儿被叫恭维某张，就恭维某张。一忽儿被叫詈骂某张，就詈骂某张。一切都“无所谓”。一切不和谐的动作都引不起剧痛。人，早已工具化了。他已经不是他的他了！这是最彻底的失所。虽然内心空虚，可是只要活着一天生物逻辑却一天不空虚。生物逻辑一天不空虚即一天要宰制他。内部的价值没有了，就追求外部的价值。孔雀要展屏。生物文化驱策着知识分子追求虚荣和面子，不择手段地制造空虚的声威，轻易地把自己的生命和时光换油条吃。规格没有了，风范随着秋风以俱去，体统只有在记忆里去追寻。剩下来的是藉挫折他人以弥补自己的挫折，藉锥痛他人来医治自己的创伤。多奇异的时代啊！罗素说，人是一种残暴的动物。被生物文化层愚弄而脱序的人可能更残暴。戈矛时代盛行身体残暴。知识分子则擅能进行“观念残暴”。冷漠的眼光一扫，就藉虐待以取快。虐待异类不够意思，虐待同类才够味。于是，我们看见今日若干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幅悲剧图。

脱序，导引人们走向非洲的原野！

有许多人轰轰烈烈地活着，有许多人悲壮地死去。在一些角落地，也有许多人无精打采地挨日子。生命对于他们似乎是多余的。但是扔掉可舍不得。扔掉生命，需要比混着活有更大的勇气。一些人感到人生味同嚼蜡。然而，嚼蜡毕竟占有时间，也填充了空虚。所以，嚼蜡虽然没有实际的营养，但有画饼充饥的功效，它给人以象征的满足。于是，嚼蜡成了一种时髦。隔夜的馊饭，阴沟的积水，垃圾箱里的渣滓，都捧出来作经典。在无何有中，一切廉价的代用品出现。低级的刺激比没有刺激有助于驱走心田的疲惫，换来临时的快感。脱序者的生命在灰色中打发过去。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4）

观念人物在一个动荡时代常削弱流行的信仰，批评既存制度的权威，为新的信仰之普及而开路。真正的观念人物视追求真理为一重要的事。照他们看来，上述行动人物的真理观简直荒谬到不能忍受。他们常视理想为第一。人身常置于理想之下，一切为理想，一切努力向理想集中。有些观念人物好争辩，乐于看到不同的思想之冲突。正如霍弗尔所说，他们提出一个主张时，用意在炫耀才华，或希图惊世骇俗。“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般而论，观念人物渴望受到尊重。中国的观念人物，受传统影响，渴望出人头地。当他们得不到这些满足时，不是离异了自己，便是远避了现实。

从上面的陈列看来，真正的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有内在心性上的不调和。当势利抬头时，真理一定远避。就一特定的情况而言，真正的观念人物是对付不了行动人物的。由于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传承脱节，与社会及家庭脱节，与经济来源脱节，再加上因与行动人物脱节而与权位脱节，于是变成脱节人。脱节人最易陷于脱序（Anomie）的空虚之中。

脱序是伦范互相冲突造成的一种社会情况。在这种情况里，个人同时要适应两种互不相容的伦范。例如，“为公”是一种伦范，“为家”也是一种伦范。在有的情形之下，这两种伦范要实行起来会互相冲突。这种冲突到了某种程度，会使身当其冲者不知如何是好。这类冲突多了，就发生脱序的结果。在外来文化价值和主位文化价值冲突时，在社会文化激变时，在相当长期的混乱时，最易产生脱序的现象。脱序人在权威面前丧失了自己，又常为极廉价的自我拍卖者。在学校里教的是一套，进入社会行的是另一套，乃脱序之一源。在学校里教的是重理想、进步、正义，要规规矩矩，是就是、非就非。进入社会行的，必得是重现实，要懂得怎样“混”，要圆圆滑滑，势势利利，要明白是就是非，非就是是，要能对许多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两个价值系统背道而驰，使刚出学校的青年不易适应，甚至终于锐气消磨。积累所及，会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所谓“阳奉阴违”也是脱序的一个报告目录。权威方面所说的话，所作的要求是一套。这一套不能实行，或不合执行者的利益；但是，又不能正面公开批评或反对。因为，根据过去的实际经验，批评或反对都有灾殃。这两个价值系统冲突。于是，分别办理：“表面敷衍”的是一套；骨子里实行的是另一套。

在一个权威主义的气氛浓厚而许多倡导又极不切合实际的社会文化里，一定会出现这类脱序现象。而且，由权威所发动的极不切合实际的倡导愈多，则脱序的现象也愈多。于是，许许多多本应可以用来做有益贡献的时间和精力悉浪费在应付权威倡导之中。这也就是说，于这样的社会文化里，在一方面权威的倡导势在必行，可是在另一方面代办又不能不巧为应付。这样一来，社会文化中许许多多分子的许许多多努力都在这两个不相容的价值系统的冲突里抵消了。社会文化中重要的价值系统因互相冲突而彼此抵消，结果之一就是脱序。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3）